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梁啟超文《譚嗣同傳》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為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于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陜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杰。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游，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戰事后，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礪，實為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睹其豐采，聞其言論，知其為非常人矣。

以父命就官為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拂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

時陳公寶箴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為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某某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于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經營，為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某某等為學堂教習，召某某歸練兵，而君亦為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于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群志士辦新政。于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為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為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眾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于時君實為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征，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為“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故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于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后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圣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為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為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三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茍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圣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并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己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寧夏知府，旋升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 既定策，則仆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日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云，至初六日，變遂發。

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 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難。君既系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

《譚嗣同傳》不僅真實地記錄了“戊戌政變”中殉難烈士譚嗣同的歷史，而且再現了“戊戌政變”這一時期的歷史，堪稱符合歷史真實的人物畫和真實的歷史圖畫。為什么能這樣呢?這當然與梁啟超“文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分不開，也與他在敘事手法上采用了“全知的視角”分不開。

之所以說《譚嗣同傳》以“全知的視象”來敘事，這是因為從縱向上來說，梁啟超不僅“深知”并展示了譚嗣同在“戊戌政變”前的經歷，而且“深知”并展示了譚嗣同思想發展的過程。“少倜儻”、“好任俠”的譚嗣同，由于“幼喪母”而被“父妾所虐”，便養成了小心謹慎、深謀遠慮的性格。這可見作者“知”譚嗣同性格的“雛形”。中日甲午戰爭以后，譚嗣同一方面“益發憤提倡新學”，并“私淑”康有為;另一方面又糅合儒、道、墨和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的思想，著成《仁學》一書。書中既有樸素的唯物論與民主精神，又有以墨子中的任俠精神和佛教中普渡眾生的教義而鑄成的人格——奮發圖強、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精神。這可見作者“知”譚嗣同性格的“發展”。文中說當陳寶箴在湖南當政時期，譚嗣同便在湖南辦“強學會”，“辦新政”，使“湖南全省風氣大開”。這可見作者深“知”譚嗣同思想在維新道路上的“再發展”。

如果說上文是從縱向以“全知的視角”敘事，那么，文中對“百日維新”的描寫則是從橫向上以“全知的視象”敘事。這種敘事視角是“全方位”的： 既有光緒皇帝變法的決心與瀕于失敗時的焦慮，也有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人物的多方奔走活動;既有光緒與慈禧兩派由暗伏轉而暴露的尖銳斗爭，又有袁世凱這個陰險狡詐人物的丑惡表演。由此可見，《譚嗣同傳》采用了“全方位”觀照的手法，敘事者(作者)的視線四通八達，幾乎“面面俱到”地展示了“百日維新”時的真實歷史。《譚嗣同傳》中以“全知的視象”敘寫歷史，不僅具有“廣度”，而且頗有“深度”。這種“深度”主要體現在譚嗣同游說袁世凱之中。而這個游說的全過程是以“三部曲”組成的。一是試探。譚嗣同親自去袁世凱所在的法華寺，一見面就試探袁世凱對光緒帝的態度。二是獻計。譚嗣同在試探中自以為見到了袁世凱對光緒帝的“忠誠”，便主動向袁世凱獻計，讓他在可能發生的“天津事變”中保護皇上，整頓宮廷，清除慈禧黨羽。三是施行“激將法”。譚嗣同故意當著袁世凱的面稱榮祿為“絕世之雄”，從而激怒了袁世凱，迫使他急于表白，口吐狂言：“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對于譚、袁二人對答如流的“三部曲”，作者以“全知的視象”盡收眼底，并且一五一十如數家珍地敘寫出來。甚至還“微觀”到人物的舉手投足，比如寫譚嗣同“以手撫其頸曰”;“微觀”到人物的音容、笑(怒)貌，比如接連寫袁世凱“正色厲聲曰”、“笑而不言”、“怒目視曰”等，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作者不僅“知”其對話的細節，而且“知”其內心深處，入木三分地刻畫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譚嗣同在沉著堅定中又有某些愚拙(沒有能識辨出袁世凱的假面目);袁世凱在易暴易怒中又隱藏著陰險狡詐。知人知事之“細”與“深”，在“全方位”的觀照中是相輔相成的，從而進一步顯示出“全知視角”在敘事中的巧妙作用。

由于袁世凱向榮祿告密，慈禧及其黨羽迅速導演了一場“政變”。他們一面囚禁光緒皇帝于瀛臺，一面又命令捕殺維新黨人。面對著保守派的猖狂反撲，譚嗣同毫不畏懼，一面設計劫出光緒，一面疏散維新黨人。而當別人再三苦勸譚嗣同外出避難時，他卻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被捕入獄后，他神色自若，意態從容，在獄中題詩以明志：“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臨刑時還是“慷慨神氣不少變”。在這里，作者又以“全知的視角”隨著保守反撲、譚嗣同被捕和臨刑而一一轉換視點，將人物形象刻畫得真實而具體，生動而豐滿，在“全知”的觀照中充分地表現了譚嗣同以身殉國、慷慨赴難的獻身精神。這，可以視為譚嗣同性格發展的“高潮”。而這個“高潮”又向上補足了譚嗣同性格發展的過程。由此可見“全知視角”的敘事法在豐滿人物性格上的妙用。

當然，《譚嗣同傳》的藝術特色是多方面的，例如構思精密，情節完整;剪裁巧妙，詳略得當;形象生動，條理清晰;文筆奔放，語言曉暢，等等。但是，“全知視角”的敘事法，則是《譚嗣同傳》在思想性與藝術性上高度統一的關鍵。應該說，“全知的視象”，是自《史記》以來中國傳統的史傳體散文常用的一種敘事手法。梁啟超之所以在《譚嗣同傳》中能加以繼承與發展，這與他以維新變法者的身份知人論世分不開。梁啟超與譚嗣同一樣，都是晚清時期的維新變法的志士，在“戊戌變法”中并肩奮斗。對于譚嗣同，梁啟超不僅“知”其言與行，而且“知”其心，贊譽他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清代學術概論》)，十分景仰他為維新變法而流血犧牲的壯烈行為。正因梁啟超對譚嗣同如此“全知”，所以，他在《譚嗣同傳》中能得心應手地采用“全知的視角”來敘述譚嗣同一生光輝的歷史，再現歷史的真實與真實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