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曾鞏（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豐（今江西南豐縣）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進士。曾奉召編校史館書籍，為實錄檢討官，出知福州，官至中書舍人。在史館任職時，曾校勘《戰國策》《說苑》《新序》等古籍。文章受歐陽修推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夫墓碑銘，

反復觀誦，感與慚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

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后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后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茍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并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后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

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誰不愿進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

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說明

慶歷六年（1046）秋，歐陽修應曾鞏的請求，為他已故的祖父曾致堯撰寫了墓碑銘文。第二年，曾鞏寫了這封信，向歐陽修表示感謝。這封信沒有一般致謝信的浮泛諛承之辭，而是在表達感謝之意的同時，闡發了為人為文的一些很有見地的道理。文章先從墓碑銘文的探本求源寫起，指出墓碑銘文與史在揚善貶惡作用上的異同，強調了墓碑銘文的重要意義。再指出后世墓碑銘文濫作溢美夸飾的不良風氣，從而引出選擇作者的重要性。這樣，才歸結到本文的主旨，即只有“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寫出真正符合實際的優秀墓碑銘文流傳后世，而歐陽修正是這樣的人。這就非常自然真誠地表達了對歐陽修的感激之情。文章斂氣蓄勢，條分縷析，層層推進，首尾呼應，是曾鞏散文舒展自如、紆徐從容藝術風格的極好體現。

集評

茅坤曰：此書紆徐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于言外，較之蘇長公、謝張公為其父墓銘書，特勝。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宋大家曾文定公文鈔》卷三

張英曰：以蓄道德而能文章，歸美歐陽，足見作銘之不易。以此一義，回旋轉折，灑灑洋洋，極唱嘆游泳之致，想見其行文樂事。

——清·乾隆編《唐宋文醇》卷五十四引

儲欣曰：層累言之，如挹長江之水而注諸海。

——清·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九

浦起龍曰：南豐第一得意書。乞言者、立言者，皆當三復。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七十一

林紓曰：此書起伏伸縮，全學昌黎。妙在欲即仍離，將吐故茹。通篇著意在“畜道德，能文章”六字，偏不作一串說。把道德抬高，言有道德之人，方別得公與是；別得公與是矣，又須用文章以傳之。精神一副，全注在歐公身上。然而說近歐公時，忽又縮轉，如此者再，真有力量，方能吞咽。

——近代·林紓《古文辭類纂》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