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詩歌·張耒·有感》鑒賞

張 耒

群兒鞭笞學官府，翁憐癡兒傍笑侮。

翁出坐曹鞭復呵，賢于群兒能幾何？

兒曹相鞭以為戲，翁怒鞭人血滿地。

等為戲劇誰后先？我笑謂翁兒更賢。

這是一首未標明題意的感事詩，也是一首以揭露官僚作威作福而百姓遭殃為主旨的諷刺詩。它的外殼是“兒童游戲”，它的內容是官府惡行。此詩七言八句，幾乎句句在“諷”。詩中不斷變換手法、變換角度，層層進行深入諷刺，使全詩充溢著令人稱快的辛辣“諷”意。

且看詩人是如何開展這場“游戲”的：

首先，“群兒鞭笞學官府”，一群兒童模仿官府審案，令堂卒死勁地抽打“犯人”。接著，拉出一位老者(即“翁”)在旁嗤笑做游戲的兒童為“癡人”，即“翁憐癡兒傍笑侮”。其實，其“翁”自己才是一個令人譏笑的“大癡”! 因為他自己在諷刺自己。鞭笞(chī癡)，鞭打。官府，此指當官者。翁，老者，此指當官之翁。傍，通旁。

詩人揀選了題材，納入“兒童游戲”之中進行表現，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諷刺，此乃詩人之絕妙匠心。

怎知此“翁”在自己諷刺自己呢?下一句“翁出坐曹鞭復呵”，不是明白無誤地告知人們：那個坐堂審案的、又鞭又呵的官翁，就是他自己，也不正是兒童游戲中的被模擬者。自己為人所嗤，還在笑人發癡，這還不令人笑得捧腹嗎?坐曹，即官府升堂審案。呵，罵、訓斥。

詩人在此列出“翁”之前后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更增加了詩歌諷刺的辛辣度和逗笑的戲劇性。

在下邊相續的兩句中，詩人又寫了“兒曹相鞭”與“官翁怒鞭”一組鮮明對照。它含有更加深刻的諷刺：兒童們“相鞭”，不過以玩樂取笑而已;而“官翁怒鞭”，卻是以人命為戲。看看這樣對比，多么辛辣，又多么深沉啊!

詩至最后，提出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即翁與群兒，兩者誰為賢?這是說，孩子扮成官府打人，與官府打人，表面看來似乎都在“逢場作戲”，但究其性質與結果，卻是完全不同的，決不可同日而語，前者是假打，后者是真打。試想，誰賢誰劣，誰是誰非? 豈不是皂白判然嗎?于是詩人在最后一句當評判賢劣，分別是非之際，以“我”的第一人稱站了出來，笑謂翁曰：“兒更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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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詩，在我國詩史上曾有久遠的傳統，在《詩經》中，就有若干燴炙人口的諷諭詩。比如：諷刺厲王暴政的有《板》、《蕩》和《桑柔》、《民勞》等詩;諷刺幽王的，則有《正月》、《瞻卬》和《十月之交》等;還有暴露諷刺奴隸主統治危機的詩篇，如《節南山》和《巧言》等。兩漢以還，這個詩歌諷諭的傳統仍在延續，名詩佳作，代不乏人。及至唐代，它即蔚為大觀，成為詩苑中勃勃盛放的奇葩。

盛唐大詩人杜甫，既自己創作這方面的詩歌，又贊美初唐開啟詩文革新的陳子昂《感遇詩》上繼風騷，還稱道同時代的元結《春陵行》，合乎“比興體制”，肯定詩歌“興寄”的巨大作用。元結則更強調詩之教化、規諷功能，要求詩歌干預現實生活。及至中唐，詩界出現了白居易和元稹的進步詩論，更是大力提倡創作諷諭詩(詳見《與元九書》)。白居易還以《詩經》中的“六義”為量詩標準，既批判梁陳艷體詩，又倡導諷諭體詩。晚唐詩人杜牧，提倡詩文“主意說”，強調詩歌的社會功能，務必反映現實，補察時政，并以“美刺相輔為用”，作為實現其主張的重要途徑，并做到了身體力行。后來，皮日休、吳融和張為等人，繼承白居易詩論傳統，也強調詩歌的美刺巨大作用，推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

這個傳統，在宋代詩壇上也在繼續傳承與發揚。這在尊杜崇白詩派中，表現特別突出。其中“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就是一位在這方面有所成就的詩人。現在選讀的這首諷諭詩，正如有些詩論者所評說那樣，它融嘻怒笑罵、冷嘲熱諷為一爐，又嚴肅、又風趣，不似白詩“刺”味有余，“諷”味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