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華民國建國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自由談》的編者刊出了“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啟事以來，很使老牌風月文豪搖頭晃腦的高興了一大陣，講冷話的也有，說俏皮話的也有，連只會做“文探”的叭兒們也翹起了它尊貴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談風云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 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

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 其實是不能夠的。假如出一個“學而時習之”的試題， 叫遺少和車夫來做八股， 那做法就決定不一樣。自然， 車夫做的文章可以說是不通， 是胡說，但這不通或胡說， 就打破了遺少們的一統天下。古話里也有過：柳下惠看見糖水， 說“可以養老”， 盜跖見了，卻道可以粘門閂。他們是弟兄， 所見的又是同一的東西，想到的用法卻有這么天差地遠。“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風雅之至，舉手贊成。但同時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么?

我的談風月也終于談出了亂子來， 不過也并非為了主張“殺人放火”。其實， 以為“多談風月”，就是“莫談國事”的意思， 是誤解的。“漫談國事”倒并不要緊， 只是要“漫”，發出去的箭石， 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 因為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從6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種種的筆名了， 一面固然為了省事， 一面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 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這么一來，卻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于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現在就將當時所用的筆名，仍舊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負著應負的責任。

還有一點和先前的編法不同的，是將刊登時被刪改的文字大概補上去了，而且旁加黑點，以清眉目。這刪改，是出于編輯或總編輯，還是出于官派的檢查員的呢，現在已經無從辨別，但推想起來， 改點句子，去些諱忌，文章卻還能連接的處所，大約是出于編輯的，而胡亂刪削， 不管文氣的接不接，語意的完不完的，便是欽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刪之處，是留著空白， 或加虛線，使讀者能夠知道的。中國的檢查官卻不許留空白，必須接起來，于是讀者就看不見檢查刪削的痕跡，一切含胡和恍忽之點，都歸在作者身上了。這一種辦法，是比日本大有進步的，我現在提出來，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

去年的整半年中，隨時寫一點，居然在不知不覺中又成一本了。當然，這不過是一些拉雜的文章， 為“文學家”所不屑道。然而這樣的文字，現在卻也并不多，而且“拾荒”的人們，也還能從中檢出東西來，我因此相信這書的暫時的生存， 并且作為集印的緣故。

1934年3月10日，于上海記。

(《魯迅全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賞析 1933年，是魯迅雜文寫作最多的一年。他從1月初開始，便給《申報》副刊《自由談》投稿， “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5月初便難以發表了。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于時局的憤言”。(《偽自由書·后記》)這當然就不能不被當局及叭兒狗們所仇視，受壓迫也便難以避免了。同時，多刊登魯迅及左翼作家稿件的《自由談》，也受到內外壓力。編者黎烈文不得已于5月25日在《自由談》上發表啟事，說： “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桿尤難。這并不是說： ‘福禍無門，惟人自招’，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而“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一語，頗為魯迅欣賞，曾多次在文章中引用。“風月”一詞初見于《梁書·徐勉傳》：“(勉)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 ‘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后“風月”一詞便成為某種政治條件下莫談國事，或專談清風明月之美景的空泛詩文，或男女間情愛之事的代名詞。在日軍瘋狂入侵，民族危亡之際，報刊當然應以喚起國人覺悟，奮起抗爭為己任，也應是執政當局的要求。但編者屈于當局的壓力，被迫在自己的報紙上刊登“啟事”，呼吁作家莫談國事，多談風月。這本身就是對當局絕妙的諷刺。“啟事”的刊出， “老牌風月文豪”以為有利可圖，高興了。尤為高興的是那些“只會做‘文探’的叭兒們”。他們以為這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作家們，終于害怕了，要收場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壓迫者想像的那么簡單，黎烈文刊登啟事，并非真的請作家們來談男女情事或借清風明月來抒寫閑情逸致。他不過是為自保而涂一涂保護色。尤其是以魯迅為首的長于談革命“風云”的人們，卻“風月也談得”。“談風月便談風月罷”，這表面上是在響應呼吁，實際上卻并不意味著向當局就范。正如魯迅所說： “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因為“風月”可以有不同的談法，正如古人那樣， 同是談“風月”，有的是“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談怎樣來觀賞良宵美景;也有的是“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談怎樣殺人放火。同樣題材，卻常常表現出不同作者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觀點、思想。現在談“風月”，也一樣可以談得“仍舊不能正如尊意”，仍可以談出像“發出去的箭石”， “正中了有些人物鼻梁”的文章。《準風月談》正是這樣的文集。

《準風月談》初版于1934年12月，收入1933年6月至11月間所作雜文64篇。魯迅說：“這60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后，從去年(1933年，筆者) 6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準風月談·后記》)這些文章，表面上是談“風月”，談“瑣屑”，如《夜頌》、《秋夜紀游》、《談蝙蝠》、《喝茶》之類。但實際上是從“風月”里映出了“風云”來，所言者小，所見者大。而許多篇什也并沒有受“風月”限制。這些雜文，或抨擊希特勒及“黃臉干兒”，或鞭撻在新形勢下“將變成‘門犬’‘獵犬’模樣的叭兒狗們”，或批判有倒向敵人一邊跡象的“第三種人”，或批評一些文人學者的錯誤傾向和言論。還批判了其他種種病態社會現象。這樣的文章，盡管以“風月”為掩護，雖經“檢查老爺” “胡亂刪削”，還是為那些嗅覺靈敏的“文學家”嗅出了味道，感覺到“風月”之下，也難以合乎他們的“尊意”，這大概是他們不曾想到的。因此對魯迅“嗚嗚不已”，他們采用造謠、告密、恐嚇等手段，想使他屈服，但魯迅決不放下手中的筆， “否則，一群流氓，幾支手槍，真可以治國平天下了”。(《偽自由書·后記》)這一年，除本集子前的《偽自由書》，還有后來的《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他共寫了4個雜文集。他的戰斗精神，在這一年里表現得非常鮮明、突出。

序文從《自由談》“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之啟事談起，進而從客觀題材與作者主觀思想的關系，舉例說明“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再談自己本身，同樣談“風月”，也沒能使當局滿意，而是“談出了亂子”。這也正是這些文章存在的理由和出版集印的原因。全文一路寫來，雖有時“隱約其辭”，但邏輯嚴密，敘事明了而又耐人尋味，體現了他文章的一貫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