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千里同志撰寫的《七人之獄》一書出版于1937年。這本書忠實地記述了30年代中國人民和蔣介石反動派的一場斗爭。這場斗爭的中心問題是抗日救國還是繼續內戰。喪心病狂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在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罪惡的“九·一八”事變以后，仍然媚敵茍安， 置全國人民的生死于不顧， 蒙受深重國恥， 而以其全力撲向要求抗日的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蔣介石的這些倒行逆施，代表著反動的封建地主、帝國主義買辦和官僚資本的階級利益， 而與廣大的中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的政治利益相沖突。廣大的中國人民和蔣介石集團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救國會運動和“七君子”事件， 只不過是這個矛盾斗爭的一個側面罷了。千里同志這本書所記述的，就是這一事件的始末。三聯書店準備把它再版，我認為是很有意義的。七人之獄雖然只是一個歷史插曲， 但它所反映的卻是那個時代千百萬中國人的心聲， 七人被捕， 引起千萬人的憤怒與不平。宋慶齡同志發起的愛國入獄運動就是這一事件的發展，它進一步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猙獰面目，也進一步激起了中國人民奮起自救的義憤。更多的群眾參加到愛國救亡的行列中來，從而把愛國救亡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這個歷史事件， 曾經震動過那個時代， 卷起一個很高的浪頭。對它，人們是不會忘記的。近半個世紀以來， 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卻仍然是一樁需要繼續努力的事業。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由于民族地位的提高而愈加熾熱了。

我是七人之獄中的當事人之一， 在我們七個人中，除我以外， 其余都已物故。使我特別懷念的是沈鈞儒先生。沈老是我們在獄內的家長。家長這個詞現在有貶義，意為專斷而缺乏民主，所謂“家長作風”就是這個意思。但在當時， 當我們尊敬地把沈老叫做家長時，卻是另一個意思，其內容是把我們團結成像一個家庭一樣，沈老是我們這個戰斗集體的領導人，所以稱作“家長”。

鄒韜奮是一個勤奮的人。他在七人中離開我們最早，是艱苦的戰斗生活和辛勤的腦力勞動，過早地奪去了他的年輕的生命。韜奮的全部生活都和他的事業結合在一起，而他的事業又和整個革命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他創辦的《生活周刊》、《全民抗戰》等刊物，得到廣大讀者的愛戴決不是偶然的。他熱愛自己的事業， 為了搶救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的生活書店，他東奔西走， 焦頭爛額，但反動派終于對生活書店下了毒手。在那艱難的日子里，他的生命煥發出最大的能量。反動派的壓迫使他認識了中國革命的最高真理：只有共產黨能夠救中國。他找到了自己的政治歸宿， 其入黨要求在他身后得到了追認。

李公樸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他最善于聯系群眾，也聯系群眾最多。許多愛國青年都和他往還親密。大后方的許多群眾性集會與活動，他不僅參加了， 而且有些就是由他負責組織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舊政協閉幕以后于重慶舉行的慶祝政協成功大會， 那是1946年2月10日，大會的地點在重慶市內的校場口廣場。國民黨反動派為了破壞舊政協， 出動大批特務和打手，搗亂了會場， 公樸身負重傷。但他仍然堅持戰斗， 成為國民黨特務的眼中釘， 終于在1946年7月被特務暗殺于昆明。公樸的死是為爭取民主而光榮犧牲的， 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

章乃器、王造時兩位，也是當時的救國會領導人，他們無論在愛國救亡運動中， 還是在抗日民主斗爭中，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兩位在解放以后的一場反右派斗爭中，被錯劃了， 后來得到改正。我和乃器是很熟悉的。他很能寫文章，救國會早期有不少文件就是由他起草的。他還經營過工商業， 團結了一些民族工商業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關系，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我們幾乎沒有見過面。我對他深切懷念。

千里本人和沈老一樣， 以律師為業， 和我算是同行。但這一回，我們自己卻成了當事人。千里常寫文章， 富于文采，這本小冊子就生動地記述了我們七人從被捕到獄中斗爭， 到被釋放的經過， 可見其文采之一斑。

據三聯書店的編輯同志告訴我， 千里這本書的重印，是出于他本人的提議，并且還打算親寫一篇序文。遺憾的是他的計劃未能實現，病魔就奪去了他的生命。他的工作只好改由我來完成了。對此，我感到莫大的悲痛。

千里這本書，還附有一些圖片，這些圖片，現在看來，是很珍貴的了。當時，我自己也珍藏過幾幅， 可惜散落了不少。其中有一幅，是在敵人通緝令下照的， 照這么一張照片， 目的只在嘲弄敵人， 因為他們不得人心， 在群眾中是孤立的。有人說，我那張照片是在解放前夕照的，不是事實。解放前夕，敵人到處搜捕我們，卻并沒有發什么通緝令，經過8年抗戰，蔣介石反動派的內政也日益腐化，早就把法律形式置之不顧，特務橫行，無法無天，蔣管區成了黑暗世界，人民的自由沒有任何保障，特務抓人，何須什么通緝令呢?

此書重印本付印的時刻，適值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舉國正在為之歡騰。我以中國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得以光榮地列席這次大會，深感欣幸。這次大會是一次繼往開來的大會，大會總結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轉折， 為進一步肅清“四人幫”的消極影響，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而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我懷著極大的興奮，歡呼這次會議的巨大成就，我要和同志們一道，為堅決貫徹執行這次大會的各項決議而竭盡自己的努力。手捧《七人之獄》這本小書， 回憶半個世紀以前的情景，對照今天的形勢， 感愴滿懷，豪興涌起。山河大好，時勢更新，祖國中興，前程似錦， 書不勝情，紓懷而已。是為序。

1982年10月

(《七人之獄》， 三聯書店， 1984年2月版。)

賞析 《七人之獄》把我們帶入了中華民族遭受日寇踐踏的年代。當時民族危亡的形勢迫于眉睫，一切有民族正義感的人都希望拋棄昔仇宿怨，彼此聯合起來抵御外侮，挽救垂危的國家民族。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會聯合會在上海成立，7月31日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發表了《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中共中央發表了《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抗日。抗日呼聲一浪高過一浪。這時，喪心病狂的國民黨， 卻置全國人民的生死于不顧，逮捕了為抗日奔走呼號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李公樸、鄒韜奮、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時，七人被拘押243天，在全國民眾的憤怒譴責聲中，1937年7月31日同時被釋放，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七君子”案。

《七人之獄》是沙千里1937年3月22日在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被拘押時利用空隙時間寫成的。當時“七君子”在獄中讀柏克曼《獄中記》，沙千里受此啟發，決定記錄救國會“七君子”事件的事實真相，并以律師的眼光揭露國民黨在審理案件中的種種法律問題，以正視聽。

《七人之獄》在解放前曾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深受讀者歡迎。1984年2月生活、讀書、知識三聯書店再版此書時，本書作者也計劃自己寫序。不幸病魔奪走了他的生命，只好請“七君子”惟一健在的史良來寫。

史良的序言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她回顧了那個風雨如晦、寒凝大地的時代。她以一位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告訴我們：《七人之獄》“忠實地記述了30年代中國人民和蔣介石反動派的一場斗爭”，她認為“救國會運動和‘七君子’事件，只不過是這個矛盾斗爭的一個側面罷了”。在序言中簡單地介紹了其他幾個人的簡歷，稱頌了深有長者之風的、大家的“家長”沈鈞儒，為人民大眾勤奮工作的鄒韜奮，為爭取民主不知疲倦、堅持戰斗的李公樸，為愛國救亡運動做了大量工作的章乃器、王造時等。他們是中華民族抗日的先鋒，是民族的精英。他們沒有罪!“七君子”被捕，引起千萬人的憤怒不平，宋慶齡發起愛國入獄運動，后來有更多的群眾參加到了愛國救亡的行列中來，從而把愛國救亡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斑@個歷史事件，曾經震動過那個時代，卷起一個很高的浪頭。對它，人們是不會忘記的?！彼貏e強調說： “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由于民族地位的提高而愈加熾熱了。”

序言雖然不算長，但信息量很大，文筆極為簡潔明了。這些記憶中的歷史，今天也許還沒有更多的人感到它的可貴，再過幾十年，人們或許會對這些材料視如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