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增祥·滿庭芳》原文賞析

明刊《薛濤集》為乙庵題

萬里橋邊，枇杷花底，閉門消盡爐香。孤鸞一世，無福學鴛鴦。十一西川節度，誰能舍、女校書郎。門前井，碧桐一樹，七十五年霜。

琳瑯，詞半卷，元明棗本，佳語如簧。自微之吟玩，持付東陽。恨不紅箋小字，桃花色，自寫斜行。碑銘事，昌黎不用，還用段文昌。

樊增祥的詩詞，多有綺羅香澤之態。然讀這首《滿庭芳》，卻覺于清秀之中透出一股股書卷氣息，耐人賞玩。

詞題“乙庵”是詞人沈曾植(1850—1922)的號。此詞為沈曾植而題。薛濤是唐代女詩人，其詩集今有傅增湘藏本，樊增祥題《滿庭芳》詞一闋于卷首，現歸北京圖書館善本室，即詞題所言“明刊《薛濤集》”。

詞的上片用四十八個字著意勾勒了薛濤的生平。薛濤父死零落，淪為樂妓，終生未嫁，與詩賦作伴，其身世常被人感慨稱道。與她有唱酬交往的詩人王建就作了一首《寄蜀中薛濤校書》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里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詩的前兩句經樊增祥點化，就成了這首《滿庭芳》的開頭。“萬里橋”位于今四川省華陽縣南，橋側是薛濤曾居之處。在橋邊，在花下，一代女才子閉門焚香，靜思苦吟。“枇杷花底”也是薛濤的居處。后世引申為成語“枇杷門巷”，是專指妓女的住處了。“孤鸞一世，無福學鴛鴦”，用形象的語言進行議論，畫出一位孤零無靠的女子。“孤鸞”本指失去配偶的鸞鳥，此處喻指孑然一身的薛濤。她的未婚，可能有種種原因，但身為樂妓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是封建時代常有的事。再說，她雖和一些達官貴人有過往來，但又有誰能真心與她結成恩愛伴侶?“無福學鴛鴦”，其實在她的心底，又何嘗不對“鴛鴦”有向往贊美之情呢?如她寫的《鴛鴦草》：“綠英滿香砌，兩兩鴛鴦小。但娛春日長，不管秋風早。”是多么羨慕那宛如姣小鴛鴦的鴛鴦草，在春光里愉快自由地生活。“十一西川節度”道出了為何“無福學鴛鴦”的緣由之一。原來韋皋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時，曾召令她侍酒賦詩，遂入樂籍，歷事十一鎮，與十一位西川節度使有唱和往還，皆以詩受知，其后她便以歌妓兼清客的身份出入幕府，直到晚年。相傳武元衡(一說韋皋)曾擬奏請朝廷授她以校書郎的職銜，由于舊例所限(如唐代女詩人不能應進士試)未能實現。但人們已習稱她為“女校書”，后世稱歌妓為“校書”就是從她開始的。僅此一端，便見她非同一般歌女裙屐，而是一位有才華感情深沉的女子。所以作者嘆道：“誰能舍、女校書郎。” “門前井，碧桐一樹”，這里又是用一典故細節來說明薛濤的生性敏慧、才智過人。《郡閣雅談》(一說《槁筒贅筆》)載： “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聳干入云中。’ 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就是這樣一位聰敏的女子，卻落得“七十五年霜” (意謂終年七十五歲，終生未嫁)的清苦結局。

上片概述薛濤的一生，下片轉寫“明刊《薛濤集》”擒題，揭示題意。“琳瑯”本是美玉，比喻優美珍貴的東西。“元明棗本”是說元明時期用棗木刻成的書版，頗為稀貴。“佳語如簧”化用《詩經· 小雅·巧言》中“巧言如簧” 之義，贊薛濤詩之工巧。薛濤與李冶、魚玄機是唐代女詩人最為著名且現存作品最多的三家。薛濤在三人中又存詩最多。她與當時著名詩人元稹、白居易、劉禹錫、杜牧等人皆有唱和。元稹就有《寄贈薛濤》詩盛贊道： “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 “自微之吟玩，持付東陽。” (梁代文學家沈約曾為東陽令，這里借指沈曾植)這里由此展開想象，說這本《薛濤集》是元稹吟玩過的，現在持付與沈曾植了。“恨不紅箋小字，桃花色，自寫斜行。”是說由目睹明刊本，進而興起以不見親寫手稿為憾的感慨。薛濤于晚年居浣花溪上，用松花紙自造的桃紅色小彩箋，后人仿制，稱為“薛濤箋”，用它來寫詩填詞，清新雅致，別有風趣。李商隱在《送崔玨往西川》的詩中說： “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也贊許“薛濤箋”其美在色。最后幾句又落到薛濤其人身上，用她的碑銘墓志故事作結： “昌黎不用，還用段文昌。”薛濤墓在成都郊外一片竹林中，四周有多株桃樹，花開時，宛如一幅幅紅色的詩箋。據《全唐詩·小傳》云：濤年七十五，卒于成都。段文昌為撰墓志，其文不傳。這里說薛濤墓志乃段文昌手筆。至于“昌黎不用”，乃是借用另一故事：昌黎即韓愈，曾撰《平淮西碑》后鏟去不用， 使段文昌另制。詞中提到昌黎這一故事，無甚深意，只是涉筆成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