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唐順之文《答茅鹿門知縣二》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

至如鹿門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于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 吾豈欺鹿門者哉! 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為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為文章，其于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諭，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 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只見其捆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 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 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剿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丑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后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 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 吾過矣!此后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 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

鹿門東歸后，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 仆三年積下二十余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涂抹，更不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后便得燒卻毛穎，碎卻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為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

(據四部叢刊本《荊川先生文集》)

唐順之(1507—1560)，字應德、義修，武進(今江蘇省武進縣)人。嘉靖間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右僉都御史。唐順之是明代中葉的重要散文家，他和茅坤、歸有光等相為羽翼，對當時復古主義壟斷文壇，窒息文運生機的逆流展開堅決的斗爭。他們主張效法唐宋，吸取唐宋散文的精神，創作有個人風格，有生活內容，較為通俗活潑的作品，故當時被稱為“唐宋派”，雖然這派也有缺點，但他們對擬古主義的批評，在文學思想史上，有很重要的意義。同時，他們的理論和創作，為繼之而起的“公安派”作出了貢獻。

這篇《答茅鹿門知縣二》，可以看作是“唐宋派”“崛起于時風眾勢之中”(黃宗羲語)的一篇戰斗宣言，也是全面宣傳他們文學主張的代表作品。

《答茅鹿門知縣二》是唐順之寫給比他年輕而又是同道茅坤的。茅坤(1512—1601)，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今浙江吳興)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知青陽、丹徒二縣，官至大名兵備副使，著有《白華樓藏稿》，編有《唐宋八家文鈔》。《明史》說“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在此之前，唐順之曾寫一信與他論文，這是第二封，故曰《答茅鹿門知縣二》。

依照選本分段，第一段是說： 鹿門的文學主張，門庭路徑都與自己相合;雖中間也有小小的分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融解消釋，趨向一致，這是不必多說的。第二段是正文。先就鹿門的懷疑說起。原來茅坤以為唐順之是講求文字技巧的人，而不肯將文字技巧告訴別人。唐順之特在此說明，鹿門所見到的我，是當年“欲工文字”的舊我，而不是今天主張寫文章要重在“真精神”的新我。作者鄭重提出： 寫文章雖然有一定的準則，安排奇正轉折，但是文章中的精神、命脈、骨髓，那不是洗凈了心底的陳舊觀念，超然于事物表象之上，具有不同于古今一般人的獨到見解的人，是不能得到的。下面，唐順之舉了兩種不同的人作例。一種人心地超然，有獨到見解，沒有在作文的構思謀篇上下死工夫，能夠直接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自由自在地寫出來，雖然粗疏些，可絕沒有一點迂腐寒酸氣，這便是宇宙間絕好的文章。另一種是世俗氣很重的人，雖然專門下功夫做文章，在文章的規矩布置上花盡氣力，但翻來覆去，不過是幾句“婆子舌頭”的廢話，求其真精神與千古不磨的見解，則絕不可能有，縱然寫得工整合乎規范，這樣的文章也只能歸入卑下的一格。至此，唐順之特別強調文章的本色，并舉陶淵明與沈約作為正反不同的例子，申足自己的本意。第三段，探討文章演變發展的情況，批評了復古派學古而不化的缺點，提出應當遺貌取神的主張。他認為： 秦漢以前的好文章，都是各有本色，均有一段千古不磨之見，所以能夠“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世”。唐宋以下，有的文章表面光彩炫目，實際上都是托于儒家，抄襲陳言，“極力裝做，丑態盡露”，這種文章必然虛空而不能傳之于世。最后兩段先對上面的見解做了一個辯證的總結，與第一段的話作呼應。這是說：我所以不和人談文章的作法與技巧，實際上告訴了人們追求文章作法與技巧的正途。

強調直寫胸臆，提倡本色自然，是“唐宋派”文論的核心。這種主張在唐順之這封信中闡發得最透徹，最完備。這反映了他對作品思想內容的重視，對文學的個性化與通俗化的要求，繼承了蘇軾“詞達”的創作主張，也開啟了后來公安派崇尚性靈，敢于創新的精神。

這封書信緊扣中心論點，層層闡述，純以新鮮活潑的比喻和淺近易懂的道理申明自己的文學主張，而且所舉正反兩方面的例證也很有說服力，它本身就是“唐宋派”的議論性散文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