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及近代散文·清代散文

有清一代散文，比之于元、明兩代，不僅有較大的發展，而且已具有自己的鮮明的時代特色，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當占一席之地。它的發展歷程，大體可分為：清代初期散文、清代中期散文和晚清散文三個時期。以下著重簡述前兩個時期的發展狀況;至于第三時期的散文，則按常例歸入近代文學范疇進行講述。

第一，清代初期散文

這個時期從清順治元年(1644)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約四十余年。在這時，清廷用八年時間，大力平定了戰亂遍及半個中國的“三藩”勢力，收復了孤懸海外的、明末就已割據的寶島臺灣。這是說，清王朝的統一大業已告完成，其時，一個新的社會發展時期——即清代的“康乾盛世”，自此拉開序幕。

清代初期文壇涌現著兩股散文潮流

一是“學人之文”。這是一股由明清之際著名學者匯集起來的“文流”。它的主要代表是世稱的“清初學術三先生”，即著名《明夷待訪錄》和《宋、明學案》的作者黃宗羲，《日知錄》、《音學五書》的作者顧炎武和于經、史、子、集上留有巨大影響的王夫之。在文學上，他們一致強調“學以致用”，認為“文之不可絕于天地之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見《日知錄》)。黃宗羲為文重視情與文、道、學的統一，據情直抒，識見精深。他的“原君”系列作品，更具民主性思想。顧炎武，治學作文均甚嚴謹，立論超卓，文辭勁健，風骨至高。王夫之的著作等身，文情洋溢，文筆縱橫，頗有大家風度。他的史作《桑維翰論》和詩評《薑齋詩話》等都是佳構。

他們都是明清之際，我國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很具影響力的文學家，對于轉變明代文風，培植清代獨有的文章風格，起著先驅作用。

二是“文人之文”。這一“文流”，以侯方域、魏禧和汪琬為主要代表，世稱“清初文學三大家”。論藝術，三人中以侯方域為最高。他為文重視“務盡其才，而后軌于法”;其作品豪邁暢達，富有才氣，略帶浪漫色調。《李姬傳》和《與吳駿公書》等，是其代表作。魏禧乃明末諸生，入清絕意入仕。其文長于議論，而敘事較為生動活絡，人稱佳構者有：《大鐵椎傳》、《燎衣圖記》等篇，尤以前者為佳，甚受人們傳誦。汪琬，順治進士，官戶部主事，又舉博學鴻詞，授為翰林院編修，有《鈍翁類稿》和《堯峰文鈔》傳世。其論文，要求明于辭義，合乎經旨。

在這三家中，侯文富有現實性，但前人多尊汪文，認為“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但這并不足信，因為囿于正統偏見?！端膸烊珪嵋吩溃?/p>

古文一脈，自明代膚濫于 “七子”，纖佻于 “三袁”，至啟、禎而極蔽。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矩矱，而 (汪)琬與寧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稱為最工。……然禧才雜縱橫，未歸純粹; 方域體兼華藻，稱涉于浮夸，惟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要之，接跡唐 (順之)、歸 (有光)無愧色也。

在這個時期，比較有聲望作家還有王猷定、姜辰英、戴名世和杜濬、錢澄之等人;另外又有詩文兩優的名家朱彝尊、屈大均和詩論名家葉燮等。其中戴名世的清明簡凈文風，對后來的“桐城派”文章產生了影響。

這個時期散文的成效，只是初步轉變了當時的文風，但未形成浩大的氣勢，而真正成就清代散文特有格局，尚待桐城派的出現。

第二、清代中期散文

這個時期正經歷了由康熙，經雍正，至乾隆的清代“康乾盛世”。清政權穩固，經濟繁盛，社會承平，文人的民族意識，趨向淡薄，“復古”、“明道”之說得以滋長，程朱理學乘機反撲，學術界興起一股“考據”新風，學者競趨不倦。就在這個“當口”，一個以桐城籍文人為主要骨干的散文流派，在文壇脫穎而出，世稱“桐城派”。這個散文學派既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又擁有較多的實踐成就。他們倡程朱之道，主唐宋八家文體，人眾勢大，對清代散文的定型化起了巨大影響。

這個流派的首倡者為方苞，桐城古文的理論由他創立。他繼承宋理學派的“文以載道”的文學主張，大倡古文“義法”之說。要求文章應當“言有物”(即文之“義”)和“言有序”(即文之“法”)，說“義以為經，而德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清除魏晉以來的那些麗藻俳語、雋語巧言和宋之“語錄中語”，力求“清真雅正”。誰要精通“義法”，誰就務必以唐宋八家古文和兩漢書疏為人門，觸類旁通，然后寫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文章。

桐城派二祖劉大櫆，畢竟不具臺閣地位，能任氣敢言，有時還敢突破始祖方苞的藩蘺，沒去潛心專事程朱理學的倡導，而是努力探求古文的藝術形式，注重文章的聲色才氣，讓方苞首倡的“義法”進一步具體化。因此，他的作品時見侯(方域)魏(禧)余風，并非最典型的桐城風格。有人評論說：“海峰先生(大櫆之號)之文，以品藻音節為宗。雖嘗受清于望溪(方苞之號)，而能變化以自成一體。義理不如望溪之深厚，而辭采過之。”(方宗誠《柏堂集·桐城文錄序》)

世稱“桐城三祖”的姚鼐，雖“受古文法于大櫆”，但青出于藍勝于藍，而是該派文章體系的最后完成者。他要求為文應合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為一體，提出“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辭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望溪文集·述菴文鈔序》)這是由考據學家戴震之“古今學問三途說”發展而來的。戴震《與方希原書》曾經說過：“古今學問之途，其大體有三：或事于義理，或事于制數(考據)，或事于文章。”姚鼐將其引入自己的文章體系之中。

姚鼐還繼承與發展了方苞的“理”、“辭”、“氣”說和劉大櫆的“神氣說”，認為它們均是不同文體的共同組成因素，也是衡量文章的基本原則。他在自己編纂的《古文辭類纂·序目》中說過——

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 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無以寓焉。

這里說的前四者，涉及作品內容與風格，是文章的本質方面;后四者，則關系到文章之表達藝術。這八個方面構成桐城派古文創作的完整理論體系，吸引了大批文人匯集于桐城派之周，造成了全盛聲勢。就在乾嘉期間，屬于桐城派或接近其文風的散文家，著名的就有方東樹、管同、梅曾亮、劉開、姚瑩和朱仕琇等人。他們之間的文風略有差異，但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其中梅曾亮的文風最接近姚鼐。桐城派遺世作品，多為傳頌、碑志之類。也有一些記事或寫景的散文。如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劉大櫆《萬柳堂記》和姚鼐《登泰山記》等，均受后人歡迎與傳誦。

這時期，還有一個重要的散文流派，即湖陽派。它是桐城派的一個支流，以湖陽(今江蘇武進)人惲敬、張惠言為代表，故世稱“湖陽派”。這派人治古文的文學主張，與桐城派基本相同，但在創作上卻有差異。他們認為古文家不僅要推崇儒家經術，還應通學先秦諸子，出入百家，開闊題材，拓廣思路。因此，湖陽派作品，一般都比較有氣勢，也不忘文采辭藻的講究，有些文章還帶有駢化傾向。

在桐城派隆盛時期，也有一些具有與它不同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傾向的作家。其中主要是章學誠與袁枚。前者為史學家，在散文寫作上比桐城派通達，但只限于議論之一體，影響不大;后者是詩文兼善者，力倡“性靈”，反對擬古，行文酣暢，機趣橫生，面目一新，但嚴謹不足。此外，還有主張“獨抒性靈”的趙翼和袁枚摯友鄭燮等。但此時占居主流地位的當是桐城派，其影響甚為深遠，直到民國五四時期，才漸漸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