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我于1935年夏季在美國視察所得的結果。我以前在歐洲觀感所及， 曾著有《萍蹤寄語》初集、二集和三集;那都是在歐洲的時候就動筆寫， 寫后寄到國內來， 所以叫做“寄語”。這本書的材料雖是在美國所得到，但是回國以后才把它整理追記下來， 只得稱為“憶語” 了。有一部分曾在《世界知識》上陸續發表過，現在經我再加修訂一番;最后8篇是在江蘇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寫的。這本書原可早些完成出版， 因為我于去年11月下旬在上海被捕， 羈押蘇州4個月， 所以延擱到現在， 這是對讀者諸君深為歉然的。

世界上有3個泱泱大國：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蘇聯， 一個是中國。這3個國家的土地特廣，人民特多， 富源特厚。它們對現在和將來的世界大勢，都有著左右的力量! 不僅如此，這3個大國，在太平洋的關系上更有著重大的關系!我對蘇聯已根據視察所得，有過較詳的記述(《萍蹤寄語》第三集);現在對美國也根據視察所得， 寫成這本書來貢獻于國人，希望國人對于這3大國之一的美國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這本書對于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 如政治背景、勞工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雜志和新聞事業等等，都根據種種事實，有所論述;尤其注意的是舊的勢力和新的運動的消長， 由此更可明了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度的國家的真相和它的未來的出路。這里面有著種種事實和教訓，給我們做參考。所以我們研究美國，從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的國家看去，從國際的形勢看去，從太平洋的風云看去，都有它的重要的意義;就是從中國取長去短的立場看去，也很有它的重要的意義。

韜奮記于江蘇高等法院看守分所

1937年3月26日夜10點鐘。

(《萍蹤憶語》，上海生活書店1940年重慶版)

賞析 賞析這篇《弁言》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幾點：

一是，《弁言》表現了鮮明的思想傾向。作者強調， 《萍蹤憶語》“尤其注意的是舊的勢力和新的運動的消長， 由此更可明了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度的國家的真相和它的未來的出路”。這鮮明地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鄒韜奮已經在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識現實、把握現實和表現現實了。

二是， 《弁言》體現了可貴的寬闊眼光和開放意識。作者經過親自考察，對中國、蘇聯和美國在整個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定的認識和把握，在此前提下，他“希望國人對于這三大國之一的美國能有更深刻的認識”。這是作者寫作《萍蹤憶語》的主要目的。作者認為，書中所記述的內容里面“有著種種事實和教訓，給我們做參考。所以我們研究美國，從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的國家看去，從國際的形勢看去，從太平洋的風云看去，都有它的重要的意義;就是從中國取長去短的立場看去，也很有它的重要的意義”。讀著這明白無疑的話語，不禁使我們想起魯迅先生那篇著名的《拿來主義》。毫無疑問，我們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始終需要這樣的眼光和意識。

三是， 《弁言》是一篇以極為平靜的筆調，寫出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文字。要了解這意義，我們還是要聯系到有關的背景。

這篇《弁言》的末尾，注明的時間是“1937年3月26日夜10點鐘”，標出的寫作地點是“江蘇高等法院看守分所”。

當時，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日本帝國主義已經點起了侵華戰爭的狼煙。鄒韜奮參加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并被推舉為執行委員。救國會利用一切機會，運用各種形式廣泛地宣傳抗日救國的主張，喚醒并團結各界民眾救國奮斗。鄒韜奮當時主編的雜志《大眾生活》實際上成為救國會的會刊，其影響迅速擴大。所有這一切，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極度恐慌，他們就冒天下之大不韙，于1936年11月22日，公然逮捕了鄒韜奮和沈鈞儒、章乃器、李公仆、王造時、沙千里、史良，制造了轟動海內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同國民黨檢查官進行了一場斗智斗勇、唇槍舌劍的艱苦斗爭。直到“七七”事變之后，鄒韜奮才被釋放出獄。

作者在介紹《萍蹤憶語》的成書經過時寫道： “這本書是我于1935年夏季在美國觀察所得的結果。”“這本書原可早些完成出版，因為我于去年11月下旬在上海被捕，羈押蘇州4個月，所以延擱到現在，這是對讀者諸君深為歉然的。”從表面上看，作者的筆調是那么平靜。實際上，在這平靜的筆調背后，隱藏著多么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呀! 1935年夏季鄒韜奮的出訪美國，是帶有流亡性質的。因為，他主編的《生活》周刊，從1933年開始連續發表了一批令國民黨當局極為恐慌的文字：闡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論文和通俗講話、介紹東北抗日前線軍民英勇業績的報道、宣傳全民抗戰反對投降賣國的文稿等等。國民黨當局于當年6月間，派特務刺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先生。鄒韜奮也被列入了特務的黑名單。他不得不于7月14日流亡海外。在流亡中，他考察了意大利、法國、英國、比利時、荷蘭、德國和蘇聯， 并將觀感寫成《萍蹤寄語》初集、二集和三集。1935年5月起，鄒韜奮又到美國考察了3個月，于8月底回國，并動筆寫作《萍蹤憶語》。鄒韜奮一邊考察研究世界各國的發展，一邊思考處在危機關頭的中華民族的出路問題。在倫敦，他在倫敦大學政治研究院聽講，同時到倫敦博物館圖書館研讀馬克思著作及其他社會科學書籍，得出了只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國的結論。回國后，鄒韜奮立即籌備《大眾生活》的創刊，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國的熱潮之中……鄒韜奮等“七君子”被捕后的第3天， 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即宣布他們犯有七大罪狀，按照當時國民政府的法律， 只要其中任何一條罪狀成立，即可槍斃。“七君子”和他們的律師在兩次審訊中，把國民黨當局炮制的“起訴書”駁得體無完膚。在獄中，鄒韜奮抱定為抗日救國獻身的決心，面對兇殘的敵人，平靜如常，一面大量閱讀馬列著作提高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一面埋頭寫作。《萍蹤憶語》中的最后8篇就是在獄中寫成的。常言說得好， “文如其人”。我們了解了這些史實，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作者對《萍蹤憶語》的成書經過敘述得如此平靜。這平靜，體現了作者內心的充實和自信，體現了作者對于色厲內荏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其蔑視。

全篇《弁言》簡潔明了，毫不拖泥帶水，是一篇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