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那篇《我的雜學》,還是在甲申(1944)年春夏之交,去今也已有十八九年, 有些事情已經變了樣子了。其一是勝利之后, 經國民黨政府的劫收,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 只是一只手表和一小方田黃的圖章,朱文曰圣清宗室盛昱,為特務所掠;唯書物悉蕩然無存,有些歸了圖書館, 有些則不可問矣。所以文中所記的書籍, 已十不存一,蕭老公云, 自我得之, 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昔曾寫《舊書回想記》,略記漢文舊籍, 正可補此處之缺。其二則是解放之后, 我的翻譯工作大有進展, 《我的雜學》第六節中所說兩種的希臘神話,都已翻譯完成, 并且兩者都譯了兩遍, 可以見我對于它們的熱心了。《古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于1950年在上海出版。印行了相當的冊數,后來改名《希臘神話故事》, 又在天津印過, 因為這雖是基督教國人所寫,但究竟要算好的, 自己既然寫不出,怎么好挑剔別人呢?至于那部希臘人所自編的神話集, 因初次的譯稿經文化基金編譯會帶往香港去了,弄得行蹤不明,于1951年從新翻譯, 已經連注釋一起脫落,但是尚未付印, 日本高津春繁有1953年譯本,收在《巖波文庫》中。此外還譯出些希臘作品, 已詳上文183節以下《我的工作》里邊,這里不重述了。日本的滑稽本也譯了兩種。有《浮世澡堂》即是《浮世風呂》,我翻譯了兩編四卷, 已于1958年出版, 《浮世床》則譯名《浮世理發館》,全書兩編五卷,也是已經譯出了。
我開始寫這《知堂回想錄》, 還是在一年多以前, 曹聚仁先生勸我寫點東西,每回千把字,可以繼續登載的,但是我并不是小說家,有什么材料可這樣的寫呢?我想,我所有的惟一的材料就是我自己的事情, 雖然吃飯已經吃了七八十年,經過好些事情,但是這值得去寫么?況且我又不是創作家, 只知道據實直寫, 不會加添枝葉,去裝成很好的故事,結果無非是白花氣力。可是當我把這意思告訴了曹先生之后,他卻大為贊成,竭力攛掇我寫, 并且很以我的只有事實而無詩的主張為然;我聽了他的話,就開始動筆。我當初以為是事情很是簡單,至多寫上幾十章就可完了, 不料這一寫就幾乎兩年,竟拉長到二百章以上, 約計有38萬字的樣子。我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有這許多話可講, 只覺得有些地方已經很節約了, 因為過去的瑣屑事,對于現代青年恐怕沒有趣味, 有的是年代久遠所以忘懷了, 沒有能夠記述清楚。還有一層是凡我的私人關系的事情都沒有記,這又不是鄉試朱卷上的履歷,要把家族歷記在上面。與其記那些,倒是家鄉的歲時習俗,我是覺得很有意思,頗想記一點下來;可是這終于沒有機會插到里邊去, 而且在我族叔觀魚先生的那本書里有一個附錄, 是“紹興的風俗習尚”, 已夠好了, 不必再來多事。此外有些不關我個人的事情,我也有故意略掉的,這理由也就無須說明了, 因為這既是不關我個人的事, 那么要說它豈不是“鄰貓生子”么?
古來圣人教人要“自知”,其實這自知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說以不知為不知似乎是不難,但是說到知, 到底知的是什么?便很有點不明白了。即如上文所說的《雜學》, 里邊十之八九只不過是對于這個有點興趣, 想要知道罷了,實在只寫得“起講”的且夫二字,要說多少有點了解,還只有本國的文字和思想。因為深知八股與八家文與假道學的害處,翻過來尋求出路,便寫下了那些雜學的文章, 實在也不知道自己所走的路是走的對不對。據我自己的看法,在那些說道理和講趣味的之外,有幾篇古怪題目如《賦得貓》,《關于活埋》,《榮光之手》這些,似乎也還別致,就只可惜還有許多好題材, 因為準備不能充分, 不曾動得手,譬如八股文、小腳和鴉片煙都是。這些本該都寫進《我的雜學》里去,那些物事我是那么想要研究,就只是缺少研究的方便。可是人苦不自知,這里我聯想起那世界有名的安徒生(H.C.Andersen)來,他既以創作童話成名, 可是他還懷戀他的蹩腳小說《兩個男爵夫人》, 晚年還對英國的文人戈斯(E.Gosse)陳訴說,他們是不是有一天會丟掉了那勞什子(指童話), 回到《兩個男爵夫人》來呢?我的那些文章說不定正是我的《兩個男爵夫人》,雖然我并無別的童話, 這也正是很難說呢。
1962年11月31日
(《知堂回想錄》, 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1974年4月版。)
賞析 《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一生中最后做的一件大事。這本書從1960年12月10日開筆寫《緣起》到1962年11月30日作這一篇《后記》用時兩年整。本來開始叫做《藥堂談往》,正式出版時才改成現在的名稱。寫回憶錄的建議是曹聚仁提出的,寫出后在香港《新晚報》上發表,每月1萬字,每篇八九百字,寫得越俗越好,炒冷飯也不要緊。周作人欣然應允。他以為自己一生屬于“一身之外什么都沒有”,一身之內的事情卻是可以寫的。于是, 一下筆就寫了200多章,38萬字之多。這是自己都始料未及的。這本書是了解周作人的重要資料。
這篇后記是全書的結語,講了三個方面的問題。開頭的部分講了一通自己晚年翻譯希臘神話的書及印行情況。這實際上仍然屬于“回想錄”的內容。在后記中說,表明了他必須交代的迫切心情。從他這一時期寫下的文字看,提到自己翻譯成績的地方特別多。就連《遺囑》中都沒有忘。說明他在晚年自我評價中,翻譯的成績是最滿意的。
緊接下去,是講《知堂回想錄》的成書簡單過程。以及書中內容的取舍原則。大體上是:有的年代久遠忘記了,沒法寫;有的是私人關系的事情不想寫:有的是有興趣但是沒有機會插進去,如風俗,就故意略掉了。
最后,是對這本書的自我感覺評價。他說自己雖然書寫出來了,但是不自知,不知道究竟怎么樣。但他提醒我們:“那些說道理講趣味的之外,有幾篇古怪題目如《賦得貓》, 《關于活埋》, 《榮光之手》這些,似乎也還別致”等等,讓我們注意他的道理、趣味、筆法這三個方面的追求。綜合起來仍然是他的悲天憫人的敏感,雍容淡雅的風神,灑脫自在的文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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