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中國文壇的悲觀”》原文與賞析

文雅書生中也真有特別善于下淚的人物，說是因為近來中國文壇的混亂，好像軍閥割據，便不禁“嗚呼”起來了，但尤其痛心誣陷。

其實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時代一去，而有一個“壇”，便不免有斗爭，甚而至于謾罵，誣陷的。明末太遠，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實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趙厓叔，就如水火之不可調和; 再近些，則有 《民報》和《新民叢報》之爭，《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爭，也都非常猛烈。當初又何嘗不使局外人搖頭嘆氣呢，然而勝負一明，時代漸遠，戰血為雨露洗得干干凈凈，后人便以為先前的文壇是太平了。在外國也一樣，我們現在大抵只知道囂俄和霍普德曼是卓卓的文人，但當時他們的劇本開演的時候，就在戲場里捉人，打架，較詳的文學史上，還載著打架之類的圖。

所以，無論中外古今，文壇上是總歸有些混亂，使文雅書生看得要“悲觀”的。但也總歸有許多所謂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滅亡，只有配存在者終于存在，以證明文壇也總歸還是干凈的處所。增加混亂的倒是有些悲觀論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論調，將一切作者，詆為“一丘之貉”。這樣子，擾亂是永遠不會收場的。然而世間卻并不都這樣，一定會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別，我們試想一想，林琴南攻擊文學革命的小說，為時并不久，現在那里去了?

只有近來的誣陷，倒像是頗為出色的花樣，但其實也并不比古時候更厲害，證據是清初大興文字之獄的遺聞。況且鬧這樣玩意的，其實并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掛了招牌，而無貨色，只好化為黑店，出賣人肉饅頭的小盜;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經弄過筆墨的人，然而這時卻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沒落，文壇決不因此混亂，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來了。

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于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里。

八月十日。

【析】 本篇最初發表于1933年8月14日《申報· 自由談》，原題名 《悲觀無用論》，署名旅隼。關于“旅隼”這一筆名，許廣平曾引《詩經》鄭箋為注：“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旅隼，和魯迅音相似，或者從同音蛻變。隼性急疾，則又為先生自喻之意。”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左翼”革命文藝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這引起了反動派的極大恐慌。他們對革命文藝實行反革命的文化“圍剿”，使用造謠、誣陷、謾罵、攻擊的伎倆來代替論爭，甚至妄圖用法西斯恐怖手段來“廓清”文壇，扼殺革命文藝運動。當時，思想文化戰線上的斗爭空前尖銳、復雜。一些不辨是非的“文雅書生”，也不加分析地認為文壇太混亂，而散布悲觀論調。1933年8月9日 《大晚報·火炬》發表了小仲的《中國文壇的悲觀》一文，其中說：“中國近幾年的文壇，處處都呈現著混亂，處處都是政治軍閥割據式的小縮影”，“文雅的書生，都變成猙獰面目的兇手”，“把不相干的帽子硬套在你的頭上……直冤屈到你死!” 并慨嘆道： “嗚呼! 中國的文壇!”

針對這種情況，魯迅寫了這篇短文，用辯證唯物論和階級斗爭的觀點，總結 了歷史經驗，闡明了有文壇就有斗爭，有斗爭就會有是非曲直，指出了敵人的擾亂和誣陷正是他們腐朽沒落的表現，斗爭越激烈，營壘就會越分明，最后的勝利一定屬于進步力量。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這就給予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文化“圍剿”和他們的幫兇文人以有力的打擊，深刻地剖析了那些在嚴峻的現實斗爭面前退縮逃避的悲觀論者。

文章一開始便援引悲觀論者的文意，給散布悲觀論調的“文雅書生”畫了一幅“特別善于下淚”的自畫像。

接著，魯迅指出，既然有文壇，“便不免有斗爭，甚而至于謾罵、誣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且，歷史上文壇的紛爭“也都非常猛烈”，只不過“勝負一明，時代漸遠，戰血為雨露洗得干干凈凈，后人便以為先前的文壇是太平了”。因此，中國文壇的所謂 “混亂”并非始自今日，而身為“局外人”的“文雅書生”大可不必“搖頭嘆氣”。魯迅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指出文壇的混亂和論爭的必然結果只能是： 正確終會戰勝謬誤，真理終會戰勝邪惡，“總歸有許多所謂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滅亡，只有配存在者終于存在，以證明文壇也總歸還是干凈的處所。” 因此，悲觀論者不辨是非，“將一切作者詆為 ‘一丘之貉’”，只會增加混亂，這樣反倒會幫了擾亂者的忙。繼而以林琴南為例，證明世間的事一定會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別”，一切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終歸不過是匆匆來去的過客而已。

然后，魯迅指出，“文雅書生”尤其痛心的文壇上的“誣陷”，其實并不比古時候更厲害。他以洞察一切的敏銳眼光，對誣陷者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誣陷者十中之九是“出賣人肉饅頭的小盜”，其中偶有一部分是“曾經弄過筆墨的人”。前面一類的卑劣自不必說，后面一類“這時卻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沒落，文壇決不因此混亂，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來了。”

最后，魯迅針鋒相對地提出本文的中心論點：歷史不會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并指出：“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于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里。”對于前一種人，這不失為善意的批評與警醒;對于后一種人，則一針見血地戳穿其充當反動派的可恥幫兇的偽善面目。

這是一篇充滿浩然正氣，批駁悲觀論調的雜文。魯迅運用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洞穿反革命的文化“圍剿”的毒霧迷瘴，表明堅持思想文化戰線上的斗爭的鮮明態度，揭出幫閑文人的丑惡靈魂，同時，在藝術上也有其鮮明的特色。

第一、結構嚴密，層層剖析，具有無可辯駁的邏輯性。文章起筆入題，提出反駁的“靶子”，然后抽絲剝筍，一辨“混亂”之說，二駁“悲觀”之說，三析“誣陷”之說，最后提出中心論點，指出悲觀的由來。全文簡約精練，在批駁、論辯中深蘊嚴正、熾烈的感情，充分顯示出魯迅雜文戰斗的美學風格。

第二、寓莊于諧，俏潑犀利，具有鮮明獨特的形象性。魯迅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鋒利的筆，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他的燃燒著的猛烈的火焰在掃射著猥劣腐爛的黑暗世界”。魯迅雜文“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他在文中奉還散布悲觀論的人一個“文雅書生”的渾名，把他們描繪成“特別善于下淚的人物”，把文壇上搞誣陷的無恥之徒比喻為“掛了招牌，而無貨色，只好化為黑店，出賣人肉饅頭的小盜”，形象極為鮮明獨特，具有深刻的概括性和典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