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景文《答謝中書書》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云，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據明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隱居集》)

陶弘景是南朝道教的重要思想家，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對人說：“仰青云睹白日，不覺為遠矣。”性好林泉，向往“隱居以求志”，而“不愿處人間”(《與親友書》)。雖宋末奉朝請，為諸王侍讀，入齊后更得齊高帝器重，然其身在朱門卻不交外物。永明十年(公元492年)，上表辭祿，隱居句曲山(即茅山，今江西西南)。后梁武帝即位，屢加禮聘，仍堅辭不出。故《梁書》列入《處士傳》，《南史》列入《隱逸傳》。與當日許多人一樣，陶氏在出世與入仕問題上是有過思想斗爭的。應該說，他對仕途也抱有過希望，在《與從兄書》中他說：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可見他是因官場難遂人意，才決意引退的。

陶氏博覽群書，善解術數，又“性好著述”，擅長駢文。《隋志》記其有《文集》四十五卷，已佚。《答謝中書書》先見于《藝文類聚》卷三十七，是現存陶文中的一篇代表作。與陶氏《答虞中書書》和《答趙英才書》不同，這通短札意不在傾談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在敘述朋友間契闊離別之情，而專意在江南山川風物之美的描摹上。由于其狀物生動，文辭清麗，故一直被人推為駢體山水小品的佳作。

自東晉而及南朝，有一批擁有穩定政治地位與經濟來源的士人，不但是現實生活中的既得利益者，還是精神世界的主人。他們因家族的仕宦歷史與本人的官場歷練而諳于政治，有的樂此不疲，有的則因厭膩無聊轉而追求清空澄明的心境，渴望與天地同流，與山水相酬答，他們或耽溺于庭園的營造，或皈返自然，喜與釋道人物及隱居高士交往，因此對山水之美有了認識。而輿地之學的興起，與北地風光迥異的南方山水之美的激動，更激起他們表達這種自然之美的欲望。因此在這一時期，山水文學開始萌生，所謂“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龍·明詩》)，正道出了這一情況。當然，就賞鑒自然之美所達到的審美層次而言，由東晉而至梁、陳，數百年間，一方面呈不斷演進的趨勢，一方面則又因人而異。陶弘景在這通短札中對自然之美的揭示，較之同代人就達到了一個比較高的層次。在他那里，山水不再是陪襯物，如傳統畫中的背景，而被置于前臺，成為著意抒寫的中心。因此，雖然“山川之美，古來共談”，本篇仍有與馬第伯《封禪儀記》、王羲之《蘭亭集序》不同的地方。

陶弘景具有敏銳的審美感受能力，在這通書札中，他用簡潔的語言，描繪的卻是一幅生意盎然的自然圖景。陰陽昏曉，鳥鳴猿啼，讓人留戀，使人癡迷。如不是以太虛不拒萬有、真空不離色相的胸懷投入自然的人，那得如此清新的文字?當然，陶弘景喜好自然，雖處朱門廣廈對此仍心馳神往，隱居后吹笙聽松，對月流嘆，幾乎摒絕所有人事，還有它更深一層的原因，那就是為了“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而得閑”(《答趙英才書》)，這層意思他在其他文章中也表達過。所以，當日齊高帝以“山中何所有”相問，他答以“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言辭之間隱含著對當權者縈懷俗務，難得澄思靜心以應自然的數落。所以盡管他對梁武帝咨詢有所謀劃，終不為其禮招手勅所動，而甘愿做一頭自放于水草之間的牛，恰如野龜曳尾于涂中。也就是說，他對自然的喜好不僅出于純感性的審美觀照，而且還有著內在的理性選擇。他所欣賞的山川風物之美，是一種足以證道的主觀的美。唯此，他在描摹它們時沒有華奢鋪張，也沒有咽露秋蟲、舞風病鶴的病態呈示，表現出非躁進之士所能夢見的淡泊、清新，令人想見一個愛自然而不雕琢的高潔隱士的風采。還值得一提的是，盡管陶氏此書對自然的描摹隱含著豐富的意趣，但他沒有像當時許多人(包括他本人有些文章)那樣，以理語入詩入文。我們看他的《尋山志》，描摹自然不可謂不生動，“日負嶂以共隱，月披云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瀠石而生文”，“石孤聳而獨絕，峰懸天而似浮”，與本文“高峰入云，清流見底”所揭出的風景并無二致，然其最后歸結為“反無形以寂莫，長超忽乎塵埃”。相比之下，《答謝中書書》就顯得意境完整，體現出一種深邃之美。

此書還表明了陶弘景是一個善于將自己的審美感受物化出來的高手。這通書札短短只六十二字，便由形寫到色，概盡俯仰所見;由靜寫到動，極其昏曉之變。從整篇構思而言，則由自然景物寫到主觀感受，層次鮮明而豐富，概括力極強。用駢文寫景而能臻自然之境，是本篇的又一特點。一般說來，古文重氣勢跌宕，文風自然而疏暢;駢文求法度森嚴，文風典雅而華贍。故蔣士銓《評選四六法海》謂： “古文如寫意山水，儷體如工畫樓臺。寫意非通人莫辦，工畫則匠手可勉。”自南齊永明盛行音韻之說，始為新變，影響及于梁、陳; 文筆之辨，宋、齊始盛，梁、陳益嚴。這些對駢文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至使它因極貌寫物窮力追新而多有滯累。陶氏這通書札卻能脫去此病，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清駢文名家陳維崧在所著《四六金針》中曾將駢文分為上、中、下三格，以“渾成格”居“精嚴”、“巧密”兩格之前，因其“辭意明白，渾然天成”，高于“法律精嚴，妙入規矩”或“用事巧中，無少疏漏”。陶氏此文足可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