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詩《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蛇年建丑月，我自梁還秦。南下大散嶺，北濟渭之濱。草木半舒坼，不類冰雪晨。又若夏苦熱，焦卷無芳津。高田長檞櫪，下田長荊榛。農具棄道旁，饑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背面啼，無衣可迎賓。始若畏人問，及門還具陳：“右輔田疇薄，斯民常苦貧。伊昔稱樂土，所賴牧伯仁。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親。生兒不遠征，生女事四鄰。濁酒盈瓦缶，爛谷堆荊囷。健兒庇旁婦，衰翁舐童孫。況自貞觀后，命官多儒臣。例以賢牧伯，征入司陶鈞。降及開元中，奸邪撓經綸。晉公忌此事，多錄邊將勛。因令猛毅輩，雜牧升平民。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倖臣輩，或由帝戚恩。中原困屠解，奴隸厭肥豚。皇子棄不乳，椒房抱羌渾。重賜竭中國，強兵臨北邊。控弦二十萬，長臂皆如猿。 皇都三千里，來往同雕鳶。 五里一換馬，十里一開筵。指顧動白日，暖熱回蒼旻。公卿辱嘲叱，唾棄如糞丸。大朝會萬方，天子正臨軒。彩旗轉初旭，玉座當祥煙。金障既特設，珠簾亦高褰。捋須蹇不顧，坐在御榻前。忤者死跟屨，附之升頂顛。華侈矜遞炫，豪俊相并吞。因失生惠養，漸見征求頻。奚寇東北來，揮霍如天翻。是時正忘戰，重兵多在邊。列城繞長河，平明插旗幡。但聞虜騎入，不見漢兵屯。大婦抱兒哭，小婦攀車轓。 生小太平年，不識夜閉門。 少壯盡點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揮淚連秋云。廷臣例獐怯，諸將如羸奔。為賊掃上陽，捉人送潼關。玉輦望南斗，未知何日旋。誠知開辟久，遘此云雷屯。逆者問鼎大，存者要高官。搶攘互間諜，孰辨梟與鸞。千馬無返轡，萬車無還轅。城空鼠雀死，人去豺狼喧。南資竭吳越，西費失河源。因令左藏庫，摧毀惟空垣。如人當一身，有左無右邊。筋體半痿痺，肘腋生臊羶。列圣蒙此恥，含懷不能宣;謀臣拱手立，相戒無敢先。萬國困杼軸，內庫無金錢。健兒立霜雪，腹歉衣裳單。饋餉多過時，高估銅與鉛。山東望河北，爨煙猶相聯。朝廷不暇給，辛苦無半年。行人榷行資，居者稅屋椽。 中間遂作梗，狼籍用戈鋋。 臨門送節制，以錫通天班。破者以族滅，存者尚遷延。禮數異君父，羈縻如羌零。直求輸赤誠，所望大體全。巍巍政事堂，宰相厭八珍。敢問下執事，今誰掌其權? 瘡疽幾十載，不敢抉其根： 國蹙賦更重，人稀役彌繁。近年牛醫兒，城社更攀緣。盲目把大旆，處此京西藩。樂禍忘怨敵，樹黨多狂狷。生為人所憚，死非人所憐。快刀斷其頭，列若豬牛懸。鳳翔三百里，兵馬如黃巾。夜半軍牒來，屯兵萬五千。鄉里駭供億，老少相扳牽。兒孫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復議所適，但欲死山間。爾來又三歲，甘澤不及春。盜賊亭午起，問誰多窮民。節使殺亭吏，捕之恐無因。咫尺不相見，旱久多黃塵。官健腰佩弓，自言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輩還射人。愧客問本末，愿客無因循。郿塢抵陳倉，此地忌黃昏。”我聽此言罷，冤憤如相焚。昔聞舉一會，群盜為之奔;又聞理與亂，系人不系天。我愿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頭出鮮血，滂沱污紫宸。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使典作尚書，廝養為將軍。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聞!

(據四部備要本《玉谿生詩箋注》，下同)

李商隱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上不甚多見的長詩。波瀾壯闊，大氣包舉。它不僅能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九世紀前期唐王朝農村極度凋敝、民不聊生的慘景，還透過長安西郊這一個窗口，以驚心怵目的見聞，由小見大地揭示了晚唐時期多種危機的總爆發和危機的根源所在，勾畫了唐王朝的西山落日圖。

李商隱的這篇名作寫于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十二月，是詩人二十六歲那年到興元(今陜西省漢中市)悼其師令狐楚之喪后，回經長安西郊旅次時有感而發的作品，詩中不但描繪了農村的凋敝和人民的災難，更揭示了國家日益嚴重的危機;不但暴露了當時的黑暗腐朽勢力，還深刻地探求和揭示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根源和轉折;不但抨擊了奸佞權臣和包藏禍心的藩鎮，還針對最高統治者提出了批評、指責和建議。為了適應這樣一種內容較多、頭緒較繁的題材，詩人匠心獨運，充分地發揮了他的“沉博”風格的優長，表現為藝術時空綿長而浩浩茫茫的特色。在時間上追溯到公元七世紀前期唐太宗因任用“儒臣”而造成的國家安定繁榮局面，一直寫到公元837年西郊的所見所聞，這跨度大致為二百年;在空間上說，包括黃河以北、渭水以東，從大散關到秦嶺，以及洛陽與長安，具體描繪的場面更觸及朝廷、戰亂、農村等等。隨著現實場景的變化，詩人的憂心如焚的感情和對王朝治亂的理性分析也相應轉換：或而郁勃，或而焦慮，或而憂傷，或而同情，或而冷靜思考，或而深沉回顧，融感知、情思、想象、判斷、推理于一爐，表現為亦張亦弛、亦疾亦徐、亦抗亦墜、亦開亦合的格局;而這一切錯綜變化，又都匯合為這一作品所特有的蒼老遒勁的主導風格。

全詩共分七段。首段是詩的引導。詩人從他的旅程寫起引入長安西郊，然后經過對西郊慘景的重點描繪過渡到他和村民的對話，從而展開下面村民的大段的血淚訴說，亦即詩篇的正文。第二段開始轉入村民的陳述。陳述一開始，就拉開了唐王朝隆盛時期的帷幕，而其目的所在，則是盡情渲染儒家的仁政，為下文“儒臣”作鋪墊。這種筆勢的“大起”，越發襯托出了下面第三段的“大落”。第三段開始轉寫唐王朝的亂世。詩人以“開元”時代為轉折點，這一段包括三個層次： 從“降及開元中”到“奴隸厭肥豚”是第一層，為奸佞當權;從“皇子棄不乳”到“附之升頂顛”是第二層，寫由于奸佞誤國引起了安祿山的禍亂;從“華侈矜遞炫”到“漸見征求頻”是第三層，寫由于上述原因而朝廷愈亂，人民苦難愈深。在詩人傷時憂國的感情層層推進的同時，探究歷史治亂的推理也隨之層層深化，為下段寫安祿山叛亂做了充分鋪墊。第四段從“奚寇東北來”到“人去豺狼喧”，描述安史叛軍長驅直入，唐帝國一時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對人民來說，安史之亂帶來了災難;對唐王朝統治集團來說，就是一次危機和丑態的暴露。這些都可以說是圍繞著人民遭難這一個核心問題的有關筆墨。本段結尾便是極寫人民災難的一個鏡頭：“城空鼠雀死，人去豺狼喧。”雖是寥寥兩句，但卻飽和著《蕪城賦》和《吊古戰場文》中的荒涼凄厲的氣氛。第五段從“南資竭吳越”到“人稀役彌繁”，揭示安史之亂的國勢，而落筆點則仍舊是在于關懷民瘼。很顯然，詩人通過古詩中一種極其擅長的以散文行氣的筆法和韻文中常見的對仗、均衡的構架，層層推衍，層層鋪敘，層層轉換，表現了詩歌宇宙的廣闊和詩人對歷史災難根源的深深探索。尤其動人心弦的，是在概括敘述中間或展開一二細節，作出立體的浮雕式的描繪，這就好像在一片浩蕩平原上突然有一個寶塔騰空而起，格外引人矚目。面對著這一嚴重情勢，當權者又是如何呢?他們不但不去正視這些危機，相反地愈加尸位素餐，這是一種人。藩鎮之流趁機對朝廷進行要挾，對皇室分庭抗禮，這是又一種人。但歸根結底，由于中央權力削弱，賊稅相應短少，人民的負擔加重，結果最大的災難仍然是落在人民頭上。蒿目時艱、關心民生疾苦的詩人，在這里，不僅顯示其明朗的傾向性，而且又是涵茹著無窮詩意的。他把當前這一個破碎支離的國家形象地比喻做一個半身不遂的病人：“如人當一身，有左無右邊。”他大聲疾呼地責問執政者：“敢問下執事，今誰掌其權?”在這第五段中，以“南資竭吳越”始，以“人稀役彌繁”終，一線貫穿著對經濟危機的揭露，表現了詩人對國家和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注，憂心如焚。第六段從“近年牛醫兒”到“但欲死山間”，是對安史之亂以后的歷史回顧，以甘露之變帶給人民的災禍為中心。本段共分兩層。從“近年牛醫兒”到“列若豬牛懸”是第一層，描敘鄭注的善于夤緣依附，私下和李訓聯合謀誅宦官，從而引起甘露之變，以致國家危機加深，終于被梟首示眾。從“鳳翔三百里”到段終是第二層，寫李、鄭密謀失敗，控制中央政權的官僚集團先后派禁軍捕殺這二人及其黨羽，旁及無辜，血流成渠，長安西郊一帶受害尤深。前一層以抨擊鄭注為主，充溢著怨憤填膺的感情，出之以辛辣和鞭撻的筆調。為了著意顯示鄙夷感，運用了“牛醫兒”、“城社”、“盲目把大旆”、“列若豬牛懸”等詩句，為了安排對仗以加強揭露和嘲諷的尖銳性，則有“生為人所憚，死非人所憐”等十分洗練精警的偶句。后一層由于以寫捕殺李、鄭黨羽的禁軍騷擾人民為主，則又是出之以對人民深切同情和為民請命的筆調，突出慘絕人寰的細節：“兒孫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復議所適，但欲死山間。”這里用的是激切的反語，迸絕一切而無所反顧的語言! 第七段從“爾來又三歲”到“此地忌黃昏”，是以長安西郊農村天災人禍的反映為中心，而尤側重于對良民被迫成“盜”的義正辭嚴的控訴。這一段緊承前段，一開頭就表明“爾來又三歲，甘澤不及春”，揭示甘露之變帶給人民的深重災難。如果說前一段主要是講“人禍”，那么這一段就主要是講“人禍帶來天災”;但從“窮民”們因饑寒交迫故鋌而走險一說，這又可以說是“天災再帶來了人禍”。聯系前段，可以看出詩人激情的波瀾層層迭起，而引人最為觸目驚心的是在寫出“窮民”成為盜賊，在大白天也出現。這一來，筆勢陡然一轉，事態愈奇而詩情也愈愴痛：“官健腰佩弓，自言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輩還射人。”這分明是說在荒郊僻野，腰間佩著弓箭的負責治安的“官健”，反倒去掠殺百姓。作為京城郊區，尚且如此，一般地區的治安情況更可想而知，唐王朝的危機和人民的苦難也就不言而喻了。這時，出于村民的好心，只有催客人快點上路，道出了“此地忌黃昏”的怵目驚心的現實真相。由此可見，長安西郊的可危以至唐王朝的可危，在這里描繪得極其充分。康德曾說過，源于理性崇高的人們的精神力量，可以外化到一些巨大宏偉的事物中而顯示其偉大。這說明，作為一位卓越的詩人，在思想境界豁然開拓的同時，他的感情能力也往往是強烈的。李商隱之為長安西郊而痛心，為國家和人民的前途而焦慮，必然有其理性的反思、歷史的回顧和對前途的探索;而與此相應，他的憂憤之情也必然因為受到唐帝國的“黃昏”的一再觸發而逐步高漲。請看這結尾一段中的聲聲春雷! 詩人的悲慨之情和歷史洞察，不是已經達到一發而不可收的地步了么? “又聞理與亂，系人不系天。”這是理性的悟解。“我愿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頭出鮮血，滂沱污紫宸。”這是與理性崇高同步的感情升華。

盡管《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的層次、側面很多，但它們卻形成一個形象畫面的整體，充分體現了李商隱的“包蘊密致”(葛立方《韻語陽秋》引楊億語)的風格。也就是說，這一切內心波瀾都像萬水歸源一樣融匯于理性高峰與感情深度相結合而形成的崇高美的大江大海之中，浩浩蕩蕩，大開大合，確堪追攀老杜的名作《北征》。綜上觀之，這首長詩不僅是李商隱作品中的名篇，而且也是中國文學史上寓史論于抒情及敘事之中的長篇政治詩的罕見佳構。古代詩歌中，詠史而兼詠懷，或敘事而兼詠懷的佳作并不算少，然而如同這一首的波瀾壯闊，卻并不多見。真正站得更高，矚目更遠，熔抒情、敘事、寫景和政論于一爐的長篇政治詩，要推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了，而李商隱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基本上可說是成功地繼承這一優秀傳統。盡管詩中感情的組合是錯綜交織的，但就詩篇內部節奏而言，卻統一在哀時傷世的基調之中。它作為風格的主導，作用于藝術結構，并將那些滲透著多種感情的意象各為其分地進行構置，按照情感流程的一定指向不斷地外化為作品。這時，詩的“哀上浮壯”(李商隱《樊南甲集序》)的氣魄，便不僅籠罩著長安西郊，而且更籠罩于益為龐大的唐王朝興衰史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