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洵《項籍》原文|注釋|賞析
蘇洵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 曹操有取天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 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后,乃克有濟。
嗚呼! 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于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于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關。籍于此時,若急引軍趨秦,用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如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 故曰: 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
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于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
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于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余壁躡其后,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于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
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后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成敗興亡,一直是愛國知識分子所關心的問題。宋代國勢衰微,外屈于遼、夏,內耽于逸樂,不圖進取。對此,封建士大夫階層中的愛國知識分子頗有一種危機感,發而為議論,往往帶有鮮明的憂國憂民色彩。蘇洵是北宋的議論家,在《權書》的序言中明確地說過,他的議論是“不得已于言”,對國事憂之于心而不得不言之于外。《項籍》是《權書》中的一篇論文,針砭北宋時弊,充滿了對國家前途的憂思。
本來對項籍的評價,前人早有定論。司馬遷在贊揚“政由羽出”的功績時,就指出項羽失敗的原因是“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即逞個人私欲而不以往古有成就的帝王為師。蘇洵卻不拾前人余唾,獨具慧眼地從戰略角度指出項籍的敗因。
文章之始,即從戰略角度立論。劈頭提出“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這里的“慮”,通俗點說,就是戰略考慮或謀略。接著,以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量而無才去烘托,以“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作一個小結。這就突出了取天下,治天下的“才、慮、量”三者的重要性。借古鑒今,蘇洵是針對宋王朝的現實有感而發的。在歷史上統一的王朝中,宋代國勢最弱。由于統治者缺乏雄才大略,唯圖茍安,國不富、兵不強。從宋太宗興國四年對遼的高梁河之役開始,直至北宋滅亡,對外作戰,連連敗績,喪師失地,一直靠求和、割地、納幣、送物,以求保存自己。對內則徭役、賦稅沉重,冗兵、冗官、冗費開支巨大,階級矛盾激化。積貧積弱,至神宗時已到了不得不變法的地步。封建社會是人治社會,權歸于最高統治者,國家的強弱,系于統治者是否英明。蘇洵希望出現一個“才、慮、量”兼備的君主,但事實使他失望。憂之于心而言之于外,《項籍》表達了作者的憂思,蘊含著愛國主義的感情。
《項籍》一文的論點是: 項籍無戰略考慮,故敗; 論據是鉅鹿之戰。作者抓住鉅鹿之戰進行剖析,指出項籍進行鉅鹿之戰是戰略上的大錯誤,“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不過是與秦將作毫無意義的拚命。由于戰略錯誤,必然導致后來的垓下之敗。項籍應置救趙于不顧,揮兵入關,占領關中,如此,章邯必棄趙救秦,那時逆而擊之,既敗秦兵又可遏阻劉邦先期入秦。再利用關中的戰略優勢,就可以直取天下。不這樣做,就是沒有戰略眼光,必敗。文章至此,已論證了項籍之敗因,但作者沒有到此為止,又以戰略要地關中為論述對象,推論“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守什么呢?守戰略要地。以戰略要地為根據地,然后才能進可攻、退可守,反之,把自已擺在一個狹隘、閉塞的環境里,必然會導致失敗。因此,要敢于開拓,不要拒戶而守就成為這篇文章的結論。這結論很精彩,一是拒戶而守是無才、無慮、無量的表現,二是拒戶而守的宋王朝必敗,三是其批判鋒芒已針砭到以小農經濟為基點的保守落后的民族痼疾。
嚴格地說,《項籍》這篇論文,其論點、論據也并非無懈可擊。如以才、慮、量立論,這三者的概念易流于空泛而不確定; 以成敗論英雄,不能不說是邏輯推理和論證上的缺陷。然而,瑕不掩瑜,它立意新穎,氣勢雄渾,藝術性強,確是一篇好文章。這篇文章蘇洵鮮明地表現出自已的新探求、新見解。其一是以戰略的觀點去評價項籍,其二是以鉅鹿之戰去論證項籍戰略錯誤,其三是對劉備、諸葛亮以蜀為根據地持否定態度,均發前人之所未見,使人讀后,思路頓開。文章寫得很開闊。本來,從戰略角度去觀察、剖析歷史事件,視點高,視野自然也就比就事論事要開闊得多,再加寫得環環緊扣、波瀾迭出,全篇以“取天下”為文眼,把才、慮、量納入其范圍。先從反面入手,點出無取天下的才、慮、量,終身無成,再從正面論述才、慮、量的具體表現。要目光遠大,有所棄才能有所得,“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后,乃克有濟”,確立了先縱后收,才能成功的辯證觀點。接著轉入論證,仍以取天下去統領全局。由于作者抓住了戰略觀點,形成高層建瓴之勢,全篇或正或反,或開或合,寫得恢宏開闊,充分發揮了議論散文的特點。作者的寫作手法上也表現了高超的技藝: 首先是烘托、排比手法的運用。文章一開頭就用三個排比句,前一個是立論,后兩個是烘托。排比加強了氣勢,而用曹操、劉備去烘托,使內容更為深厚可信。隨后,以“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突然來一個收煞,使行文波瀾起伏,曲盡其妙。然后,再宕開筆去寫才、慮、量的具體表現。二是語言鏗鏘有力。節奏分明,變化多端。如第一段最后一句,一連用了六個“不”字。“不取”“不攻”“不就”“不避”“不怒”“不喜”,六個動詞,各下相同,各表其意,大大增強了文章的藝術效果。三是設問辯駁。本文有兩處設問辯駁,都相當精彩。一問是“籍必能人秦乎?”再問“秦可入矣,如救趙何?”這兩問皆對鉅鹿之戰的否定而發,而鉅鹿之戰則是項籍缺乏戰略眼光,導致失敗的誘因。設問的運用,打破了文章平鋪直敘的格式,而后面的答辯,更顯出從容不迫、恣逸豪放的氣勢。四是援古證今,舉例恰當。如舉田忌圍魏救趙的古例,說明項籍入秦也必能救趙。最后一段富人與小丈夫的例子,含意則更深遠。進取者成、保守者敗,已昭示出興亡的規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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