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這首詞是辛稼軒在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寫于自湖北漕移湖南之時。通篇是以委婉曲折的藝術手法,借用暮春的景物和前代后妃的哀怨來抒發他本人的感寓。關于這首詞的內容,我覺得應從他本人投歸南宋后的近二十年的遭際來作通體的理解。稼軒之南歸,是在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其時,上距宋政權之南渡,已經三十多年,當時朝廷內外的一些文武大臣,大多數是跟從宋政權相繼南渡的。在他們的眼中,是把晚來的稼軒這類人物看作“歸正人”或“歸明人”,因而是經常加以歧視和排擠的。那些人又多半是已經習慣于茍安東南一隅,不復作收復失地之想的,而辛稼軒則一直懷有收復失地、報仇雪恥之雄心壯志。這種政見之分歧,更使辛稼軒容易遭讒受嫉。所以在他寫了這首詞的三數月后,在他的《論盜賊札子》中就有“臣生平剛拙自信,年來不為眾人所容,顧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使他日任陛下遠方耳目之寄者,指臣為戒。”以這一段話與這首詞中的感興比并看來,當可知稼軒的胸懷當中,平素早已郁積著不少憤懣和憂戚。當他改官湖南,受到湖北的同官王正之小山亭置酒餞別時,胸中塊壘,便不能不一吐為快。
自來都把辛稼軒的詞歸屬于豪放一派,其實,稼軒詞中也不乏婉約之作,這首《摸魚兒》就可算這方面的代表作。他所抒發的是和前引的《論盜賊札子》中那幾句同樣的情懷,而卻沒有一句是直陳徑說的,全詞只寫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本詞前片寫暮春景色,實際上是說大好時光,等閑度過,寓有無限惋惜之意。所以開頭便說更能經受得幾次的風風雨雨,已逝的春光已經不可復返了。為了愛惜春光,常怕百花開得過早,而現在卻已經是遍地落花,滿目飛絮。這里的寓意可能是指孝宗即位初年,由志大才疏的張浚所發動,而招致了慘敗結局的對金的符離戰役,即所謂“落紅無數”。然而作者并不完全失望,總還是希望局勢能夠好轉,所以又有“春且住”句。此下數句則是抱有無限遺憾的表述。據他所耳聞的,只是朝廷上議論紛紛,舉棋不定,作不出正確的決策,就只讓這樣紛紛擾擾的局面一再延誤了本來可以有為的歲月。
下片借用漢武帝的陳皇后失寵時別居長門宮,因買得司馬相如的《長門賦》代為申訴而復得寵幸事,還顧自身,謂一向被冷落,投閑置散,卻無法改變這種勢態。此下就引用楊貴妃、趙飛燕因得寵幸而為國家伏下禍患之端等事,而寄語當時一些得意忘形的人們,不要再蹈她們的覆轍。結尾數句,前人也早有比之于李義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詩句。宋人羅大經在其《鶴林玉露》中則說: “‘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又說“聞壽皇(即宋孝宗)見此詞頗不悅”。而趙善括的和稼軒此詞之作的結句則是: “望故國江山,東風吹淚,渺渺在何處”。從這些蛛絲馬跡看來,也可知這幾句有如何深切的政治涵意了。
辛幼安晚春詞“更能消、幾番風雨”云云,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盛德也已。(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四)
“春且住”二句,是留春之詞。結句即義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意。“斜陽”以喻君也。(許昂霄《詞綜偶評》)
權奇倜儻,純用太白樂府詩法。“見說道”句是開,“君不見”句是合。(譚獻《譚評詞辨》)
辭意似過激切,第南渡之初,危如累卵,“斜陽”句,亦危言聳聽之意耳。持重者多危詞,赤心人少甘語,亦可以諒其志哉。(黃蘇《蓼園詞選》)
稼軒“更能消幾番風雨”一章,詞意殊怨,然姿態生動,極沈郁頓挫之致。起處“更能消”三字,是從千回萬轉后倒折出來,真是有力如虎。(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
怨而怒矣,然沈郁頓宕,筆態飛舞,千古所無。“春且住”三字,一喝怒甚。胸中抑郁,不禁全露。其免于禍也,幸矣。(陳廷焯《云韶集》評)
稼軒《摸魚兒》諸作,摧剛為柔,纏綿悱惻,尤與粗獷一派,判若秦越。(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
梁啟超曰:回腸蕩氣,至于此極。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梁令嫻《藝蘅館詞選》丙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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