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散文

“宋文”，包括北宋與南宋的散文、駢文和筆記文等。它的成就同樣是十分可觀的。不論是內容或形式上，以及語言、風格等各個方面，都比前代有了新的發展和開拓。特別是宋代散文洋洋大觀，其成就更為杰出。唐代興起的古文運動，實際上是經過北宋的詩文革新才最后完成的，并由此建立起“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傳統。元、明、清各代的散文家，多奉宋文為學習典范，其影響至巨至深。

在宋初文壇上，第一個表示要作韓、柳的繼承者、倡導古文的人是柳開。他原名肩愈，字紹先。后來改名為“開”，字仲涂，意為“將開古圣賢之道于時也”。又號東郊野夫、補亡先生。開寶進士，官殿中侍御史，主張作文能助教化，反對宋初華靡文風，作品文字質樸。繼之而起的是翰林學士、知制誥，為人忠直敢言，詩文風格簡古淡雅的王禹偁。他們對宋初文風不滿，主張革新，在繼承與發揚唐代古文傳統，創造有宋一代新文風起到開山作用，但成就還不大。

經歷了數十年后，穆修、石介和尹洙等人在真宗、仁宗文壇上出現，大力提倡古文，猛擊流行的“西昆體”文風，并得到范仲淹等人的鼎力支持，文章的革新運動才真正打開了局面。至及歐陽修以自己的政治聲望、作品典范和俊睿的理論觀點，有力地推進了宋代古文運動，并取得了成功。后又經過王安石、曾鞏和“三蘇”的一系列的努力，使宋代的古文運動又取得了新的進展。所以，世人將北宋的六家(歐、王、曾、三蘇)同唐代的二家(韓、柳)，并稱為“唐宋八大家”。在他們的竭力推進和巨大影響下，以奇句單行為特征的古文，終于取代了駢文(宋代稱為“時文”)，成為文壇的統治文體和無施不可的日常應用工具。特別是南渡以后，當抗金愛國成為詩詞創作的重要題材時，散文這一文學樣式，更直接成為政治斗爭的銳利武器。當然，駢文并未從文壇上消失，而且經過變革后，帶有散文化的新面貌重新出現于人們的視野之下。這時，它已大異于唐代和六朝的駢文了。

北宋散文大家，其風格各不相同。歐文簡潔明暢，平易通達而又富有情味;曾文接近歐陽文風，用思入微，層次清晰，富有說服力;而王文與歐文的“紆徐委備”(蘇詢語)不同，言辭犀利，見解超群，筆力峭拔;蘇軾散文，各體兼備，文風也隨文體不同而略有區別，其共同特點是文從字順，“悅然于心”，縱橫馳騁，文姿橫生。

南宋文壇，其文況略有變化，“上書言事”的政論散文十分活躍。這里，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有胡銓、陳亮和葉適。終生“布衣”的陳亮，卻縱論天下大事。其文以“意與理”為基礎，體不詭異，辭不險怪，宏富典麗，表現了“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的文風。葉適為“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原是一個有著進步哲學頭腦的思想家、政治家，同時也是具有強烈愛國思想的文學家。他能文能詩，而散文成就更大。在這里，必須特別提到的是一位曾為后世詩文界所忽視而在南宋文壇上居詩文大家地位的王十朋。他不僅是南宋政壇上“一代偉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語)政聲浩蕩，而且也是以文章名節彪炳一世的文學巨匠，為南宋詩壇“四大家”開了先河。可惜，在后世，他的煌煌文名卻為其赫赫政聲所淹沒。

兩宋時代，還涌現了大量筆記雜文，內容富贍多彩，成就超越前代。北宋歐陽修和蘇軾等人，在寫作長篇宏文之外，也寫過不少筆記文和小品文。到了南宋，寫作筆記竟成了一種經常運用的著作形式，內容無所不包。著名的作品有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明清的《揮塵錄》、方勺的《泊宅編》和羅大經的《鶴林玉露》等等。羅著《玉露》評論藝文，褒貶人物，指陳弊政，往往別具識見，言約意豐，發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