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及近代散文

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十八世紀(清代中后期)是一個集大成的光輝璀璨時期，也是“維舊”與“維新”兩種思潮沖突和歷史轉捩的過渡時期。經過這個時期，中國文學則跨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近代領域。于是，近代文學的種種思潮流變，都深深地、鮮明地反映著這個基本特征，而新舊更迭、多元并存、流派紛呈的駁雜情狀，又正是這個特征的具體體現。近代散文，是近代文學的重要一支，當然會毫不例外地保留著這個復雜屬性。八十多年的近代歷史，經歷了如下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道(光)咸(豐)期間的古文新潮

在這個時期之始，桐城派古文還在發生影響。但是，由于道光以來，時代發生新的變化，社會危機日益嚴重，不管桐城派古文還是揚州派、常州派的駢文，都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只有經世實用之文，才是近代散文的出路。于是，文壇出現了散文創作的新趨向。

這個“新趨向”，即新潮的先行者，有包世臣、魏源和龔自珍等人。包世臣所著《安吳四種》，首先批評了“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認為“古文一道，本無定法，惟以達意能成體勢為主而已。”人們稱包文“皆經世之言，不為空疏無用之學”(丁晏語)。稍晚的魏源，于道光六年(1826)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編》，收入其書的均為言學、言治的濟時經世之文。他后來撰寫的《圣武記》、《海國圖志》等，更是直接針對外國侵略者而發的政治性強烈的作品。

被譽為近代開山作家的龔自珍，站在這個新潮流的最前面，竭力倡導經世致用之學。他強烈要求改革，熱情追求理想和個性解放，不僅勇于批判清廷專制，而且激烈反對外國侵略，在人文方面，確實開創了一代嶄新的學風與文風。他的詩文均富有政治性和現實性。他不僅是擁有大量格調清新而多姿的詩歌作品的詩人，而且也是著名的具有歷史地位的古文作家。他站在歷史家立場上，倡導文章與政治統一的主張，撰寫了許多經世實用的政論文，比如《明良論》、《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議》和《送侯官林公序》等;他還作了若干富有諷刺性的寓言小品和雜文，如《尊隱》、《捕蜮》和《病梅館記》等。他的作品在內容上富有現實性，特別是“語含酸辣”的小品文，更具強烈的戰斗性。龔文與包、魏不同，他廣泛繼承與揚棄了先秦、兩漢以來的傳統，汲取其中積極因素而鑄造了自己的獨特文風。在文章中，一般是散行中有駢偶，瑰麗中帶古奧，簡括中設鋪陳，并散發著某些浪漫色調，將政事與文學兼而得之，使自己成為嘉道間新興經世文派的魁首。他開啟了近代進步文派之風，為近代改良運動的啟蒙者。

在中英鴉片戰爭前后，經世文派的作家還有：黃爵滋、林則徐和呂世宜等。林則徐是鴉片戰爭之主戰派領袖，他的《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片》一文，陳述政見鮮明，邏輯性嚴密，強烈的愛國精神甚為感人。

隨著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發展，這時明白地公開反對桐城派古文的主要代表是馮桂芬和王韜。馮桂芬公開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的僵化，推行一種內容廣泛，抒寫自由，不受陳法束縛的新體散文，成為要求文體解放的先聲。王韜，原是一個在香港辦報的新聞工作者，所見所言，多為洋務與變法，“時以所見，達之于日報”，使新體散文經常見諸報端，使文章社會化。他從1872至1883年的十一年間，寫了大量文章，集成《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他的這種報章日用新散文，在近代散文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與此同時，太平天國的革命散文，也具有歷史價值。本著領袖洪秀全旨意，而由洪仁玕等發布的《戒浮文巧語諭》，徹底拋棄了桐城派古文，提出文體革新的明確主張。在實踐上，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敘事議論等撰作，都自覺運用通俗語言與形式，顯示了一種“樸實明曉”的文風。

第二階段：曾國藩時代桐城古文中興

與新體散文發展的同時，桐城古文也在謀求“中興”。這時的代表者，先是梅曾亮，后有曾國藩。姚鼐的幾個著名學生方東樹、劉開、管同和姚瑩等人，均在努力堅持，于是桐城古文又有了活躍的趨勢，而真正將桐城古文推向中興局面的是曾國藩。由于他的特殊社會地位，幕府搜羅的人才又甚眾，并以他為中心，經過門徒與幕僚們的造勢，先后相接，轉相授受，一個桐城古文中興的新局面，就這樣地形成了。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正好補充了姚鼐的《古文辭類纂》的不足，擴大了桐城派古文學習的源流，并于原來所標榜的義理、考據和辭章之外，加上一條“經濟”，使古文有了致用之處，延長了桐城古文的生命力。這樣，曾國藩在實際上發展了桐城派古文，從而創立了“湘鄉派”。這派的著名成員有：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和薛福成等。

另外，還有一個終身不受曾國藩牢籠的吳敏樹。他從不認為自己是桐城派，而是直接求之于古文和古書。但是，他仍然沒有擺脫方、姚的“義法”約束，走了僵化的老路。

第三階段，晚清、民國初期的新體散文

這時期出現了一股新生的社會力量，即資產階級改良派。它搗破了桐城派中興局面，而使晚清的新體散文得以進一步發展。由于改良運動急需開通“民智”，擴大改良主張的影響，因此，倡導文學改革和文、語合一文體的呼聲甚高。各地先后辦起了白話文報刊，從語言形式上否定了各種傳統古文的表達作用。但白話文的影響還不大，當時最受人注目的是梁啟超等改良派的新體散文。因為它接近文、語合一，但又未完全丟棄古文。康有為、譚嗣同和梁啟超等人，就是這個文派的最主要代表。

康有為，乃改良運動的領袖，其散文直抒己見，不受束縛，但又能利用傳統古文的某些因素，在行文時，或散或駢，或簡或麗，且富有想象力，筆勢放縱超過龔自珍，成為后起之梁文的先導。

譚嗣同為改革的需要，在沖破一切思想網羅的同時，也在文體解放上尋找與此相應的道路。從他的文章可以看出，其散文是從學習駢文中來，嚴整的句法，絕少虛言浮語。他曾用口語自然句法編寫教課講義，已見散文通俗化的傾向。

新體散文成就最大的作家，要推梁啟超。他是改良運動的杰出思想家和宣傳家，辦過許多報刊雜志，既提倡“詩界革命”，也倡導“文界革命”，還親自進行了“文語合一”的實踐，大膽地、有效地從傳統古文中擺脫出來，成為文體革新的主將。他在自撰的《清代學術概論》中作過很好的自我評價——

啟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為文，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 “新文體”。

又說——

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清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這個評價很實在，也很準確。他的著作，十分繁富，政論文和雜文小品，以至詩賦韻文，不一而足，當世諸家，獨一無二。

這時期走文體通俗化道路的，還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其中比較突出的有：《革命軍》作者鄒容、《猛回頭》和《警世鐘》作者陳天華。這些作品都是用白話體撰寫的。還有一名女革命家秋瑾，她為了實行男女平權，提倡家庭革命，曾用白話文發表了宣言。

民國建立以后，廢除了科舉制度，民初教育部又明令禁止讀經，且用淺近文言文作為學校的教科書。這樣，就從根本上削弱了桐城派古文和一切傳統古文的社會基礎。正當此時，白話文學重新掀起巨浪：一些報章雜志的“報章體”、“新民體”使典雅的古文出現了“俗化”潮流;包笑天主辦的《小說畫報》，也在“例言”中宣布：“詞取淺顯，意則高深”，“小說以白話為正宗，本雜志全用白話體，取其雅俗共賞，凡閨秀學生商界工人，無不咸宜”。說明文體革新，已經深入到小說和說唱文學，以及其他文學領域。

然而，傳統古文的影響至此，仍然存在。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改良派和革命派中間，竟為古文開辟了新的生路。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嚴復、林紓和章炳麟等學者。嚴復用古文翻譯了西方科學著作《天演論》，在知識界引起轟動，獲得普遍贊譽;林紓與人合作，也用古文成批地翻譯了西方小說作品，也引起廣泛興趣和注意。郭沫若曾說過：林譯《迦茵小傳》，“在此界文學史上并沒有什么地位，但經林琴南那種簡潔的古文譯出來，真是增了不少光彩”(郭著《少年時代》)，章炳麟辦《民報》時，也喜用“魏晉之文”來發表文章，由于革命內容的魅力，也曾發生過很大影響。

不過隨著時代的前進，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化，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在人文上所需要的不再是各種文派的古文，而是適應時代要求的通俗文。因此，不管革命派章炳麟的魏晉文，還是嚴復的先秦文、林紓的唐宋文，以至曾國藩等人的“湘鄉派”古文，統統都是行不通的。最后，還是由社會需要選擇了通俗化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新文體散文。并在此基礎上，汲取了中外語言的精華(包括文言文的精華)，終使文言文過渡到白話文，從而結束了長達數千年的文、語分離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