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

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

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弦。

戍樓刁斗催落月，三十從軍今白發。

笛里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

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

這首詩作于宋孝宗淳熙四年(1777)正月，陸游時年五十三歲。

淳熙三年九月，陸游曾有知嘉州之命，又遭權臣論罷。《宋會要輯稿·職官·黜降》載：“(淳熙三年)九月，新知楚州胡與可，新知嘉州陸游，并罷新命，以臣僚言與可罷黜累月，舊愆未贖，游攝嘉州，燕飲頹放故也。”陸游在《蒙恩奉祠桐柏》中寫到“罪大初聞收郡印，恩寬俄許領家山”，可見當時憤慨之情。其后，他在范成大的優容和厚遇下，表面看來“裘馬清狂錦水濱，最繁華地作閑人”，想生活得灑脫一些，但由于統一大業始終渺茫，耿耿忠心依然不變，因此悲憤之情不時襲來。淳熙四年正月，在北宋滅亡第五十周年、隆興和議進入第十五個年頭之際，面對南宋王朝無意恢復的現實，他不能不對國事朝政作認真的回顧和思考，于是借用樂府舊題，一連寫下《關山月》《出塞曲》《戰城南》三詩，《關山月》借守邊戰士之口，痛斥了投降派屈辱求和的國策，抒發了自己報國無路的悲憤。

全詩是通過三個典型場面和三種人的生活態度來表現的。

首先寫將軍府。將軍“臨邊”而不“戰”，竟然陶醉于“按歌舞”之中，而且身在前線，“朱門沉沉”，其醉生夢死的情狀可以想見，安能再考慮恢復大業?由此而展現出具有因果關系的另一情景：戰馬長年不戰而肥死，武器長年不用而霉爛。兩種情景同時出現，又安能期望恢復大業?一個“空”字，蘊含著詩人深沉的憤慨!詩人將“十五年”特意點明，而且將“和戎詔”三字醒目地置于篇首，表明將軍如此作為，并非出于偶然，乃有國策決定。前四句矚目于將軍府，抨擊的對象為整個投降集團，而且將矛頭直指當朝皇帝，這是了不起的識見和膽略。

接著寫邊防哨。戰士奔赴前線，本為沖鋒陷陣，收復失地。現在，只能每晚以聲聲刁斗送走歲月，寄托壯心。一個“催”字，將戰士踴躍生塵之心和報國無路之悲揉合起來，下得何等沉痛!“三十”從軍邊塞，而今白發種種，在身世的交代中又表現了戰士的滿腔悲憤。這悲憤無處宣泄，只能借助橫笛。“誰”字起問，其辭隱約，其旨分明。悲咽的笛聲無人領會，戰士只能面對沙頭白骨，遙想長此以往的命運。這簡直是對投降派的無聲控訴了。

最后寫淪陷區。遺民身受敵人蹂躪，一心向往著回到祖國懷抱。他們忍受死亡威脅，日夜企盼王師收復失地。詩中突出熱淚縱橫的畫面，使遺民的愛國深情形象而感人。展現畫面以前，先出以議論，并以“豈有”作反詰，使這種愛國深情蓄積極深，一方面是遺民渴望恢復而垂淚，一方面是逆胡傳宗接代而無人過問，兩相對照，又使這種愛國深情發為悲慨。詩中以遺民的愛國深情來表現戰士的愛國深情，對投降派的痛斥顯得更為有力。

上述是詩人從生活中截取的三個橫斷面，不但由戰士而將軍，而且由南宋王朝而淪陷區，從中不難想見詩人的苦心。不僅如此，詩人還傾力于縱向的表現。試看，由“和戎詔下十五年”的沉悶局勢，進而延伸到“三十從軍今白發”的難耐歲月，進而追溯到“中原干戈古亦聞”的歷史進程，不但說明戰士的愛國深情具有持續性，而且將當前戰士的愛國深情與古往戰士的愛國深情關合起來，這就了然分明地反襯出“和戎詔下”“將軍不戰”的社會現實。

《關山月》屬橫吹曲，大都抒發征人思婦的離情別緒。這首詩開掘了傳統的主題，拓展到愛國主義的深處，這是創造性的突破。為了與主題相應，將軍府也好，邊防哨也好，淪陷區也好，均通過戰士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來表現。為了使主題深刻，全詩既從大處著眼，又從小處落筆，以“和戎詔”發端，以“望恢復”收結，三個場面有層次地展開，是大處著眼。寫將軍，出現的是朱門、歌舞、廄馬、弓弦;寫戰士，出現的是沙頭、戍樓、刁斗、橫笛、白骨;寫遺民，出現的是淚痕。這是小處落筆，雖然有的實的所見，有的出于虛擬，但均呈現境界。

“關山月”作為樂府題目，已與表達的內容關系差遠，詩人卻有意識地緊扣題目，特別是緊扣“月”字來寫。月色照著戰士的白發、橫笛，照著沙頭的白骨，照著遺民的淚痕，也照著朱門的歌舞，肥死的廄馬，霉斷的弓弦。月色中，有將軍的按歌擊拍聲，有扣人心弦的刁斗聲，更有哀怨幽咽的橫笛聲。在朦朧的月色中，最為動人心魄的是橫笛聲，回蕩在關山戍樓之間，飄浮在累累白骨之上，使人不忍卒聞。月色、刁斗聲、橫笛聲，造成一種異常悲涼的氣氛，讀者不能不沉浸其中，從而激起憤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