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散文·蘇洵·辨奸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 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 “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郭汾陽見盧杞,曰: “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 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愿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其禍之至于此哉! 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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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辨奸論》始見于《邵氏聞見錄》。復見于《宋文鑒》、《古文觀止》等書,但不見于明刻本《嘉祐集》。因此清人李紱、蔡上翔等人,認為它并非蘇洵之作,而是邵伯溫的一篇偽作。新中國建立后,不少學者如鄧廣銘、吳小如等人,曾就此問題發(fā)表看法,總傾向也認為它不是蘇洵所作。但鑒于此文在歷史上已產生過一定的影響,故這里暫仍其舊。文中所辨之奸,舊說多指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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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大體可分四段——
第一段(1節(jié)):奠定辨奸之可能的理論基礎;
第二段(2節(jié)):援引史實為辨奸論題提供有力證據(jù);
第三段(3節(jié)):今人之奸難辨與為害;
第四段(4節(jié)):借孫子之語表明兩種可能性。
此按段略講如下:
第一段:奠定辨奸這可能的理論基礎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一、詮詞釋句: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大意是說,世間萬物的發(fā)展,都有它們一定的規(guī)律與結果。此乃古時成語,出自《戰(zhàn)國策·齊策(四)》;《史記·孟嘗君列傳》作“物有必至,事有固然”;而蘇軾《上皇帝書》,又作“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古人用此成語常因行文需要而用字略有更改,但大體精神不變。事,即事物,萬事萬物。理,情理。固然,本來的規(guī)律。
靜者與月暈而風——前者指靜心觀察事物的有識之士。后者是說,環(huán)繞月之四周的白色光帶,由云層中水晶折射月光而成為“月暈”。舊注曾引《老農經(jīng)驗談》:“月有圈,東風盛;月有邊,南風冷;月有暈,西風勁;月有弧,北風溫?!?br>
礎潤而雨——柱下基石由于地氣上升而變?yōu)闈駶櫍A示天將下雨。礎,屋柱的石礎。
理勢相因——常理與形勢,相互承襲、相互作用。
疏闊難知——久遠廣闊難以察知。
天地陰陽之事——即指上述之“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等自然現(xiàn)象,古代人們認為由于陰陽交互作用而產生了一切自然現(xiàn)象。
好惡二句——奪,此指干擾之意。這是說,人之好惡感覺影響著自己的內心,利害的計較干擾著自己的行為。
二、略述大意:
世間萬物的發(fā)展,都有它的一定的規(guī)律與結果。這在天下只有那些冷靜觀察事物的有識之士,才能做到:見到微小的跡象,就能察知其發(fā)展的明顯趨勢。月亮周圍出現(xiàn)了光圈,那就要刮風了,柱石上假若潤濕,將會下雨。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社會上人與事的彼此推夠,常理與形勢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發(fā)生的變化,其難知的程度是不可測的,即使是賢明之人對此也有所不知。這是什么原故呢?這是由于人們的愛憎影響著自己純潔的內心,利害關系的考慮左右了他們的行為。
第二段;援引史實為辨奸論題提供證據(jù)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 “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 “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 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一、詮詞釋句:
山巨源與王衍——山巨源(205-283),即山濤,字巨源,西晉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南)人。曾任晉吏部尚書、太子太傅、右仆射等職,喜好老莊學說。選用人才,他常作評論,時稱“山公啟事”。原為“竹林七賢”之一,后絕交。王衍(256-311),字夷甫,瑯琊臨沂(今屬山東)人。曾任晉中書令、尚書令等職,他喜讀老莊,提倡清談,隨意曲解經(jīng)典義理,人諷“口中雌黃”。劉淵起兵,只圖自保,后為石勒所殺。
郭汾陽與盧杞——郭汾陽(697-781),即唐代名將郭子儀。華州鄭縣(今陜西華縣)人。他在安史之亂時,戰(zhàn)功顯赫,封為汾陽郡王,人稱“郭汾陽”。盧杞,字子良,滑州靈昌(今河南滑縣)人。他貌丑心險,為唐建中間宰相時,陷害異己大臣楊炎、顏真卿等。后涇原兵變,京師失守,不久朔方節(jié)度使李懷光屢上疏斥罪,故而罷官,死于灃州。
無遺類——猶言沒有后代。這兩句事見《舊唐書·盧杞傳》:“(郭)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悉令屏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
故有以欺世盜名者——故有,本來存在。欺世盜名,此指晉惠帝時的王衍。本傳謂其“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因而“累居顯職,后進之士莫不景慕仿效,……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之事。
不忮不求——語見《詩·邶風·雄雉》。朱熹注云:“忮(zhì至),害;求,貪。”作者引此語,是說王衍雖然欺世盜名,但不忌害人,也不自貪,只是隨俗沉浮而已。
使惠帝——此“使”,假如之意。惠帝,指西晉惠帝司馬衷,于公元290-306年在位。史載惠帝為人愚癡,政局昏暗,權落人臣,終釀大亂,傳為東海王越毒死。
中主與敗國——前者是說守成之君。此指晉惠帝未能守住武帝成法,故導致國是日非。后者是說敗壞國政。此指盧杞之奸。據(jù)《舊唐書》載:“盧杞處矯儉簡,內藏奸邪,三年擅權,百揆失序,惡直丑正,亂國殄人?!?br>
德宗鄙暗——指唐德宗李適,為人鄙薄,性格陰狹,昧于識人。公元780-805年在位,因盧杞“蒙蔽無法,隳亂朝典”,致使政綱毀壞,忠良黜逐,終使藩鎮(zhèn)威逼而離家逃命。
二公與二子——二公,指山濤與郭子儀。二子,指王衍與盧杞?!傲稀保A料?!拔幢厝弧?,與實情不符。
二、略述大意:
往昔山濤見到王衍,曾說,“貽誤普天百姓的,一定是此人?!惫觾x見了盧杞,也曾說過,“這個人若得志擅權,我家郭氏就將絕后代了?!睆纳吓e兩事的最后結局來說,他們的推理似乎是實現(xiàn)了。但由我看來,王衍其人眉清目秀,談吐溫雅,原可以此欺世盜名的,但他不忌恨人,也不過于貪求,只是隨波逐流罷了。假使晉朝不出惠帝那樣的昏君,僅僅是個守成君主,即然有上百上千個王衍,又憑什么擾亂天下呢?再說盧杞之奸,是足以敗壞國政的,但是,他不學無文,貌丑不能感動人,言談也不能迷惑當世,如果沒有唐德宗這種鄙陋昏庸的話,又憑什么得到朝廷的重用呢?由此看來,山、郭二公所預料的那兩個人,或許未必就對!
第三段:今人之奸難辨與為害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愿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一、詮詞釋句:
今有人——舊注認為暗指王安石。
誦孔老之言——誦,誦讀。孔,即孔子,儒家學說創(chuàng)立者;老,即老子,道家學說之創(chuàng)立者。
履夷齊之行——履,實行。夷齊,商末孤竹君的兩兒子伯夷和叔齊,以清廉忠直稱名于史。
顏淵與孟軻——前者指孔子得意門生顏回。后者即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學說繼承人。
異趣、勝言、不忘浣——異趣,即異趨,指人之志向不同。勝言,勝(shēng生)言,盡言。不忘浣(huàn換),不忘記洗滌。
臣虜、犬彘、囚首、喪面——臣虜,此指奴仆。犬彘,即狗和豬。囚首,頭發(fā)蓬亂如同囚犯。喪面,面孔骯臟有似居喪。
鮮與慝——鮮,極少。慝(tè忒),邪惡,惡念。
豎刁、易牙、開方——這三人均為春秋時齊桓公之近臣,皆為“不近人情之尤”(蔡上翔語)。豎刁,桓公寵愛的自宮之幸臣。易牙,雍人,名巫,又稱雍巫。他殺子而成為桓公近臣,長于調味,喜于逢迎。開方,原為衛(wèi)國公子,后背君適齊,棄親而為桓公所寵。《史記·齊世家》載:齊桓公不聽管仲之忠告而近用三人,三人則專權禍亂齊國。桓公因而囚禁,卒于壽宮,“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
蓋世與濟——蓋世,即籠蓋世人之意。濟,此指促成。
愿治之主與好賢之相——前者是指有志于治理天下之君主。后者是說,愛喜援引賢人之宰相。
二、略述大意:
現(xiàn)今有這么一個人,嘴上念叨著孔子老子的語句,親身實行著伯夷、叔齊言行。拉一批圖名好譽和一些不得志的人,在一起制造輿論,樹立名望,吹捧什么顏淵、孟軻再世。但是骨子里都是陰險狠毒,與一般人不一樣,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正是將王衍之欺世同盧杞之陰狠合二為一了。這種人所為給社會的貽害,真是說都說不完呀! 人常說,臉臟了忘不了擦洗,衣沾污了就要洗滌,此乃人之常情??墒侨缃駞s不是這樣:人家穿著奴仆一般的下等衣服,吃的是豬狗吃的粗糲飯食,而且蓬頭亂發(fā)像個囚徒,還似一個守靈孝子滿臉污垢。但是,他們嘴里卻大講《詩經(jīng)》、《書經(jīng)》的大道理。這難道是他們的真心實意?其實,凡是為人做事不近情理的,很少不是老奸巨滑者。試看,春秋時齊桓公身邊的那些叫什么“豎刁”、“易牙”和“開方”的近臣、幸臣,就是這樣。憑著蓋世的好名聲,就可能實現(xiàn)自己包藏著的禍心,即使遇上勵精圖治的英主,愛才舉賢的宰相,他們也會受到提拔和重用的。那么,這個人就是給天下帶來大災難的罪魁禍首,這是必然的,毫無疑問的。這樣,就不是豎刁等三人可相比擬了。
第四段:借孫武之語表明兩種可能性
孫子曰: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其禍之至于此哉! 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一、詮詞釋句:
孫子——即孫武,字長卿,春秋齊國人,著名兵家,有《孫子兵法》十三篇傳世。
善用二句——不見今本《孫子兵法》。而《孫子兵法·形篇》有云:“善戰(zhàn)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曹操注曰:“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也?!?br>
使斯人——使,即假使。斯人,即上文所言的外被仁義而內懷奸惡者。
被與知言之名——被,讀如“披”,此即遭受之意。知言之名,指能知人而預言的名聲。
二、略述大意:
孫武說過:“善于用兵的人,沒有煊赫的功勛”。假如這個人將來不被朝廷重用,那么,我的話算是說錯了,而那個人也會有懷才不遇之嘆,那樣他也不會被看成禍亂國家的壞人了。否則,如受到重用,天下就會蒙受他的禍害,而我卻獲得一個“知言”的美名,這就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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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蘇洵的《辨奸論》,人們首先提出的問題是:此“奸”是誰?接著又會問:當今讀此文有何意義?以下就以我之見,略解兩個問題。
一、此“奸”是誰?
這在明人、清人,以至近現(xiàn)代有關諸公的評議和一些舊注本,往往鎖定此奸為當時政壇“紅人”王安石。如清人余誠,在其《重訂古文釋義新編》卷八中,就曾斬釘截鐵地說:“從不近人情處推見其奸,所謂見微知著者全在此。其以王衍、盧杞合為一人斷安石。……雖歷舉安石實事,通篇卻未明說出“安石”,然安石生平,已無不料定?!彼肿孕诺財嘌裕骸白孔R奇文,自應一時無兩?!睂Υ苏摳胶驼咭膊簧?。清代詩壇格調派著名領袖沈德潛就說過:“荊公(王安石)之奸,從不近人情處看出,千古卓見?!钡痔嵝颜f:“然古今來,亦多以近人情而曲行其奸者,不可不知”(見《唐宋八家文讀本》)。
這里,沈德潛認為“昏奸者”,除了“不近人情”一類之外,還有一類是“曲行其奸者”。在辨奸本領上,此沈比老蘇,似乎更高一籌。還有清人儲欣在《唐宋八大家類選》中,也說了自己的看法:“士君子一入仕途,則好惡利害,求為靜者而不可得矣。起段譏切歐陽諸公,洞中底里,非獨論安石也。”
這些言論,傳達了古代談辨奸者和文章評議者的若干值得注意的信息:一是政見分歧,不贊同王式改革;二是囿于朋黨之見,灑發(fā)著濃厚的權力斗爭色彩;此外,也許還雜些學術紛爭的因素。有人曾經(jīng)將蘇洵《辨奸論》內容,逐條同史實對照審核,認為它頗多乖謬,不足為訓(見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
基于上述情況,當今我們再讀此文,完全可以拋開舊說不論,不必再陷入一千多年前朋黨爭斗的政治泥潭而不能自拔了。因為王安石究竟是何種人?史學家自有公論;再說,作者在文中也未明點何人,文章矛頭所指,也不是非荊公不可! 所以,今日讀此文,大可超脫一些,不必再去糾纏它!
二、此文于當今有何意義?
我認為現(xiàn)在再讀蘇文,至少在以下兩點是有其現(xiàn)實意義的。
第一、它在政治學上,具有“辨奸術”的理論價值。
它的表現(xiàn)有三:一是忠與奸、正與邪、善與惡現(xiàn)象是普遍存在的。如果用唯物史觀去觀照社會現(xiàn)象,更可清晰看到,人類社會自形成以來,特別是階級社會的出現(xiàn),這種矛盾,隨時隨地都可見到的,確是普遍的、永恒的現(xiàn)象。二是,“奸”是可知的。不管是“不近人情”之直露者,還是“近人情”的曲行者,任何明火執(zhí)仗的“奸”,或者隱蔽偽裝的“奸”,都是完全可以洞知的,可以認識的。這是由于:“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月暈而風,礎潤而雨”。雖然這些自然變化,人人知之。即使“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而其獲知的可能性是不變的,只是增加其認知的難度而已。因此,只要成為“靜者”靜觀事變的有識之士,就能夠“見微而知著”,就不難識破其中奧秘,抓住“狐貍尾巴”。三是,何故“賢者有不知”?原因也是清楚的,“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這是說,一些賢者有時也會使自己睿智的慧眼,讓社會塵埃所蒙蔽,或者沒有以良知去對待客觀事物所致。但是,只要下決心清除障眼之物(包括物理的和心理的),就可獲知真相。
第二、在文章學上,具有寫作技藝的現(xiàn)實意義。
它的具體表現(xiàn)也有三點:一是牢牢抓住文體特征。作為論說文,本篇立論明晰,推論合理,所舉論據(jù)(包括自然現(xiàn)象和歷史故實)也恰切暢曉,合情在理。雖然文中也存在某些雜亂蕪蔓之處,但無傷大局。二是,在文章構建上,采取了“開門見山,單刀直入”之法。并以此開局,氣勢旺盛,接著,緊緊圍繞論題順勢而下,有層次地,而又多側面地展開步步深入的論述,使全文寫得峰谷交錯,峰巒迭起,引人入勝,啟迪深思。三是,有所指而不明言,讀后卻一望而知。這是本文獨到之處。如何做到這一點?作者聰明地運用了“一發(fā)動全身”之巧,抓住了兩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即:“見微而知著”和“不近人情者”。古今論者都認為這兩環(huán)是其實現(xiàn)上述目的最基本的舉措。清人吳楚材等,就把“見微知著”這一論斷,譽為“千古觀人之法”,永立不敗之地。又有人將“不近人情”看作,即使“先機之哲,也所不逮也!”清人王念存就曾高度評價這一妙著說:“擒定‘不近人情’四字發(fā)論,見得真,說得透”。作者在善選古人作比擬時,就選中了“不近人情之尤”的齊桓公三個近臣,即殺子之易牙、自宮之豎刁和棄親之開方作為例證,展開了自己有力論述。文章既教人以“千古觀人之妙法”,又有了特選的有力的史例。這就可能有效地誘人深信其奸,達到作者教人“辨奸”的目的,而又不必考慮擔負誣陷之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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