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前4章是在四五個月以前寫成的;那時因另有別用，要遷就環境一點，所以說得很糟糕。以后的幾章， 雖然是在最近一月以內寫好的，前后思想還有些緊氣，但也是不行。而且因為中間隔開了許多時間，恐怕前后的情調，也不能一致。但是， 沒有法子了。

雖然是生長在比工農無產階級還要困難的家庭里的我，一向卻因為受了資產階級的教育、封建社會的熏陶，從沒有認清自己的地位。如今雖然稍乎有些認清了，但是深印在腦筋里的故舊的遺毒，還一時不能洗清。

我對于文學，尤其是文學的理論，本來便沒有什么研究;所以這里所說的東西，除了抄襲以外，一大半便是我的臆造。

臆造當然是不對的，但在文學上的臆造， 卻似乎可以請求原諒的;而且， 雖說在文學上是我自作聰明，但與政治經濟等實質的社會科學的理論， 卻是相去不遠的。

我之想發心寫這一本東西，或者是我的懺悔。因為我自從認識我的環境， 即我的階級與使命之后，便想自己來習作另外一種文藝。但是， 因為受到資產階級的教育而有資產階級脾氣的我，說要完全表現無產階級的精神，似乎還是十二分困難的事。加之，軟弱而畏怯的心情支配著我， 沒有決心加入下層去訓練自己， 所以便是寫出作品來，也是不充實的、空虛的。

郁達夫先生似乎有這樣的話對我說過：無產階級文藝、農民文學等，我們根本是做不來的;因為我們雖則都是無產階級，但所受的教育，卻都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我們只能提倡，要成功，要真正的創作的成功， 還須待之我們的子孫。

因此，我便想把我的對于文學的見解寫出，以暫時當一種蚊子般的叫喊， 來提倡一下。

所以，這本書的發表，便是我之不能創作真切的無產階級文學的懺悔。

又：講到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根本便應去參加工作，但我卻只能躲在文學的蔭庇下空喊，這也應該有一個懺悔!

明日的文學者，我相信是不這樣的。

1929年

( 《明日的文學》，現代書局1929年版)

賞析 這篇自序寫于1929年。文章一開始交代了書中章節的寫作情況：許杰“在四五個月以前寫成”“前四章”， “在最近一月以內” “寫好”“以后的幾章”。這樣前后聯系起來，可知《明日的文學》一書的完成一共用了半年多的時間。明確這樣一個時間概念，對我們理解這篇自序的內容非常重要，因為《明日的文學》是許杰半年多來認識時代、認識文學和認識自己的思想記錄。

許杰寫作《明日的文學》時未滿30歲。當時的他已經有了非常艱辛坎坷的經歷：他于1927年目睹了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并被逮捕，保釋出獄后，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年，他在浙江又目睹了寧海亭旁鄉農民起義的失敗，從寧海輾轉潛回上海，迫于白色恐怖，再轉赴馬來亞，直到1929年冬才重返上海。從這些經歷中我們能夠了解到，許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培養和教育，經過社會現實的嚴酷磨練，他的思想覺悟提高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深刻影響，則對許杰文學觀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作用。所有這一切，都會在《明日的文學》中反映出來。

《自序》簡略介紹了《明日的文學》成書經過后，集中了其余的所有篇幅，抒發了自己的寫作感受。

首先，作者對自己進行了解剖：第一，他“生長在比工農無產階級還要困難的家庭里”;第二，他“受了資產階級的教育、封建社會的熏陶”， “深印在腦筋里的故舊的遺毒，還一時不能洗清”。他解剖得簡潔而坦誠。其次，作者表示：《明日的文學》里“所說的東西，除了抄襲以外，一大半便是我的臆造”，“與政治經濟等實質的社會科學的理論，卻是相去不遠的”。他表示得簡潔而自信。

接著，作者在“懺悔”的同時，抒發了對于“明日的文學”的熱切向往。“懺悔”什么呢?一是“受到資產階級的教育而有資產階級的脾氣”;二是“軟弱而畏怯的心情支配著我，沒有決心加入下層去訓練自己”;三是“講到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根本便應去參加工作，但我卻只能躲在文學的蔭庇下空喊”。總之，作者表示： “這本書的發表，便是我之不能創作真切的無產階級文學的懺悔。”這一而再、再而三的“懺悔”，是因為他懷有“創作真切的無產階級文學”的強烈的內在動機。他寫道， “我自從認識我的環境，即我的階級與使命之后，便想自己來習作另外一種文藝”。

從整體上看，全篇洋溢著熾熱的激越的情緒，但也不失其清醒的頭腦：一是他知道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之下，寫出來的文字“要遷就環境一點”;二是他經過自我解剖，知道自己的局限，因此他引證并贊同了郁達夫的觀點：“要真正的創作的成功，還須待之我們的子孫。”

這篇序文的結構比較松散，但思路集中，行文簡潔，可謂形散而神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