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松年·大江東去》原文賞析

還都后，諸公見追和赤壁詞，用韻者凡六人，亦復重賦

離騷痛飲，笑人生佳處，能消何物。夷甫當年成底事，空想巖巖玉壁。五畝蒼煙，一邱寒碧，歲晚憂風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

我夢卜筑蕭閑，覺來巖桂，十里幽香發。嵬隗胸中冰與炭，一酌春風都滅。勝日神交，悠然得意，遺恨無毫發。古今同致，永和徒記年月。

這首《念奴嬌》詞，是蔡松年的名作。詞的小序說：“還都后，諸公見追和赤壁詞，用韻者凡六人，亦復重賦。”所謂“追和赤壁詞”，是指作者天眷三年(1140)用蘇軾“赤壁懷古”詞原韻所作的《念奴嬌》詞。詞人亦有小序說明作詞的來由：“仆來京洛三年，未嘗飽見春物。今歲江梅始開，復事遠行。虎茵、丹房、東岫諸親友折花酌酒于明秀峰下，仍借東坡先生赤壁詞韻，出妙語以惜別。輒亦繼作，致言嘆不足之意。”據史傳記載，天會八年(1130)九月，金立劉豫于北京(今河北大名)，國號齊。天會十年(1132)，劉豫移都東京(今河南開封) 。天會十五年(1137)，金廢黜劉豫，于東京置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宗弼領行臺事，蔡松年被任命為行臺刑部郎中。天眷元年(1138)，金與宋達成和議，天眷三年(1140)金即背盟攻宋，蔡松年隨宗弼南下，兼總軍中六部事，即詞序中所謂“復事遠行”。他自被任命為行臺刑部郎中至從宗弼出征，恰好“來京洛三年”。出征時，諸親友餞別，“借東坡先生赤壁詞韻”作《念奴嬌》詞相送，他“輒亦繼作”，詞中感嘆“此身流轉”，亟盼早日還鄉，“從今歸夢，暗香千里明月。”皇統元年(1141)，金與宋再度達成和議，宋增加輸金的歲幣，宋帝向金稱臣。蔡松年“還都”就在這一年。“諸公”看到他前一年的“追和赤壁詞”，又紛紛和作，他“亦復重賦”。這首“重賦”的《念奴嬌》詞較之前一首更為時人所稱賞，元好問《中州集》謂其為“公(蔡松年)樂府中最得意者，讀之則其平生自處為可見矣”，并在《中州樂府》中取以壓卷。

“離騷痛飲”，詞一開頭即袒露一生情懷。《世說新語·任誕》載：“王孝伯嘗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詞人雖然為官做宦，但始終向往魏晉名士風流。“離騷痛飲”，即約取“痛飲酒，熟讀離騷”二句晉人語。飲酒為的消愁，可見豪縱之情; 讀騷為的寄憤，亦見藻麗之思。而前提乃是“常得無事”，“常得無事”就不能為官作宦。舉飲酒、讀騷二事以見才量，其余功名利祿之類就概非所求了，所以說：“笑人生佳處，能消何物。”“離騷痛飲”，從正面鋪陳;“笑人生佳處，能消何物”，從反面補敘。下面再一反一正舉兩個東晉人物，以見如何才是真正名士風流。“夷甫當年成底事，空想巖巖玉壁”，說的是王衍。《世說新語·賞譽下》載：“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劉孝標注引顧愷之《畫贊》： “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為巖巖秀峙，壁立千仞。”這是“巖巖玉壁”的出處，與《晉書·王衍傳》所記“衍……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亦相符。但他位居宰輔，周旋諸王間，唯求自全之計。結果呢?東海王司馬越死，眾推之為元帥，全軍為石勒所破，自己也被殺。“成底事”即謂此。元好問《中州集》曾引用詞人一篇序言關于王衍的評論：“王夷甫神情高秀，宅心物外，為天下稱首。言少無宦情，使其雅詠玄虛，不經世務，超然遂終其身，則亦何必減嵇(康)、阮(籍)輩?而當衰世頹俗，力不可為之時，不能遠引高蹈，顛危之禍卒與晉俱，為千古名士之恨。”這段話正可作為“夷甫當年”二句的注腳。下面“五畝蒼煙，一邱寒碧，歲晚憂風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說的是謝安。詞人對謝安是十分贊許的。“五畝蒼煙，一邱寒碧”，指謝安隱居之處。《晉書·謝安傳》載：“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謝安就這樣不應朝廷征召，雖彈奏相屬，而晏然隱居會稽東山達二十余年之久。這種不屑仕進的生活態度，當然受到一直盼望隱退的蔡松年的肯定，以“五畝蒼煙，一邱寒碧”來形容其東山居處。“五畝”，謂五畝之宅，指普通的莊園別墅。《晉書·謝混傳》載： “桓靈寶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 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 ’”“一邱”，謂“一邱一壑”，指隱者所居。《漢書·自敘傳》引班嗣報桓生書，稱莊子“漁釣于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于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據《世說新語·品藻》，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謝鯤回答說：“端委廟堂，使百官準則，臣不如亮;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舉“五畝”之“蒼煙”，“一邱”之“寒碧”，則足見東山居處的山川風物之美，以環境之清幽，顯名士之風流。但謝安終于“東山再起”了。《晉書·謝安傳》載：“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及萬廢黜，安始有仕進志。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 ‘小兒輩遂已破賊。’”由此可見謝安的“東山再起”，并非貪圖功名利祿，一改初衷，而是當國家面臨傾覆，受命于危難之際，支撐大局。所謂“歲晚憂風雪”，即指以國家安危為念，正像當時“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世說新語·排調》) “歲晚憂風雪”還有另一層意義，這就是涉足朝政，憂患叢集。《晉書·桓伊傳》載：“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時謝安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 ‘臣于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 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須曰：‘使君于此不凡。’ 帝甚有愧色。”對這種情況，辛棄疾在《念奴嬌》(登建康賞心亭，呈史留守致道)詞中概括為“卻憶安石風流，東山歲晚，淚落哀箏曲”。君臣關系如此，焉得不“憂”，既“憂”則思退，謝安一直留戀著東山生活。《晉書·謝安傳》載： “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詔遣侍中慰勞，送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這就是“西州扶病”。它使詞人“至今悲感前杰”。“前杰”當然指謝安，“悲”是“悲”其“雅志未就，遂遇疾篤”，“感”是“感”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謝安與王衍形成鮮明對比，謝安才是真正的名士風流。

詞人要以謝安為榜樣，下闋即就“至今悲感前杰”引渡到抒寫自己的“東山之志”，把“離騷痛飲”的名士風流進一步落到實處。“我夢卜筑蕭閑，覺來巖桂，十里幽香發”，指出自己早已在家鄉經營別墅，對散澹逍遙的生活真說得上夢寐以求。據元好問《中州集》，蔡松年在“鎮陽別業有蕭閑堂”。鎮陽為真定府治所，即今河北正定。蕭閑堂有桂樹，詞人《水龍吟》(乙丑八月作，寄食江濡)詞說：“好在蕭閑桂影。”夢中回歸蕭閑堂，賞玩景物，洗目清心，醒來猶覺那里的桂花散發著“十里幽香”，充分表現了蕭閑堂對于詞人的巨大吸引力。然而欲歸未歸，內心矛盾之極。詞人在《雨中花》詞序中說：“仆自幼刻意林壑，不耐俗事，懶慢之僻，殆與性成。……遇乘高履危，動輒有畏，道逢達官稠人，則欲退縮。……使之久與世接，所謂不有外難，當有內病，故謀為早退閑居之樂。”在《水龍吟》詞序中則又說：“晚被寵榮，叨陪國論，上恩未報，未敢遽言乞骸。’于是，蕭閑堂便只有夢中尋求了，而夢醒之后，又越發留戀。這種惶惑不定，如胸置冰炭，只好靠酒來澆除了： “嵬隗胸中冰與炭，一酌春風都滅。”“嵬隗”，高低不平的樣子，形容胸中如冰炭那樣互不相容的憂愁痛苦。“春風”，比喻溫和融洽的氣象。一杯相酌，煩惱頓除，襟懷坦然，如坐春風。《世說新語·任誕》載：“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以酒澆之。’”“嵬隗”二句即用此典，阮籍、嵇康等輩，也屬于詞人欽慕的魏晉名士。每當美景良辰，同這些名士精神交往，心相默契，亦即效法這些名士，便什么憂愁痛苦都沒有了，“勝日神交，悠然得意，遺恨無毫發。”《晉書·衛玠傳》：“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袁宏《山濤別傳》：“陳留阮籍、譙國嵇康，并高才遠識。……濤初不相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初學記》卷六)陶淵明《飲酒》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詞人有意采用“勝日”、“神交”、“悠然”等魏晉人用語，與詞中追求魏晉名士風流的題旨是協調一致的。而“遺恨”則是詞人評論王衍所說“為千古名士之恨”的“恨”，暗示所“神交”者為謝安之流，與“至今悲感前杰”遙相綰合。最后，全詞結尾仍歸到謝安，以王羲之作為陪襯。“古今同致，永和徒記年月”，說的就是王羲之。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說：“(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詞人以為王羲之這種“列敘時人，錄其所述”的做法，還不夠超脫、通達。元好問《中州集》引錄其《山陰詩引》批評王羲之說：“考其論古今感慨，事物之變，既言修短隨化，期于共盡，而世殊事異，興懷一致，則死生始終物理之常，正當乘化歸盡，何足深嘆?乃區區列敘一時述，刊紀歲月，豈逸少(王羲之)之清真簡裁，亦未盡忘情于此耶?”王衍“不能遠引高蹈”，以致“顛危之禍，卒與晉俱”，“為千古名士之恨”。王羲之與謝安“游處”，“清真簡裁”，與王衍自是不同。但他既知“古今同致”，又“悲夫”歲月流逝而“永和徒記年月”，則其名士風流又當略遜一籌于謝安。《世說新語·言語》記述了一個故事： 謝安與王羲之“共登冶城”，謝安“悠然遠想，有高世志”，王羲之則以為“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安說：“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可見王羲之確乎“未盡忘情于此”。詞人對比王羲之與謝安，就覺得謝安更顯得襟懷沖淡，思致閑遠。全詞以王衍、王羲之從不同角度突出謝安的名士風流，結尾仍回應到“離騷痛飲”那種“常得無事” 的“蕭閑”生活上去。

詞人對于王衍、謝安、王羲之諸人的評論，其實并不全面。《晉書·王衍傳》載：“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 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王衍最后還是想到應該“戮力以匡天下”。王羲之以為“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關心國家大事，原本無可厚非。謝安雖然不改“東山之志”，但顧念“蒼生”，又終于“再起”了。詞人僅僅著眼于“五畝蒼煙，一邱寒碧”這一點，以突出謝安的“放情邱壑”，不過是借來表達自己對東晉名士風流的向往，對“蕭閑”自在生活的追求。而這種向往、追求本身，則是漢族士大夫屈服外族統治的愧懼心態的變異反映，其出發伐宋及伐宋還都所作兩首《念奴嬌》詞，都絲毫不涉戰事，更無一語述及宋金關系，便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