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1939年英國Routledge書局出版我所寫Peasant Life inChina一書的中譯本，原書扉頁有《江村經濟》中文書名，今譯本即沿用此名。這書的翻譯工作原應由我自己動筆，但在該書有條件翻譯時，我一直忙于其它事務，無暇及此。今由戴可景同志譯出，無任感激。應譯者要求，我在書前說一說這書寫作和翻譯的經過。

這本書的寫成可說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結果，而是由于一聯串的客觀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話要從1935年我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時說起。我畢業后由該校社會學及人類學系推薦，取得該校公費留學資格。按慣例應于該年暑假出國，但出于指導我研究工作的導師史祿國教授的主張，在出國前應到少數民族地區實地調查一年， 因偕前妻王同惠赴廣西大瑤山。該年冬，在瑤山里迷路失事，妻亡我傷。經醫治后，我于翌年暑期返鄉休息，準備出國。在此期間，我接受家姊費達生的建議，去吳江縣廟港鄉開弦弓村參觀訪問，她在該村幫助農民建立的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我被這個合作社所吸引，在該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在出國前夕才離開該村。這次調查并不是有計劃的，是出于受到了當時社會新事物的啟迪而產生的自發行動。

我去英國，乘坐一艘意大利的郵輪“白公爵”，從上海到威尼斯航程要兩個多星期。我在船上無事，趁我記憶猶新，把開弦弓調查的資料整理成篇，并為該村提了個學名叫“江村”。到了英國，進入倫敦經濟學院人類學系。最初見到該系Reader， Raymond Firth博士，他負責指導我選擇論文題目。我原來打算以“花籃瑤社會組織”作底子編寫論文。隨后我談到曾在江村進行過調查，他看了我已經整理出來的材料， 主張編寫“江村經濟”這篇論文。不久該系教授B·Malinowski從美國講學返英， 我向他匯報了江村調查經過和內容， 他決定直接指導我編寫這篇論文的工作。該論文中主要的幾章都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天的人類學”討論班上宣讀、討論、修改、重寫過的。1938年春季，我申請論文答辯， 通過后， 由倫敦大學授予我博士學位。博士證明書上所標明的論文題目是： “開弦弓， 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

論文通過的那天晚上， 由導師Malinowski把這篇論文介紹給Routledge書局出版。書局編輯閱后建議書名改為《中國農民的生活》。我看過該書清樣后， 離英返國， 已是1938年的初秋。我記得，由于在輪船上得到廣州淪陷的信息，所以臨時決定在西貢登陸， 直奔云南、昆明。到了云南， 不久就開始我的內地農村調查。

該書是1939年出版的， 其時歐洲已發生戰事。全球戰亂連年，我已把這書置之腦后。我仿佛記得直到戰后我回到清華園， 才接到書店寄給我的這本書。當時屆解放前夕，時局緊張，我哪里有閑情來想到翻譯此書。解放后，我參加民族調查工作，此書的譯事提不到日程上來。1956年英倫老同學W.R.Geddes博士，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教授，參加該國文化代表團訪華，得到周恩來總理的同意，訪問了江村。他引起了我重訪江村的興趣。翌年成行，在調查工作進行過程中，有事返京，適逢反右斗爭。在《新觀察》發表的《重訪江村》連載報告尚未結束，我已遭殃及，被錯劃右派。在被批判中，即使這本書并未譯成中文發行，它還是作為一項“流毒深遠”的“罪證”。

文革后期，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有西方學者來華訪問，從他們的口上，我才知道，該書已重印了三次。在許多大學的人類學課程中把它列為必讀參考書。還有不少現已成名的人類學者告訴我，這本書啟發了他們研究人類學和研究中國社會的興趣。我當時不免擔心，深恐其“流毒”太廣，增加我的“罪行”。這種歷史條件排除了翻譯該書的可能性。

這一頁歷史終于翻過去了。1981年我得到老師Raymond Firth的來信，他告訴我：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將在1981年授我赫胥黎獎章。這是這門學科中最高的榮譽。他并說《中國農民的生活》又重印發行，建議我在接受獎章時要宣讀的論文，最好是敘述江村在40多年中的變化。我因此又到江村進行了短期的訪問，寫了《三訪江村》這篇文章。

從倫敦回國，我又回江村繼續我的農村調查。1982年就從江村作為起點“更上一層樓”開始研究作為農村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小城鎮。從吳江縣各鎮入手，逐步擴大研究范圍， 包括蘇州、無錫、常州、南通4個市。1984年又擴大到蘇北及南京、鎮江兩市。小城鎮的研究，從我個人來說是江村研究的繼續。在這段工作中，我已感到有需要把《江村經濟》翻譯出來給一起調查的同仁們作參考之用，而且江蘇人民出版社已約定出版這個譯本。但是我自己這幾年恢復了學術活動，任務較重， 實在抽不出時間和精力來做這項翻譯工作。所以只能委托戴可景同志代勞。她在1984年就已經完成譯稿， 又請潘乃穆同志校閱過一遍。她把譯稿交給了我，擱在我書架上，一擱幾乎有一年。我應該對譯者表示歉意。

屈指一算， 離我最初在江村調查時， 明年是整整半個世紀了。我自幸在今生能看到這項偶然形成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國際上的承認， 又在國內恢復了名譽。另一方面，經過這將近50年的閱歷， 自己對這本早年的著作，總覺得有許多不能愜意之處。作為我個人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腳印， 自當珍惜;作為國家社會歷史的一些歷史記錄， 固然也有它存在的價值;但是我既然還活著，而且尚能工作， 自覺有責任再把江村在這半個世紀里的變化寫下來，作這本書的續編，并當盡力把這段時期自身的長進來補足早年的不足。因而， 我決定和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合作進行為期兩年的江村再調查，編寫一本《江村五十年》。在準備這項研究計劃時，我才擠出時間，把譯稿重讀了一遍，做了些必要的修正后， 交付出版。至于它的續編在兩年之后是否能出世， 目前還是難于預知之事，但是我自己是有決心去完成這個自己給自己規定的任務。

以上是本書中譯本誕生的經過，就以此作為前言， 寫在譯本的前面。

1985年4月15日

(《江村經濟》 (中國長江流域農村生活的實地調查)，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賞析 “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和社會問題的學科，但也有以關于研究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關于研究社會團體生活、關于研究人的共同社會生活、關于研究社會關系或關于研究社會行為的學科等作為社會學的定義的。它的研究領域，涉及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一般認為，住宅問題、人口問題、家庭問題、就業問題、犯罪問題等，都是社會學需要研究的課題，而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社會功能、社會變遷、社會解體等的研究，則是西方社會學的重要內容。社會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進行社會調查。一般認為，19世紀上半葉法國哲學家孔德是社會學的創始人。本世紀初，社會學開始傳入中國。1930年，中國社會學學會在上海成立。費孝通屬于30年代嶄露頭角的后起之秀。他在當時進行農村社會調查的基礎上，提出過農村建設和農業發展的建議，并一向主張社會學要為社會特別是農村改革和其他經濟發展服務。1979年又與雷潔瓊等領導了社會學在中國的重建工作。他對中國社會的研究受到國際社會學界的重視， 曾多次給予他各種獎勵。1980年美國丹佛國際應用人類學授予馬林諾斯基名譽獎;1981年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赫胥黎獎章;1982年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授予榮譽院士稱號;1988年獲美國大英百科全書獎。

這篇《著者前言》表面上看，只是談了《江村經濟》一書寫作、出版和翻譯，但由于這項工作的跨度長達半個世紀，實際上它也就反映記錄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中外文化的撞擊和融合，以及社會學的重生。其中有幾點尤其值得重視：一是費孝通關于江村調查的著作歷經半個世紀的時間考驗， 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學的權威論著和人類社會學的傳世之作。二是反映了“左”的思想對社會學研究工作造成的干擾和危害。《江村調查》一書于30年代末在英國出版，而其中譯本在1986年才得以問世，這個事實著實發人深思。1951年，在“社會學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偽科學，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社會學”的指導方針下，一些高校的社會學系被分為勞動系和民族系，經過院系調整，社會學系停辦后名實俱亡。《著者前言》提到： “這本書并未譯成中文發行，它還是作為一項‘流毒深遠’的‘罪證’。”這種愚昧荒唐的做法，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三是改革開放的英明決策，不僅使中國社會(包括廣大農村)產生萬象更新的面貌，而且給社會學的研究工作帶來勃勃生機。不僅《江村調查》中譯本得以出版，而且社會學系在不少高校中得以恢復或者創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