這一本小書里的，是從本年1月底起至5月中旬為止的寄給《申報》上的《自由談》的雜感。

我到上海以后， 日報是看的， 卻從來沒有投過稿， 也沒有想到過， 并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 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么時候開始有了 《自由談》，《自由談》里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郁達夫先生，他告訴我說， 《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從法國回來， 人地生疏， 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于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 我一向很回避創造社里的人物。這也不只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 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 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后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 有的也化為奸細， 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于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 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于“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 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 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為了忙于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里，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談》里看見一篇文章， 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 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 因為我向來的意見， 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 改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里的第一篇《崇實》;又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 “何家干”， 有時也用“干”或“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 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 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 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 而后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 于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 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 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 以為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 無端侮辱， 于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 原也泛無實指， 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制死命的方法， 是不論文章的是非， 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 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 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憤的病人， 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種戰術，是陳源教授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 事隔10年， 大家早經忘卻了，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發于前， 周木齋先生揭露于后，都是做著關于作者本身的文章， 或則牽連而至于左翼文學者。此外為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 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 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么關系。但另有幾篇，是因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并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5月初， 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里， 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是為序。

1933年7月19夜，于上海寓廬，魯迅記。

(《魯迅全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賞析 《偽自由書》初版于1933年10月。收魯迅1933年1月至5月中旬，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發表的雜文共43篇。

《前記》寫于1933年7月19日。本文首先介紹了自己給《自由談》投稿的兩方面原因。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這顯然是指郁達夫的托咐;同時也為黎烈文因忙于編務，無暇照料妻子，使她產育時獨自死于醫院的忘我、忘家的工作精神所感動。另一原因則是“給寂寞者以吶喊”，這才是最本質的。“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后， 《申報》 (1872年創辦于上海，1912年后由史量才經營)負責人為適應人民群眾抗日要求，1932年底任用留學法國歸來的黎烈文，擔任其副刊《自由談》主編。黎不負所托，銳意改革，上任后偏重發表針砭現實的雜文、短評。利用《自由談》這個園地， 為抗戰吶喊，這是魯迅的初衷。然而，在白色恐怖嚴重，文網森嚴的當時，言論當然不可能真正自由。正如魯迅所言，“‘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這便是書名冠以“偽”字的原因。

圍繞“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這一中心，從內容和藝術的某一方面， 由近及遠，對《偽自由書》及以往所作雜文進行概括介紹，是本文的重點。

從“論時事不留面子”方面來看，魯迅說《偽自由書》“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感觸，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如果說個人感觸主要源于當時社會生活及文化界不良現象，那么時事的刺激則是源于日本侵略的步步加緊和當局賣國殃民的反動政策。當然后者是因，是最主要的。那么當時“時事”是怎樣的呢?1931年“九一八”事變， 中國丟了東北三省;幾個月后“一·二八”事變，上海及蘇州昆山一帶成為“非武裝區”， 中國無權駐軍， 日本則可駐“若干”軍隊(見《淞滬協定》);1933年1月， 日軍攻占山海關，3月熱河省淪入敵手，平津危在旦夕，華北告急。然而，國民黨當局卻置國家、民族危亡于不顧，在“攘外必先安內”口號之下，于1933年2月動用幾十萬兵力， 向江西紅軍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圍剿”。與此相配合，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組織文化特務進行的文化“圍剿”也更加慘酷。因此，魯迅利用《自由談》這個園地，發表了大量的時事短評，對日軍侵略和當局賣國政策進行抨擊。在《賭咒》一文中指出他們“抗日”誓言： “誓死殺敵，誓死抵抗”如同賭咒，是亦盜亦娼的江湖騙術;在《戰略關系》里，揭露他們在日本侵略者進攻面前，以“戰略關系”、“誘敵深入”為借口，出賣國家領土和主權; 《文章與題目》、《天上地下》、《中國人的生命圈》則揭露了國內反動派與侵略者勾結屠殺人民的罪行。指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實質不過是“安內而不必攘外”，說得更直截一點便是“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了。集中對“民族主義”文學家，對向日本侵略者獻上征服中華民族“攻心”術的名公等，也進行了辛辣、無情的嘲諷。這些文章論點精當不移，切中要害，毫不留情地撕下了國民黨當局及御用文人的偽裝，盡現其本質。真可謂“論時事不留面子”。同時， “論時事不留面子”，也是魯迅對自己自此以往所作雜文一方面特色的總結。他從1918年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時候起至今，從未間斷過雜文寫作。不僅數量大，而且內容豐富而廣博。包含了對舊社會、舊文明和復古勢力的批判，對封建性反動政權及政策的猛烈抨擊，對侵略者的揭露，對社會病態心理和國民性弱點的暴露針砭，對文化、文學戰線上錯誤傾向的批評等等。可以說“每一篇都是猛烈的抗爭和鋒利的襲擊：具體，深刻，而又緊扣現實”。(唐弢：《魯迅雜文的藝術特征》)因為魯迅認為雜文這種文學形式應是時代“應感的神經”， “攻守的手足”。他一向是把雜文當成攻擊“時弊”的武器來使用的。他說，雜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與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這就使他的雜文呈現出與現實緊密結合的批判性、戰斗性的思想特色。因此， “論時事不留面子”，正概括了他雜文的基本精神，顯示出他對敵人毫不妥協的戰斗立場和鯁直的性格。

“砭錮弊常取類型”則是魯迅對自己十幾年來雜文創作藝術的一方面成就的高度概括。魯迅雜文藝術成就最突出的是邏輯性和形象性的緊密結合。而在雜文中創造了類型化的形象，則是他雜文形象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如脖子上掛著鈴鐺作為知識階級徽章，領著群羊走向屠場的山羊;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公平之狀可掬的叭兒狗;吸人的血，還要預先哼哼發一通議論的蚊子等等。這類形象概括了社會上某一類人群的某種普遍性特征，用比喻、象征、白描等手法創造出來，往往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正如魯迅所言，類型者，“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 “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正說明了類型形象的典型力量。魯迅在雜文中創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里的各種類型化形象，是魯迅雜文重大的藝術貢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