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隱文《英雄之言；荊巫；越婦言》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

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遜之心，正廉之節，不常其性耳。

視玉帛而取之者，則曰牽于寒餓;視家國而取之者，則曰救彼涂炭。牽我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無退遜之心，正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后生其謀耳。

為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為人所窺者，鮮也。

(據拜經樓校刊本《讒書》，下同)

荊巫

楚荊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于鄉閭。

其初為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后為人祈也，羊豬鮮肥，清酤滿巵，祈疾者得死，祈歲者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

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為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后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罄于中，而神亦不歆乎其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圣而后愚，蓋牽于心，不暇及人耳。”

以一巫之用心尚爾，況異于是者乎!

越婦言

買臣之貴也，不忍其去妻，筑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之，亦仁者之用心也。

一旦，去妻言于買臣之近侍曰：“吾秉箕帚于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饑寒勤苦時節，見翁子之志，何嘗不言通達后以匡國致君為己任，以安民濟物為心期。而吾不幸離翁子左右者，亦有年矣，翁子果通達矣。天子疏爵以命之，衣錦以晝之，斯亦極矣，而向所言者，蔑然無聞。豈四方無事使之然耶? 豈急于富貴，未假度者耶? 以吾觀之，矜于一婦人，則可矣，其他未之見也。又安可食其食!”乃閉氣而死。

羅隱能詩文，早負詩名。“長于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中第。”(宋薛正居《舊五代史》(輯本)卷二十四)詩多針砭時弊，深為當時人民所喜愛和傳誦，通俗易懂，頗有白居易遺風。辛文房在《唐才子傳》中贊譽說：“羅隱以褊急性能，動必嘲訕，率成漫作，頓刻相傳。……夫何齊東野人，猥巷小子，語及譏誚，必以隱為稱首!”文跟詩一樣，也多憤世嫉俗之詞，著有《讒書》五卷。《讒書》“……所次論說雜出，間以韻語，大率憤懣不平，議古刺今，多出新意，頗以嶄削自喜。”(《越縵堂讀書錄》八“文學”)在晚唐獨樹一幟，并與皮日休、陸龜蒙等匯成了晚唐同一風格而又有各自個性的一個散文流別——小品文。唐末小品文的興起，與政治腐敗、世風日下、生民涂炭、動蕩不安的唐王朝末世景象有關。《英雄之言》、《荊巫》、《越婦言》這三篇小品都選自《讒書》，既有共同特點，又有各自特色，由此可見《讒書》之一斑。

羅隱文章“憤懣不平，議古刺今，多出新意”，“嶄然有氣骨，如其詩與人也”(《越縵堂讀書錄》八“文學”)。上述三篇小品堪稱這一評語的代表作，它們從三個方面通過議古刺今的手法直截而又深刻地揭露和針砭了從“英雄”、將相到欺詐胡弄百姓的巫者之流所包藏的私心。《英雄之言》用歷史人物劉邦和項羽因見秦始皇“靡曼驕崇”而生羨意，所說“居宜如是”、“可取而代之”的話，說明了因向往榮華富貴，被“峻宇逸游”所感，“退遜之心，正廉之節，不常其性”，便成為“視家國而取之”的盜賊，從而有力地揭露了所謂英雄的實質。唐朝末期政局動蕩不安。由于藩鎮割據日益嚴重，常有地方貴族起來反唐，時有兵變發生，加上宦官專權，利用混亂局面紛起爭權奪利，各黨派之間“互相攻殺，廢立皇帝”(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上冊)，致使亂世“英雄”迭出。對于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來說，這個主題是有其深刻的現實意義的，充分揭露了這些英雄們的丑惡用心。《荊巫》所寫的巫祝為人祈福禳災，本是個騙人的事，但是原先因子女不多，所以巫祝的私心還少，“故為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而“其后男女蕃息焉”，私心重了，“故為人祀，誠不得罄于中，而神亦不歆乎其外，其胙且入其家”，因“牽于心”而“不暇及人”，揭露和鞭撻了私心的罪惡。巫祝淫祀，古來有之，廣泛流布于民間，所以這一主題亦有其針對性。作者在表現這一主題時雖以巫祝為例予以闡述，實質是指著和尚罵禿子，揭露和批判的對象是如巫祝那樣名曰為民其實為己的各級封建統治者，這對唐王朝末期蕃鎮貴族和宦官紛紛爭權奪利的混亂政局來說，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越婦言》通過原是一介書生，后來當了太守的朱買臣，留宿并供養已經離婚了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因朱買臣顯赫后對原先的“匡國致君”、“安民濟物”的宏大志愿“蔑然無聞”而不愿“食其食”，終于“閉氣而死”的故事，揭露了封建士大夫自欺欺人的丑惡嘴臉。這對當時來說，也有其廣泛的現實意義。這三篇小品從三個方面揭露并鞭撻了私心的罪惡，矛頭都是指向當時的各級封建統治者，由此可見作者的“憤懣不平”之心以及他的昂然“氣骨”。雖然同一主題，作者所選擇的三個方面卻是具有匠心的，一個是“峻宇逸游”而動心、欲竊國而“取而代之”的英雄;一個是像巫祝那樣欺詐百姓的一切封建統治者及其幫兇;一個是自欺欺人的封建士大夫。這三個方面合在一起，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唐末政治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同時也使我們看到了作者昂岸不群的性格，以及他的憂國愛民之心。

深刻的主題，固然取決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但還必須借助于精當的選材及其表現手法。只有這樣，主題才能得到充分的體現。

這三篇小品，取材方面的共同特點是落筆于古代，而主旨在于當今。《英雄之言》說的是劉邦和項羽，《荊巫》說的是楚時巫者，《越婦言》說的是漢朝朱買臣出妻的歷史故事，所以這樣取材，為的是能直接了當地表現主題，毫無顧忌地流露自己的感情，鮮明地表白自己的傾向，把唐末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揭露得淋漓盡致，將包藏私心的一切封建統治者以及封建士大夫的假面具撕得粉碎，把他們罵個痛快。這意圖最明顯地表現在《越婦言》中對朱買臣出妻這一歷史故事題材的處理上。《漢書·朱買臣傳》中“好讀書”胸懷大志的朱買臣，因窮而好讀，不見“富貴”，朱妻深為其羞而自己要求離去;后來朱買臣當了太守，富貴后不忘前妻，把她收留在太守舍中供養，以“報汝功”。班固對朱買臣是持贊美態度的，而對他的妻子因后悔而“自經死”，是批判她不能安于貧困的勢利觀的。羅隱卻一反原作者的意圖，把朱買臣處理成自欺欺人之徒而成了批判對象，把朱妻寫成了識大體、知廉恥的贊美對象，目的在于披露封建士大夫的丑惡靈魂，針砭時弊，具有“議古刺今，多出新意”的特點。

三篇表現手法各有特色。《英雄之言》先泛說，“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進而推及到人。接著，由人推及人與盜的區別，人有“退遜之心，正廉之節”，而盜“不常其性”，提出中心論點。然后用取“玉帛”、取“家國”二例進行論證。這二例，由小及大，又是在推理，前者屬“牽我寒餓者，無得而言”，而后者是“蓋以視其靡曼驕崇”而“生其謀”，完全是沒有節操的表現。最后得出結論，“為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又一次推理。前后共四次推理，由大及小，然后再由小及大，說理簡要透辟，精警，富有哲理色彩。《荊巫》則是用的一個寓言式的故事說明有了私心就不能為人的道理。這個故事由兩組對比組成，一組寫祭品與效果，以“其初”句與“其后”句進行對比，一組寫巫祝的用心，以“吾昔”句與“其后”句進行對比，兩組對比都以是否“牽于心”為中心，從不同的角度反復說明同一問題，收到了說理充分、中心突出的藝術效果。最后又由“一巫之用心”推開去，以達到針砭時弊的目的。《越婦言》又換了表現手法，以朱買臣前妻的獨白去表現，其中也用了前后對比手法，將朱買臣在“饑寒勤苦時節”所說“匡國”、“安民”的話，與榮華富貴后“蔑而無聞”作對比，表明了朱妻(也是作者)的愛憎，她終于“閉氣而死”，極寫對朱買臣的憎恨。通過過去“何嘗不言”而“蔑然無聞”的對比，以小見大地揭示了朱買臣之流的丑惡靈魂。綜觀三篇的寫法，不同的表現形式貼切地用之于不同的題材，相得益彰地表現了主題富于變化。然而在變化中又有其共同特點，那就是三篇都是一事一議，用以小見大的推理手法，用有限的篇幅賦予無限的容量。能達到這樣的藝術成就，非高手莫及。

總之，由以上三篇小品，我們基本上可以了解《讒書》的思想內容及其藝術表現的特點，作者所用的表現技巧和藝術手法完全與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相一致，從而凸現了作者精警深刻的見解和憤世嫉俗的思想。所以，魯迅曾贊之曰：“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