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庭方識紫芝翁。

蕭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

以漢事影射當朝，是唐代詩人慣用的手法，遂使“以漢代唐” 成為唐詩的一大特色，本篇正是借詠寫漢代宮廷史事比附當時政治現實的佳作。

“四皓”，指秦時避亂隱居商洛山的四個老人，一曰東園公，二曰甪(lu)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漢朝建立后，漢高祖劉邦曾予征召，四人不肯出山。后來，漢高祖打算另立太子，張良為呂后謀劃，由太子派人卑辭厚禮，請出四人作為輔佐，高祖竟因此不易太子。后世將“四皓”(又稱“商山四皓”)當作安定太子地位的功臣，為其修廟祭祀。四皓廟有兩處，一處在商洛山，一處在終南山。在商洛山者比較出名，唐人所詠者多為此廟。

封建時代，皇帝的廢立是頭等重要的政治大事。東漢末年，漢質帝被害，朝廷一時沒有皇帝，太尉李固等上書大將軍梁冀，要求“今當立帝”，認為“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即此可見皇位繼承問題，在古人心目中有多重的份量。唐朝末年，宦官當政，皇帝的廢立，往往由宦官操縱。這種做法，實在有違封建禮教的正統，引起時人的深重憂慮?！八酿卑捕ㄌ拥墓儯裢庖子谟|發時人的感觸，吟詠四皓成為一時風尚，李商隱便寫有兩首《四皓廟》 詩。本篇為第一首，作于大中元年(847) 唐武宗去世不久；另一首 (羽翼殊勛) 作于第二年，即唐宣宗即位之初。從內容上看，本詩只詠及四皓，未及其廟，第二首則明顯為詠廟之作，所以有人認為本詩應只題“四皓”二字(“戊簽”本即無廟字，詳見《李商隱詩歌集解》，以下引文出《集解》者不另加注)。兩首《四皓廟》 詩，旨趣雖有區別，卻又相互應和。第一首是肯定張良薦舉四皓的功績，后一首則慨嘆四皓那樣的人才在當今未得其用。詩人詠寫四皓，實是影射當時的朝政未能正常擁立新君，“唯此為大”的邦國之本，竟上演了一出出亂哄哄的鬧劇。深懷政治抱負的詩人，怎能不在歷史的緬懷中，寄托幾分現實的感喟？

“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庭方識紫芝翁?！鼻岸?，述寫張良薦舉四皓的史事： 張良自己雖抽身隱居，卻將商山四皓引入了漢室宮廷。“留侯”，漢朝的爵位，指張良；“慕赤松”，想隱居；“赤松”指赤松子，仙人名。漢朝建立后，張良決意引退，自言：“愿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見 《史記·留侯世家》) “紫芝翁”，指商山四皓。四人隱居時，曾作 《紫芝之歌》：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薄白现ノ獭奔从纱说妹！皾h庭方識”，是說漢高祖曾征之不從，只是在張良薦舉之后，四人才出現在漢朝宮廷。據《史記·留侯世家》，四皓隨太子入宴，曾使得漢高祖大吃一驚：“及燕(通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老八十有馀，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 ‘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 “方識”二字，生動地傳寫出“漢庭”的反應。而且，“本為”與“方識”構成因果關系，將四皓輔佐太子，與張良聯系在一起。程夢星注云：“二句贊留侯薦四皓定儲之功，謂如不緣留侯以慕赤松之游、不與政事為名，薦四皓為太子之羽翼，則漢廷安得識此四人而不易太子哉！”

“蕭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后二句，肯定張良薦舉四皓的功績。同張良薦舉四皓的功績相比，蕭何不過只追回來一個韓信，遠不及張良能薦舉四人，憑什么享有天下第一功臣的美名？“追韓信”，是述寫蕭何為漢高祖薦舉帥才的往事?！疤摦敗?，名不符實地擔當。“第一功”，漢高祖大封功臣時，將蕭何的名次列在第一位?！爸唤狻迸c “豈得”也構成因果關系，意謂僅憑他追韓信那一件功勞，怎么能擔當天下第一功的名頭？言外之意是說，只有張良才配稱“第一功”。詩人得出這一結論，當然不只是因為張良薦舉的人數較多，四皓比韓信一個人在數量上顯然要占優勢，“只解”實際上作了這樣的比較；更主要的，是因為“四皓”安定太子之舉關系重大，對其作用自然也應格外重視。詩句雖以設問出之，實則含肯定之意。這種以問作結的筆法，可啟發讀者思索，比直接陳述自己的見解，顯得意蘊更為豐厚 筆法的變換，也有助于增強詩作的感染力量。李商隱的詠史詩，慣于采用這種寫法，形成鮮明的特色。如 《瑤池》 云：“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以冷峻的疑問，譏刺漢武帝求仙之虛妄。《馬嵬》 云：“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以辛辣的質問，批評唐明皇荒淫誤國。類似的詩句極多，讀來格外有味；若果一一化為陳述句，立意雖可能更為醒豁，但情味必將大打折扣。

此詩雖對張良的功績作了由衷的推許，但究其本心，實在不是專為評定歷史人物，判別張良與蕭何的高下。有人雖為蕭何鳴不平：“留侯能薦四皓以安劉，其功雖大，豈能勝創業之勛乎？”但也看出本詩實另有文章：“作者意有所指，非定論也?！?屈復評語)撇開這層不說，單就對張良的態度說，詩人確是極為欽仰的，姚培謙箋注云：“此美留侯定儲之功最大也?！背虊粜亲⒃弧笆菢O贊留侯之辭?！弊纺綇埩迹芍^本詩的第一層立意。單看這一層立意，此詩已可稱為精美之作。

詩人肯定張良，是因為有薦舉四皓之功；薦舉四皓的功績，主要因四皓輔佐太子，穩定了漢室江山。而在晚唐時期，皇位的繼立往往發生動亂，詩人出仕的文宗、武宗時期，都是由宦官擅作主張。唐開成五年(840)，宦官仇士良、魚宏志矯詔立穎王瀍為皇太弟，文宗死，士良等勸太弟殺陳王成美等，太弟即位，是為武宗。唐會昌六年(846)，諸宦官秘密定策，立光王怡為皇太叔，改名忱，武宗死，太叔即位，是為宣宗。兩次繼立，均非太子，一為太弟，一為太叔，完全打破了父位子承的封建傳統，明顯擾亂了朝綱。面對這種混亂的政局，詩人懷思四皓，當然“意有所指”。借詠寫漢代史事，影射當朝時政，可謂本詩的第二層立意。

詩人肯定張良、貶低蕭何，雖然不是平實公允的史論，但也的確借此吐露了一種看法，即薦舉輔佐太子、穩定邦國的股肱之才，實在比薦舉能征慣戰、東奔西突的役使之才，更為緊迫和重要。隱含之意，實是慨嘆當朝缺乏張良那樣善于識人的賢臣，自然會使四皓那樣的隱士沒世無聞。詩人的另一首《四皓廟》詩，便抒寫了賢才被棄的凄涼：“羽翼殊勛棄若遺，皇天有運我無時。”對于當朝時政的批評，也就不再是泛泛的感傷，而有了具體的指斥，意謂執掌朝政的權貴大臣中間，怎么就沒有張良式的人物了呢？若不能發現和薦舉四皓那樣的人才，豈不都是些尸位素餐、浪得虛名的家伙？借肯定張良的功績，譏誚權貴大臣，可謂本詩的第三層立意。

詩人對張良功績的肯定，是通過與蕭何作比較表現出來的，前人體會到詩人肯定張良的良苦用心之后，自然要將詩人的慨嘆化為具體的比附，認為本詩的另一層用意，就是惋惜蕭何式的功臣竟然不能在皇位繼承這樣的根本問題上有所建樹。馮浩箋注本引徐逢源注云：“此詩為李衛公發。衛公舉石雄，破烏介、平澤、潞，君臣相得，始終不替，而卒不能早定國儲，使武宗一子不得立，有愧紫芝翁多矣。故假蕭相以譏之。”馮箋更詳引史實，贊同這一結論：“徐箋甚精。舊、新《唐書》武宗五子，并逸其薨年。然《通鑒》云： 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則其時武宗之子未盡也。留侯之使呂澤迎四皓，已在多病道引不食谷，杜門不出之后歲馀矣。衛公始終秉鈞，而竟不能建國本、扶沖人，何哉？蕭何為相，至惠帝二年薨。詩故確據漢事而婉轉出之。”馮箋還進一步依據唐朝史事，將蕭何薦舉韓信與李德裕薦舉石雄聯系起來，點明詩中的蕭何即影射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賜石雄詔》 云：‘得飛將于無雙’。此擬韓信正合。集又有《天性論》，為莊恪太子事 (文宗子，受讒不能自明，暴薨)，而嘆無人以一言悟主也。比類而觀，其能解于此章之冷刺歟？”今人更以 《會昌一品集序》 云：“(帝) 曰：‘我將俾爾 (指德裕) 以大手筆，居第一功。’”進一步坐實詩人詠蕭何實系喻寫李德裕：“此言與高祖稱蕭何功第一頗相似，其時必在士大夫中廣為流傳，故詩中以蕭相國擬德裕。” (見《李商隱詩歌集解》) 可見詩人的感傷慨嘆，均非泛泛而發。借對古人的品評婉轉地影射當政大臣李德裕，可謂本詩的第四層立意。

正如詩人將張良與蕭何作比，推許張良功績超過蕭何，只是有感而發，并非對二人功過的全面評價一樣，影射李德裕不能按常規擁立武宗之子，實在也并不是對李德裕治國功過的嚴肅批評。蕭何當時未能出面阻止漢高祖易太子，實在有極大的難處。張良當年為呂后出謀時，也曾慨嘆“此難以口舌爭也”，認為臣屬很難干予：“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馀人何益！”(《史記·留侯世家》)蕭何以開國首功之臣，都難于在皇位繼承問題上表態，何況晚唐宦官操縱宮事，李德?？v有憂憤又何從置喙？與其說詩人在指責李德裕，不如說詩人對李德裕的處境深表同情。前人早有見于此，張采田 《李義山詩辨正》云：“非譏衛公，蓋惜其能為蕭何而不能為留侯也。留侯身退，薦賢以扶社稷；衛公恃功自固，所賞拔者武人而已。卒為僉壬旅進，身亦不保，欲求一紫芝翁而不可得矣，豈徒為建儲一事致慨哉？”今人更聯系另一首 《四皓廟》 詩，認為詩人對李德裕充滿同情：“細推詩意，聯系時事，此詩與 ‘本為留侯慕赤松’ 蓋同為李德裕而發第 ‘本為留侯’ 篇慨其能為蕭何而不能為留侯，此則慨其雖建殊勛而終遭斥棄耳。” (見《集解》) 借古喻今，嘆息李德裕那樣功高一世的權臣也難以解決皇位繼承問題，可謂本詩的第五層立意。

詩雖簡短，但筆法飛動靈活，含意層出不窮，思路深婉曲折，讀來頗耐品味，顯示極深的功力。詩作既有對史事的精熟明識，又有對時政的洞悉關注；既有深沉的感慨，又有熾烈的情懷，融史學家的淵博、政治家的抱負和詩人的多情敏感于一爐，是史論也是時評，特色十分鮮明，確將詠史詩推上一個新的境界。在李商隱之前，詠史詩作多據實而發，至多或比附現實或感傷身世，絕無反復曲折寓多重含義的作品，至李商隱詠古詩問世，才在人們眼前呈現出如此深邃繁復的藝術境界，才使人們意識到在對史事的詠嘆中竟可以注入那么多的歷史憂思和現實內容，披示那么多的古人心事和今人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