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辭賦與駢文

中國辭賦自從發韌成立，并發展興盛，直至嬗變與異化，歷時約一千六百余年。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辭賦文學的進程，歷經了四個發展時期：

(一)先秦戰國辭賦發韌時期

在這個源頭時代，中國辭賦肇始階段尚處于朦朧待明狀態，出現的若干問題主要有——

首先是辭賦文學溯源。在這里，兩個問題有待弄清：>第一、“辭賦”概念的由來。對于“辭賦”這個名稱，不僅在當時，以至后世一直未能明白。一說，一個概念，兩種文體：辭是詩，賦是文，是一個詩文結合體;又一說，一個概念，一個文體，指的就是賦體;還有一說，兩個概念，兩種文體。即辭詩體與賦文體并列。各說各的，莫衷一是，在這里，我認為第三種說法比較在理。它的確是兩種文體的混合稱呼。開初，由于它本身帶有若干詩歌因素，就混在“楚辭”之中;后來，荀賦的出現，因其詩味淡薄，應當與作為楚地詩歌的“楚辭”區別開來，才有了“賦”的名稱。當歷史進入西漢初期，漢人撰作如宋玉《風賦》那樣的作品多了起來，于是，逐步成了一個新文體——帶韻的散文。明人陳懋仁在任昉《文章緣起》一文注釋中說：“賦家專取《詩》中一義以為賦，又取《騷》中贍麗的辭以為辭。”這是說，漢代以前，辭與賦，確是不分家的，后來才發展為一種完全獨立的文體。在人們習慣上，仍然沿用“辭賦”這個混合的稱呼。其實，它是一個偏義復詞，重點偏在“賦”。

第二、辭賦文之二祖。在我國文學史上，一直把辭賦文學之源頭，尋到《詩經》中去。這種“賦源于詩”的論斷，漢人班固是其首倡者。他在《兩都賦序》中云：“賦者，古詩之流也。”這個“詩源”之說，到齊梁時，得到劉勰的認同，他的《文心雕龍·詮賦》認為《詩經》中六義之一義——“賦”，就是辭賦文的源頭。后世的論者，基本采信這種觀點，最突出的是清人劉熙載的說法——

班固言 “賦者，古詩之流”，其作，《漢書·藝文志》; 論孫卿、屈原賦有惻隱古詩之義。劉勰《詮賦》 謂賦為六義附庸，可知六義不備，非詩即賦也。
 

(《藝概·賦概》)

劉說則更明白地將“賦源”落在一種詩歌技法上，比班固的“祖述”更進了一步，確認了由劉勰開啟的賦是從《詩》的一種創作手法——賦法中演變而來的主張。

其實，“賦源于詩”之論斷，是缺乏根據而難以成立的。因為班固是著眼于詩賦的社會功能而出此斷說：“賦源于詩”的。但是，“文學在社會、政治功能的一致性，是不能作為體裁與體裁之間的源流關系的”。同時，由劉安開啟，班固定型，劉勰確認的“賦源于詩”論，在文論學理上是站不住的。這是由于“它們是從經學文論的角度來思考和論述賦源”問題，是“經學獨占話語權的結果”，而不是真正的文學自覺意識。另外，一種文體的創作技法，是難以成為一種新文體的源頭的(以上參考了劉潮謙之說，下同)。

那么，辭賦文學的真正源頭又在哪里呢?

經過認真溯源工作，可以大體斷定，它的真正源頭有二：一是源于北方文化及其文學精神。此以荀子的《賦篇》為代表;二是源于南方文化，特別是楚文化。它的代表是屈原及其門徒宋玉等人的辭賦作品，如《風賦》。

荀賦，雖然是我國最早以“賦”名篇者，但它缺乏應有的文學性，是“一種道德說教文章”，而且它后繼乏人，沒有造成應有的影響。所以它不能成為后世辭賦文學的主要源頭。但是，荀子在賦史上作為賦體開創者的地位，卻不應抹殺。賦體文學真正源頭的主要一脈，即人們所說的“賦的血根”，不落在北方而植根于南方文化，特別是楚文化的沃壤之中。其實，有人認為，荀子的賦篇創作，也是在他晚年受聘為楚之春申君，任蘭陵令之后，在受著楚文化薰陶中寫成的。如此說來，道是“賦源有二”，實際上只是“南源”在起著決定性作用?；仡欈o賦文學的發展歷程，可以清楚地告知大家：“中國后世的賦體文學，主要是由這一源開出的，從屈騷到宋玉，從景差到漢代騷體賦，從漢初騷體賦到漢大賦，從漢大賦到漢小賦……賦體文學之流，貫穿中國整個古代”，流勢澎湃，生生不息!

其次，賦文特點及同楚辭之區別。

中國辭賦文學，自西漢確定以來，即顯示了自己獨特的特點，主要有四：

一是，賦之結構有則。就一般而言，賦前有“序”，賦后有“亂”，中間問答體(也有別式)，在措辭中或結穴處，每每托以諷諫。

二是，賦之行文，駢散結合。文句既不必駢偶，也不講對仗，視需要或駢或散自由行文。

三是、賦文務必用韻。除律賦用韻同于后世近體詩之外，一般賦體文用韻較寬，與古風略同。押韻時，各韻部可以通轉，不必一韻到底。賦序與問答辭，則用散文而不用韻;然而亂辭與歌辭務必協韻。其韻往往落在偶句上，也有逐句連協的，少則兩句即轉韻，多則數十句方換韻。總之，賦的用韻，并無定式。

四是，賦的表達方式，多用“賦法”。它往往鋪采摛文，體物寫志，假象盡詞，揚厲極妍。“皆著意外形，不重內質”(見魯迅《摩羅詩力說》)。

這是一般賦體文的特點。至于溯上之古賦，或流下之徘賦、律賦和文賦等體式，又各有自己的不同特色，待后再述。

這樣，作為一種新文體的“賦”與作為一種詩體的“楚辭”之間的區別，也就清楚了。楚辭，不僅是南楚文化的詩性精華，而且也是我國文學史上同《詩經》并峙的詩歌奇峰，其影響至巨至深。后世將楚辭簡稱為“騷”，或“騷體”，是由楚辭代表作《離騷》而得名。

其三，先秦辭賦作家與作品。

由于這是一個辭賦體誕生的肇始階段，其作家與作品自然不會很多。僅從存世作品來看，其中主要是：

北源系統，據古籍有著錄者，大約有戰國后期思想家、散文家荀況。他是賦體文學首創者之一，有作品《賦篇》，原有一十篇，現存禮、知、云、蠶、箴等五篇，均為四言;還有命名為《成相》一篇，有五十六節文字，可厘為三篇，是荀子利用流行的通俗文藝形式宣傳自己思想的賦文。它三言七言或五言七言交錯成文，句式與用韻，也頗與《詩經》相近，屬于起源期的那種賦體作品。因此，漢代劉向、王逸輯錄楚辭時，把《成相篇》排除在外。后世學撰荀賦者不多，有關古籍也未見有著錄。

南源系統，著名代表就是屈原及其弟子宋玉、唐勒和景差等人。他們的作品，除屈原留世作品較多之外，其他人存世作品極少。有人(如丘瓊蓀等)將楚辭全部作品加以體裁分析，大體可分三類：①騷體：多數作品屬于此類。②非騷體：全篇四言似詩者，如屈原《天問》屬之，或全篇雜言似散文者，如屈原《卜居》、《漁父》和宋玉《風賦》屬之。③兩合體：即詩散兼用者屬之，如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等。

與宋玉同時的唐勒與景差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著錄，唐勒有賦四篇，今皆亡佚;但未著錄景差有賦。而在《楚辭》中收錄的《大招》，或題景差作。

南源之賦，后繼昌盛，兩漢時期辭賦得到完全確立并有了長足發展，其影響越來越深遠。

(二)兩漢辭賦發展時期

我國辭賦文學在兩漢三四百年間，從先秦的誕生，到漢初的確立，并逐漸成長、壯大，最后登躋發展高峰，成為兩漢一代文學的主要樣式，“漢賦”代表著漢文學的主流。它所經歷的發展階段有三：

第一階段，楚辭由詩向文轉型，即“騷體賦”的誕生

這個階段，從漢初至漢武帝初年，約七八十年間，是漢賦的形成期。漢代社會經濟在“無為而治”的國策下，從逐步恢復到發展之中。這時漢賦作品，主要是“寫志”小賦，也開始出現“體物”大賦的傾向。

漢賦主要來源于楚騷，并托體于荀賦，同時也接受《詩經》和戰國散文的影響，于是，就出現了略與騷體詩有異的賦體文，即人們所稱的“騷體賦”。它除了具備賦體文學一般特征之外，其主要特點是留有楚辭較多的母體印記，即詩性因素比重較大。主要代表作家有賈誼與枚乘等。賈誼的《鵩鳥賦》是賦中之短制，其中的語句、語象和語助等，承襲了楚騷的余風。這里留有鮮明的詩性胎記，正是這個轉型期漢賦的最大特色。

這個時期，還有一個主要代表作家是枚乘。他與嚴忌等人都是梁王劉武的門客，是帝王們的文學侍從。他的《七發》是后來“七體”文的首創者，是一種介于有韻無韻間的、半詩半文的新體制，已帶有后來大賦的趨向，是漢賦發展第一階段的騷體賦向第二階段的漢大賦轉變的一種形式，起了漢賦定型化的作用。

第二階段，漢賦的確立與發展，即漢大賦的形成

武帝年間，漢賦正處于鼎盛時期。在這時期中，漢王朝發展達到了繁盛之高峰，后雖經由盛轉衰，但又回復到了繁榮。這正是漢大賦大量涌現的時期。這是因為經過半個世紀的“文、景之治”，國富民安，實力空前，國威遠震，時勢要求有宏麗的頌歌;加上武帝以一系列措施制禮作樂，網羅文學侍從，推行思想文化大一統。這就吸引了大批文士集于帝王身畔和宮廷之中，紛紛作起“潤色鴻業”的頌聲，深得帝王的賞識。于是，漢代文壇上作賦熱潮驟起，不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甚至連公卿大臣們也“時時間作”。據稱，這時只計至西漢之末，所作之賦，“蓋奏御者千有余篇”了，“而后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均見班固《兩都賦序》)。漢大賦主要題材，不外乎這樣兩類：一是帝京宮室百般富麗;二是帝王苑獵的種種威風。駕馭這一題材的是窮極聲貌地鋪陳事類，并寄以“勸百諷一”的諷諭方法。其實，體物盡相，原是漢大賦的最大特征。

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主要有：

被譽為“賦頌不祧之祖”的西漢司馬相如，作賦二十九篇(據《漢書·藝文志》著錄，下同)，其存世作品最著名的是《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和《長門賦》等;

又有著名學者兼賦家的揚雄，有賦十二篇，其中著名者有《羽獵賦》和《長楊賦》等;

東漢辭賦作家與揚雄齊名的有史學家兼賦家的班固，以《兩都賦》名世;張衡存世賦作七篇，其中大賦以《兩京賦》最孚名望，還有《溫泉賦》和《周天大象賦》等。

此外，在西漢賦壇上較有名望的還有東方朔、枚皋、嚴忌、嚴助和王褒等人。東方朔的《答客難》，雖未以“賦”名篇，但確是一篇地道的佳賦，仿作者不絕。枚皋是有名的多產賦家，據文獻著錄，他刪去“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可得一百二十篇，可惜存世者絕少。

第三階段，漢賦發展的新階段，即漢大賦衍生了漢小賦

這個時期自東漢順帝至漢末，約近百年間，是漢大賦由盛轉衰，從廊廟賦頌向抒情小賦過渡的轉變時期。促成這個轉變的關鍵人物，就是文學史上的名家，也是科學史上的偉人張衡。他在撰作大賦之后也不時寫作小賦，其中幾篇抒情言志小賦，極富生命力。最有代表性的是《歸田賦》，給漢代賦體文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鮮氣息;他的只有五十個字的小小賦《定情賦》，也情盡即止，不事矜才。

晚期漢賦作品雖然不多，但從存世作品看，其社會意義較大。具有代表性作家、作品，除張衡之外，還有蔡邕的《述行賦》和越壹的《刺世疾邪賦》等等。特別是趙賦，不管題材、篇幅、風格和布局，都一反大賦的作為，令人耳目全新。從這里可以使人感到漢王朝已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換代風暴已撲進賦壇，原有的賦頌陋習，一掃而空。

由于政治日益腐朽，社會紛亂動蕩，大眾，特別是士人們有滿腹幽怨需尋發泄，由趨奉帝王的大賦轉而自抒情懷的小賦，這是勢所必然! 其實，這也是文學個性的覺醒，是賦體文學生機的顯露。后世辭賦發展史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