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蘇軾文《韓文公廟碑》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岳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已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 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云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謗;能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愿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云鄉，手抉云漢分天章，天孫為織云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于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發下大荒。

韓愈在宋代，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也”(見錢鐘書《談藝錄》)。給這樣一位家喻戶曉的名人再作廟碑，發新奇之見，是很難的。如果人云亦云，顯然又不符合蘇軾為文的意愿。處于這兩難之中，而蘇軾又“平生不為行狀碑傳(見《陳公弼傳》)，本該知難而退，然而，出于對韓愈其人的尊敬，作者匠心獨造，終于在不可為之中創作出一篇傳誦千古的散文。

《廟碑》融敘述、議論、抒情于一體，戛戛獨造，語新意濃，是以其人之筆傳其人之事的傳記文體，又是入事論人的“韓愈記”。更重要的是，作者與韓愈異代相知，在替韓愈鳴不平的過程中抒發了自己心中積郁難平之氣，故而真切感人。

文章共分四段，第一段統而言之，正如推理中之有大前提。作者一開頭，憑空立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開始就先聲奪人，正氣彌漫。言人口皆碑的韓愈，非從此大處著眼不可，任何細節的描寫都會讓人膩味。基調一定，又引歷史著名人物(周代申、呂二賢和殷相傳說)作為韓愈出場的陪襯、先行，從而烘托出韓愈的不凡。緊接著，又用孟子之言來論證，說明“參天地之造化，關盛衰之運”的偉大精神力量來自于“養氣”和“浩然之氣”的與道義結合，便“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這是言其廣，“卒然遇之……儀、秦失其辨”，這是言其力量之強;“不依形而立，不持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這是言其無時不存、無所不在的獨立性和永恒性。這些都一一暗合下文，為下文評價韓愈作張本。作者連續運用了三組排比句式，寓散于整，氣勢一瀉千里，十分豪壯，最后以“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收束，戛然而止，非常有力，為全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并很自然地引出下文。

第二段緊承上段由“道”落筆，“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極寫東漢以來道之淪喪與“救弊”“起衰”之難，從反面逼進，襯托出韓愈“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的難能可貴，正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這又是兩句排比，神完氣足，概括了韓愈一生的功績。因為韓愈之文名早著，故而略寫，而重點寫其“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由此申發議論開去。緊承四句排比，作者又用一反詰句“此豈非……者乎”呼應前文，振起下文。

第三段，作者又劈頭橫空下斷語：“蓋嘗論天人之辨： 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天人之辨”，即真偽、善惡、美丑之辨，作者鞭撻那種虛偽的“無所不至”的“小人”，這些人只可與斗智，不可以精誠相感。相反，“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反之，精誠所至，則足可以感化豚魚，得匹夫匹婦之心。作者認為韓文公就有這種精誠，但苦于不善用智(或可說不愿欺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云，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謗;能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耿介孤忠的韓文公，恰恰遇上了一大批這樣“無所不至”的小人，使他的偉大的精神力量和“浩然之氣”及其表現——“精誠”都無所獲施，被逼到“跋前躓后，動輒得咎”(見《進學解》)、“利居眾后，責在人先”，“企足以待，置我仇冤”(見《送窮文》)的地步，處處碰壁，連連遭貶，不能“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 這里，對封建統治者刺之甚深，讀至此，誰能不為東坡凌厲的筆鋒而聳然動容呢?此處寫韓，實自寫，作者屢次犯顏直諫，“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以至連連遭貶。全篇屈心抑志忍尤攘垢的悲憤感情和不平之鳴，至此達到了高潮。最后以韓愈能盡天道而不能屈己從人兩句作結，進一步予以高度評價。

第四段敘韓文公施文教于潮州及潮州人民對他的懷念，以見“浩然之氣”“不隨死而亡”，“長存人間”。最后點出作《廟碑》的根由，以一首祀歌作結。

綜觀全文，作者緊緊扣住“神”、“氣”下筆，處處照映烘托出韓愈耿直剛毅的品格，議論縱橫全以神行，而沒有細節的描寫刻畫，但是因為氣勢磅礴，情感深沉奔放，浩渺如江河騰怒，故而顯得充實光輝。《古文觀止》評此文曰：“豐詞瑰調，氣焰光采，非東坡不能如此，非韓文公不足當此，千古奇觀也。”可謂的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