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天子臨御天下,欲使斯民生業富樂而永無饑寒之憂,詔立大司農司①不治他事, 而專以勸課②農桑為務, 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間墾辟種藝之業增前數倍。司農諸公又慮夫田里之人, 雖能勤身從事,而播殖之宜、蠶繰之節,或未得其術, 則力勞而功寡、獲約而不豐矣。于是遍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披閱參考,刪其繁重,摭其切要③,纂成一書, 目曰《農桑輯要》凡七卷,鏤為版本,進呈畢,將以頒布天下,屬予題其卷首。予嘗讀幽詩④,知周家所以成八百年興王之業者, 皆由稼穡⑤艱難, 積累以致之。讀孟子書, 見其論說王道⑥,丁寧反覆, 皆不出乎夫耕婦弄,五雞二彘⑦無失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數十字而已。大哉,農桑之業,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國者富強之本。王者所以興教化、厚風俗、敦孝悌、崇禮讓、致太平,躋⑧斯民于仁壽,未有不權輿⑨于此者矣。然則是書之出,其利益天下, 豈可一二言之哉!施于家則陶朱猗頓之寶術也⑩,用于國則周成康、漢文景之令軌也(11), 又何待夫序引贊揚而后知其可重哉!
至元癸酉歲(12)季秋中旬日翰林學士王磐題。
(“四部備要” 本 《農桑輯要》 卷首)
注釋 ①大司農司——大司農官署。大司農,或稱務農司或司農寺,掌農桑、水利、學校、救荒等事。②勸課——鼓勵督促。③摭其切要——選擇其中最為重要的部分。摭(zhi),拾取,摘取。④豳詩——此指《詩經·國風·豳風》,其中的《七月》描述了西周初年田夫一年到頭的生產和生活情況。⑤稼穡——耕種收獲,泛指從事農業勞動。⑥王道——與“霸道”相對而言,二者是古代帝王統治人民互相補充的兩種手段。儒家主張以仁義治天下,稱為“王道”。⑦五雞二彘——泛指家庭副業,如養雞喂豬之類。彘(zhi),《方言》第八:“豬,關東西或謂之彘。” ⑧躋(ji)——登、升。⑨權輿——草木萌芽狀態。引申為起始、初時。⑩“施于家”句——施, 用。陶朱,即陶朱公,春秋時越國范蠡的別稱。蠡既佐越王勾踐滅吳后,棄官遠去,居于陶,稱朱公, 以經商致富。猗頓,戰國時大商人,以經營河東鹽池致富。或謂經營珠寶,以能識別寶玉著稱。或說陶朱公教以畜牧,到猗化(今山西臨猗南)大畜牛羊,十年成為巨富。《韓非子·解老》:“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 (11)“用于國”句——周成康,即成康之治。西周初年,周公建立了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又主張“明德慎罰”。成王、康王相繼推行,天下安寧。漢文景,即文景之治。西漢文、景二帝在漢初社會經濟衰敝的情況下,采取“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使國家出現了多年未有的富裕景象。⑿至元癸酉歲——既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年(1273), 歲在癸酉。
賞析 《農桑輯要》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官修農書。此前,唐代有《北人本業》,北宋有《真宗授時要錄》,可惜均已失傳。《農桑輯要》,一向題作“元司農司撰”,未署撰寫人姓名。《元史》、《農政全書》、《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或謂孟祺著,或謂暢師文著,或謂苗好謙編撰。綜合各書記載,可能先由孟祺負責主編,至元十年(1273)編成后,又先后經暢師文、苗好謙修訂補充過。全書七卷,列典訓、耕墾、播種、栽桑、養蠶、瓜菜、果實、竹木、藥草、孳畜十目,總計六萬字左右。以耕植、栽培為主,兼及禽、畜、蜂、魚飼養。主要輯錄元以前歷代農書原文,間有編撰者的論述。據王磐序文署年“至元癸酉”,大約在這一年“鏤為版本”, “頒布天下”,令行中書省“勸農官”執行推廣。因為是在滅南宋前為指導黃河中下游地區農業生產而編撰,所以內容不包括江南的水田生產技術。
編撰《農桑輯要》的起因、動機,據序文云:“圣天子臨御天下,欲使斯民生息富樂而永無饑寒之憂,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而專以勸課農桑為務”,而且“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這似乎有給“圣天子”臉上貼金的嫌疑,但據史料證明:元初確有幾位皇帝是比較重視“勸農”的,如世祖忽必烈繼位第二年就設立司農司,專管農桑水利,而且也確實推動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皇帝重視“勸課農桑”, “司農諸公又慮夫田里之人,雖能勤身從事,而播殖之宜、蠶繅之節,或未得其術,則力勞而功寡、獲約而不豐矣。于是遍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披閱參考,刪其繁重,摭其切要”,編撰成《農桑輯要》一書。
《農桑輯要》在思想體系和內容編排上,大體上以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為藍本,以谷物生產為綱,兼及各種小型副業,鮮明地表現出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特點。鑒于北魏以來七百年間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當時社會的要求, 又有了新的改進和提高。例如對引入中原不久的芋麻、木棉、西瓜、胡蘿卜、茼蒿、人莧、莙達、甘蔗、養蜂等40多個項目,都注明“新添”, 一一介紹了它們的種植、飼養技藝, 尤其漆和梔子,第一次在農書上予以記載;對蠶桑非常重視,栽桑、養蠶兩項各占一卷,約為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而且書名以“農桑”并列,說明當時社會對蠶絲的需要;食品的制作和烹調, 只保存了《齊民要術》“瓜菜”篇末所附“豆豉”、“麩豉”和“藥草”、“甘蔗”條所附“(蔗糖)煎熬法”,而將近乎豪華奢侈的“食單”、“菜譜”全部刪棄,使之更切合農家的副業經營。這樣,就使得《農桑輯要》成為一部實用價值較高的農書。在行文中,對于《齊民要術》過于繁瑣的名物考證和虛浮華麗的辭藻也幾乎全部刪除,節省了篇幅,增補了項目,擴充了內容。可見,王磐說《農桑輯要》在編輯過程中“刪其繁重,摭其切要”,是完全符合事實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更給它以“詳而不蕪,簡而有要,于農家中最為善本”的評語。
王磐在序文中引述《詩經》、《孟子》,闡明稼穡的艱難和勸農致富的重要,是對《農桑輯要》“典訓”卷闡述的農本思想的強調。他說:“大哉,農桑之業,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國者富強之本。”在農業社會, “農桑之業”是國民經濟的根本。只有抓住這個根本,奠定雄厚的物質文明基礎,才能建立起相應的精神文明,即“興教化、厚風俗、敦孝悌、崇禮讓、致太平,濟斯民于仁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王磐認為, 《農桑輯要》的編輯、頒布, “施于家則陶朱猗頓之寶術也,用于國則周成康、漢文景之令軌也”。
這篇序文簡明扼要,樸實無華,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編撰、頒行《農桑輯要》的目的、經過及其社會價值。他所宣揚的農業思想,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也是有進步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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