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七律·吊羅榮桓同志①》原文|譯文|注釋|賞析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記得當年草上飛②,紅軍隊里每相違③。
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④。
斥鷃每聞欺大鳥⑤,昆雞長笑老鷹非⑥。
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⑦?
這首詩最早發表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報》。
【注釋】①羅榮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青團,同年轉為中共黨員。8月,參加領導鄂南秋收起義。9月,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并跟隨毛澤東上井岡山。后歷任紅軍連、營、縱隊黨代表。1930年任紅四軍政委。1932年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1933年起,先后調任江西軍區政治部主任、紅軍總政治部巡視員等。長征后期于1935年9月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任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政委兼代理師長,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領導、開辟了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率山東主力部隊赴東北,歷任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東北人民解放軍政委、第四野戰軍第一政委。建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兼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在第一屆和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黨的第七次和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他一生忠于黨,忠于人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特別是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貢獻。②“記得”句,宋代陶谷《五代亂離紀》記載,唐末農民起義軍領袖黃巢,兵敗后在洛陽出家為僧,曾在自己的畫像上題詩曰:“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按唐代元稹《智度師》詩二首曰:“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衲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憑欄干望落暉。”所謂黃巢自題畫像詩,實系割裂綴合元稹詩并稍加修改而成。黃巢兵敗后自刎于泰山虎狼谷,出家為僧一事系傳聞失實,詩也出于后人偽托,均不可信。本篇僅作為語典引用。草上飛,謂馳騁作戰。③每,每每、往往。相違,有兩種義項,一是指人的分離,一是指意見的對立。這里可以作雙關語理解,謂自己和羅榮桓在紅軍時期曾有兩次因為黨內、軍內發生意見分歧或路線斗爭而不得不暫時離別。按,自參加秋收起義上井岡山時起,羅榮桓就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從事革命的武裝斗爭。1929年6月下旬,紅四軍在閩西龍巖召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毛澤東與另一些人就建軍和作戰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當時任二縱隊九支隊黨代表的羅榮桓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會后,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前委書記的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工作。這是他們兩人的第一次分離。8月,紅四軍出擊閩中失利。9月下旬,紅四軍在閩西上杭召開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會上,羅榮桓極力主張將毛澤東請回來。10月,紅四軍冒進粵東,遭到較大的損失。11月下旬,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廣大指戰員的要求,毛澤東重新回到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后,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撤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改派他去做政府工作。1933年春,羅榮桓也遭到“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排擠,被調離紅一方面軍。這是他們兩人的第二次分離。直到長征中,羅榮桓才又回到毛澤東的身邊。以上二句,就是對紅軍時期這些往事的追憶。④戰錦,攻打錦州。方為,才是。按1948年亦即解放戰爭的第三年,中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決定,首先在東北戰場與國民黨軍進行戰略決戰。9月至11月,我東北野戰軍組織了遼沈戰役。戰役開始前,敵軍分別踞守在長春、沈陽、錦州等三個孤立的地區。毛澤東的作戰方針是先打錦州,切斷敵軍逃入山海關的咽喉通道,將它們關在東北就地殲滅。但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主張先打長春。這樣做的后果是將東北敵軍趕到華北,既不能最大限度地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又會給華北戰場的兄弟部隊增加作戰的壓力和困難。當時,羅榮桓是東北野戰軍的政委,在他的力爭下,毛澤東關于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得以全面貫徹,從而取得了全殲東北敵軍47萬人的重大勝利。在對于全中國的解放有著決定意義的三大戰役中,遼沈戰役是首戰;而在遼沈戰役中,錦州之戰又是最關鍵的一仗,敢不敢打錦州,直接關系到解放戰爭的前途,因此毛澤東稱它為“大問題”。 ⑤“斥鷃”句,倒裝,正常語序是“每聞斥鷃欺大鳥”。此句化用《莊子·逍遙游》中故事。原典大意是說大鵬鳥因為高飛遠舉而遭到斥鷃小雀的譏笑。每聞,往往聽說。斥鷃,同“斥鴳”,鵪鶉之類。欺,侮辱。大鳥,指鵬。⑥昆雞,《漢書》卷五七《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上林賦》曰:“亂昆雞。”唐顏師古注引三國魏時張揖曰:“昆雞似雞,黃白色。”本篇只當一“雞”字用。長笑,總是譏笑。按俄國克雷洛夫寓言《鷹和雞》中寫道:“在一個夏天的早晨,一只老鷹怡然自得地飛登天空,往高處漫游,往發出閃光的地方飛行,接著,又從云層高處突然下降,落腳在低矮的雞棚上,歇一歇它的‘鳥中之王’的翅膀。”“一只普普通通的雞把這事看在眼里”,向同伴譏笑老鷹說,“現在我們看明白了,它飛得跟我們一樣低”。這里即用此典故。以上二句,“斥鷃”、“昆雞”喻指赫魯曉夫集團,“大鳥”、“老鷹”則喻指我中國共產黨人。⑦“君今”二句,與上兩句合起來看,是說我們黨正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機會主義者的攻擊,值此多事之秋,羅榮桓您卻不幸離開了人世,今后國家有疑難問題不易決斷,讓我和誰去商量呢?這是毛澤東在失去一位可以信賴的戰友時的悲痛之詞,并非對其他人都不信任。
【賞析】
1963年12月16日,“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人民解放軍的杰出的領導人之一”(《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代總理鄧小平同志在首都各界公祭羅榮桓儀式上的悼詞》),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羅榮桓終因長期抱病工作,積勞成疾,不幸在剛履花甲之年即與世長辭。噩耗傳來,舉國悲慟。“消息傳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主席心情非常沉重,中斷了會議,領頭起立默哀,他說:‘一個人數十年如一日,忠于黨的事業,很不容易啊!’這是對羅榮桓一生的高度評價。”(蕭華《艱苦歲月·我的良師羅榮桓同志》)會議一結束,毛澤東立即與賀龍、聶榮臻趕往醫院向羅榮桓的遺體告別。據毛澤東原護士長吳旭君給汪東興寫的報告中說:“在這之后幾天中,主席講話很少,像若有所思。有一天,主席服了大量的安眠藥后仍睡不著,躺在床上寫東西。”“已是半夜”“他仍舊在寫”直至“天亮以后”“寫完了”,卻仍沒有睡意,“閉著眼睛不停地獨自吟著詩句”。“問主席:‘是誰能使閣下這般欽佩?’主席從我手中接過詩稿,在手稿上半截空白的地方寫了個題目——‘吊羅榮桓同志’。”(吳旭君《關于毛澤東寫作〈吊羅榮桓同志〉一詩的經過》)再清楚不過了,這就是這首悼亡詩產生的具體氛圍,這就是毛澤東在“情緒不好,不愿意寫字”之時,“發乎情之不容已”(《劉大櫆文選》)所經歷的一段激蕩感情的心路。這首寫后幾經吟哦而“書題”的悼亡詩是一位已屆古稀之齡的革命領袖和才氣彌高的偉大詩人對戰友亡靈的亦哭亦訴的追憶,是從心底涌出的懷念、贊譽和痛惜,從頭到尾充溢著真情。
且看詩的首聯上句,開頭便以看似平常而又不可更易的“記得”兩個字為總領,把追憶的閘門一下子從三四十年前的“鬧紅軍”時期打開。“當年”的羅榮桓,于中國革命緊要關頭的1927年入黨,同年8月參加領導鄂南秋收暴動,9月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歷任紅軍連、營、縱隊黨代表以及紅四軍政委、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等領導職務,為紅軍的創建和發展壯大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十年內戰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在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在粉碎敵人的反革命“圍剿”和完成偉大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羅榮桓同志南北轉戰,屢建奇功,因此,詩人便巧妙地借用“草上飛”進行了形象鮮明的藝術概括,真可謂是神來之筆。“草上飛”作為一個可感的意象,給讀者提供了補充想象再創造的余地,何況它還頗有一些來歷呢。或謂本指渡河的小船,或舊稱什么“流寇”、“草寇”,或典出所傳黃巢《自題像》中的“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等等。諸說不一,大旨不悖,內中無不隱有一個“快”字,而這正是游擊戰中與敵周旋的紅軍英雄形象的特征。出沒山林,行蹤飄忽,靈活主動,詭秘神速,這在毛澤東寫于當時的詩詞中屢有所見:“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清平樂·蔣桂戰爭》),“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如夢令·元旦》),“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以及“飛將軍自重霄入”、“七百里驅十五日”(《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這其中的“躍過”、“直下”、“直指”、“飛將軍”等等,不正是對“草上飛”的最好注釋嗎!“草上飛”不僅指神速,還意味著矯健和勝利,因此它既是對紅軍戰斗生活的充滿自豪的回憶,更是對羅榮桓卓著戰功的充滿深情的贊譽。然而,今日想來,確有許多殊感遺憾的事情,于是詩人在“斯人不重見”,戰友成永訣的時刻,接著吟出了令人回腸蕩氣的首聯下句“紅軍隊里每相違”。
這句中的“每相違”,通常認為是指常有不同意見的爭執,在當時“紅軍隊里”這倒也并非不是事實,不過是誰與誰“相違”,是什么性質的“相違”,何以在悼念戰友中單單提及“相違”,等等。深究起來,要弄得明明白白絕非易事。其實,這首聯的前后句可以看作是一個因果句,“草上飛”是原因,“每相違”是結果。實則后者語出“同心與我違”(王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同心猶知己,“違”就是分離、離別。“每相違”,就是雖然心相通,卻常常不能見面。同在一個“紅軍隊里”本可經常見面,可實際相處時間不多,如今人已不在,想起來更覺得是深深的遺憾。愈到失去時,愈覺存在時的可貴,而時不可再,唯有痛惜不及。就是在看似不經意的敘說中,寄托了抹不掉放不下的無盡的哀思,這種深摯、惋惜、痛悼的凝重、深沉的感情匯聚,自非一般所能相比。
一幕幕的往事,一縷縷的哀思,引出了詩中的頷聯“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一下子由土地革命戰爭的“長征”拉到了解放戰爭的“戰錦”,艱難的革命戰爭歲月更加激起了詩人對戰友功績的追憶和思念。眾所周知,先后擔負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和東北野戰軍第一政委和第四野戰軍第一政委重責的羅榮桓在戰爭的關鍵時刻曾多次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這種重要作用是詩人通過對“當年”的邊敘邊議中表現出來的,恰似詩人在與逝去的朋友面對面交談,共同回顧著往事,一起評說那走過的路,又像是對亡友敞開心扉的訴說。這一聯的上下句,運用否定判斷和肯定判斷形成強烈的對比,對比之下,長征盡管是“千回百折,順利少于困難不知多少倍”,但還算不上是什么最難忍受的日子,“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毛澤東對自己詩詞的“批注”)。相比之下,“戰錦”則有所不同,這才真正是“大問題”呢。但詩“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致陳毅》),因此解詩不宜如索隱派那般生拉硬拽地去對號,也不必像經學家那樣去處處深究其微言大義,更不可認死理、抬死杠,說“戰錦”事大,就意味著“長征”事小,這二者并非勢不兩立,“不是”、“方為”只不過是有著濃重感情色彩的“詩人之理”罷了,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搞什么定量定性的“科學分析”。“戰錦”即指攻打錦州之戰,這是解放戰爭中作為三大戰役第一戰役的遼沈戰役的第一仗。解放戰爭是中國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斗爭,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成敗攸關的大決戰的開始,遼沈戰役事關全局,而“一切的關鍵是爭取在一星期內外攻克錦州”(《關于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我東北野戰軍于1948年9月7日接到中央軍委《關于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電報后,于9月底即完成了對錦州的全面包圍,10月14日對錦州發起總攻,只用31個小時即全殲守敵,俘獲敵酋范漢杰、盧濬泉及以下九萬人,一舉奪得了“戰錦”的重大勝利,為其后戰局的順利發展奠定了基礎,真是一戰而關全局。既如此,詩人謂之為“大問題”便是毫無疑義的,而身為東北野戰軍政委的羅榮桓在此次“戰錦”中的巨大功績也就不言自明了。就是在“長征”、“戰錦”的相較相承中,詩人以特有的詩的藝術概括和詩的藝術辯證,贊揚了戰友的貢獻,寄托了對戰友的深切懷念。
繼前兩聯對數十年悠悠往事的如泣如訴的回憶之后,詩人便回到了現實之中。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和世界,60年代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后者,早已使政治家革命家的毛澤東憂心忡忡。當時“中國周邊的國際局勢趨向緊張,中國面臨來自多方面的公開的和潛在的侵略威脅、戰爭挑釁和軍事壓力。在這種動蕩和緊張局勢中,中國如何堅持獨立自主、反對來自各個方面的霸權主義,以維護中國的民族尊嚴和利益,維護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利益,維護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利益,是黨在國際關系上考慮的中心。(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毛澤東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詠梅》等一批“反修詩詞”便是在這種情勢下寫成的。而在“吊羅榮桓”時,詩人自然不會忘掉這種“情勢”的,可以說詩的后半部分就是由此而發的。
頸聯“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鮮明地把當時的這種政治情勢,活化成了意境鮮明的優美詩句,寓愛憎褒貶于其中,令人回味無窮。斥鷃,蓬間小雀。大鳥,昊天鹍鵬。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時有所聞,豈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鷹和雞》中的雞“笑”鷹飛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覺得可笑、可氣、可惱。這一聯中的上下句,通過同義相疊而增強了表達效果,在相反相映的兩組形象的“不和諧”、“不合理”的關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戲謔鄙夷之中,同時也透出了詩人的一份憂慮。
這份憂慮來自當時中國共產黨人所面臨的嚴峻的形勢以及堅持和捍衛馬克思主義原則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恰恰就在這個時候,“君今不幸離人世”。尾聯中的這一句樸實無華,似脫口而出,卻充溢著詩人對戰友“離世”的難以言狀的悲痛傷感和令人心碎的惋惜。一個“君”字,更是包含了無限的意蘊,是對戰友的呼喚,又是痛惜中的自言自語,既想到了過去,又想到了現在和未來。于是,結句“國有疑難可問誰”,便在久蓄之勢下,沖涌而出,從而把羅榮桓國之棟梁的形象樹立了起來,同時也把詩人為國痛惜的感情凸顯了出來。如此平白語句,然而字抵千鈞,感人肺腑。一句詰問,問蒼天,問大地,更是發人深省,催人淚下。尾聯兩句,把追憶與評價、個人與國家、悲痛與惋惜,皆以濃重的感情高度地糅合在了一起,成為全詩一個自然的總結,而且結于發問,情真意切,志深筆長,叫人久久難以忘懷。
這首悼亡詩,“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訴諸各種感官的立體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脫口而出無矯揉裝束之態”的語言,成為頗具“大家之作”風范的毛澤東詩詞中的精品,且將永為世人所傳誦。
文章作者:董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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