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羽《茶經》家書一卷①,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 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自七之事②其下亡, 乃合三書以成之, 錄為二卷,藏于家。
夫茶之著書, 自羽始;其用于世, 亦自羽始, 羽誠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③,外及戎夷、蠻狄④。賓祀燕享⑤, 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 又有功于人者也, 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 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 猶其粗也。夫茶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 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共有得者乎?昔先王因人而教, 因欲而治, 凡有益于人者, 皆不廢也。世人之說, 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⑥, 不如群天下而居也。史稱, 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為賓主, 又著論以毀之⑦。夫藝者, 君子有之, 德成而后及,所以同于民也。不務本而趨末, 故藝成而下也, 學者慎之。
(“四部備要”本《后山集》)
注釋 ①陸羽——唐人,字鴻漸,名疾,字季疵, 號桑苧翁、竟陵子、東岡子,復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精于茶道,著有我國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茶經》,唐陸羽撰,分三卷十節。我國最早的茶書。②七之事——《茶經》下卷第三節名為“七之事”,敘述有關茶的故事。③邑里——鄉里。④戎夷、蠻狄——戎、夷,古民族名,蠻、狄,舊時對南方和北方少數民族的蔑稱。⑤賓祀——祭祀。燕享,亦作宴饗、宴享, 古代帝王飲宴群臣。⑥“此乃”二句——是說這是一種迂腐陳舊、教條保守的論調。執方,按常規辦事。枯槁,枯絕,無生命力。自守,執意堅守操行。⑦“史稱”三句——《新唐書·陸羽傳》:“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
賞析 為人作書序,若只是就事論事,就書論書, 為作序而作序,流于一般的頌揚捧場,便淺近乏味。陳師道此序褒獎陸羽,推許《茶經》,但他又由茶藝推而廣之,論及藝術與道德的關系, 自然不同于浮泛之論。
陳師道認為,道德是藝術的根本,沒有道德作根基的藝術談不上“用于世”,“同于民”,只是低下的技藝而已,他警戒學者要使藝成,先要修德,切勿舍本而逐末。陸羽所創的茶藝就是道德與技藝的完美結合。
陸羽以其《茶經》被譽為“茶圣”。從現存史料看,陸羽是一位人品高潔、學識廣博的藝術家。他為人重義講信,不慕權貴。《新唐書·陸羽傳》載:“(羽)聞人善,若在己,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孟郊曾作詩贊云:“乃知高潔情,擺落區中緣。”正是由于陸羽一生無心仕宦,待人誠信,品德高尚,所以有許多與之品性相投的高人賢士同他交好。像僧人皎然,道姑李治,書法家顏真卿,詩人孟郊、耿蔊、張志和等都是陸羽的至交密友。與這些僧侶、道士、詩人、學者、藝術家的交往,使陸羽深受儒、道、佛思想的影響,再加上陸羽長于佛門,又做過優伶,研習過孔孟之道,本人多才多藝,使他在許多學科,諸如文學、哲學、書法、建筑、自然、地理、植物學等方面具有極深的造詣。他還把諸家思想與文化有機地融入茶理之中。如茶人的清靜、平和、無私就來自道家思想,茶人們吸取這種精神多尚儉樸,以茶待客就是以簡約自持。陸羽自己就常身披紗巾短褐,腳著藤鞋。
在諸家思想中,儒家思想在茶道中占據主體地位,陸羽所創茶藝,無論是形式還是器物都體現了儒家中庸、和諧、仁愛的道德精神。陸羽在《茶經》“一之源”中就寫道,飲茶之人需是“精行儉德之人”。“六之飲”中講茶不是用來“救渴”抑或是“蠲憂忿”的,而是用來“蕩昏昧”的。有德有行之人,烹茶品茗,滌除昏昧,清醒地認識自己,認識別人,認識世界,進入儒家中庸思想所要求的清醒、理智、不偏不倚的境界。至于以茶會友,本身就創造了一種和諧的氣氛,在飲茶中評論時世,溝通思想,增進友誼,正合儒家仁禮之道。飲茶成了修身、養廉、雅志的方式。
制茶、烹茶、品茶,在陸羽及其他優秀的茶人看來,不是一種單純的技藝,則是一種優美的藝術活動,一種高尚的精神享受。講究茶要清香純凈,水要清澈甘甜,器要優雅精致,調制要技藝優良,敬茶要溫文爾雅,品茶要慢啜細飲。這種對藝術的精益求精、執著追求單是從《茶經》對煮茶之水的描寫就可見一斑:“沫餑,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餑,細輕者曰花,如棗花漂漂然于環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鱗然,其沫者若綠錢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墮于鐏俎之中,餑者以滓煮之,及沸,則重華累沫,皤皤然若積雪耳。”如果沒有一顆熱愛自然的心,沒有執著于藝術的精神,是很難領略到茶湯之中所孕育的玄妙與美麗的。
魯迅曾說:“飲茶是一門學問,有功夫、茶感的人,才能真正品嘗到、享受到高尚的茶風與意蘊。”人有德,茶亦有德, 人德高尚才能體味茶的純香之美、正氣之德。陸羽的《茶經》融道德于藝術,于精致的藝術中顯示高尚的道德,他的藝術才有生命力,才能“用于世”, “同于民”。因此,陳師道在序中介紹陸羽的貢獻時贊其“有功于茶者也”, “亦有功于人者也,可謂智矣”。這個判斷既客觀且公允。《新唐書·陸羽傳》: “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湯突間,祀為茶神……其后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陸羽著《茶經》后,飲茶成為風尚,使茶市隨之興隆,其他茶書也相繼問世,茶藝也日臻完備。可見《茶經》的問世,對中國茶業、茶學、茶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宋朝的取仕用人制度強化了文人士大夫對政治的依賴性。同時,也束縛了他們的思想。儒家思想在宋代文人中由外在的禮儀教化內化為對道德的自覺,他們把對政治、對道德節操的關注放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宋代文人喜好談道德講義理。陳師道此序言茶藝講道德,雖無新奇之處,但也抓住了藝術與道德關系中的普遍規律。就是藝術要以道德為根本,要有用于世。品茶如此,所有的人類活動都會融入參與者的思想感情。葉燮在《原詩·外篇》中說: “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語言藝術如此,茶藝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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