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宗臣文《報劉一丈書》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 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
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
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 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見。立廄中仆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 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廄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后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仆能之乎?
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仆之褊哉,以此常不見悅于長吏,仆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為迂乎?
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于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據明刻本《宗子相集》)
宗臣(1525—1560),字子相,興化(今江蘇興化市)人。嘉靖間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副使。名列明代復古派的“后七子”,與李攀龍、王世貞交誼甚篤,著有《宗子相集》十五卷,集中對李攀龍的詩極為推崇,如《報李于鱗》說:“太行諸篇,奇郁悲壯,雄視今古。即拾遺(按: 指杜甫)集中,未得多睹。”又說:“足下諸體極至,七言者高雅奇秀,卓絕今古,更百千萬世,愈益難耳。”但他自己的詩文,在“后七子”中,還比較清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其詩:“跌宕俊逸,頗能取法青蓮,而意境未深,問傷淺俗。……然天才婉秀,吐屬風流,究無剽剟填砌之習。”評其《西門記》、《七月西征記》等文,為“指陳時弊,反復詳明”。特別是他的散文,寫得較為平易翔實,和李攀龍的“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見《明史》)的模古作風,頗不相同。
《報劉一丈書》,寫在他復官之后、貶官福建之前,當是嘉靖三十四年之前的作品。劉一丈《宗子相集》卷五有《席上贈劉一丈墀石》詩,卷十二有《劉丈墀石像贊》,《像贊》序文說劉是一個博學而沒有出仕的人,是宗臣父親的老友,宗臣少時便受他賞識,“蓋與家大人比部公四十年游。余之孩也,丈置之膝弄焉,輒嘆曰:‘是兒勃勃英氣。’稍長,睹余詞,則又以國士顧余,時時為人誦說宗生、宗生云。”咸豐《興化縣志》卷八《文苑傳》載劉名玠,字國珍,號墀石。劉排行第一,又為宗臣長輩,故《書》中稱他為“劉一丈”。
宗臣是不滿嚴嵩、嚴世蕃父子的弄權為奸作威作福以及一些士大夫奔走嚴氏門下的,而寫這一封《書》時,又恰是嚴氏父子當權,勢焰熏天、炙手可熱的時期,所以文中不指名地抨擊這種現象,感情相當強烈。
自開頭至“則尤不才為甚”為第一段。這一段寫回答劉一丈信的緣由。從文中內容看,劉是遠從宗臣故鄉給他去信的,時宗臣在吏部任職、他父親也還在世。“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可見兩世交情。劉給他的信,中間“上下相孚,才德稱位”兩句,觸到他心中的痛處,所以引起他回信中的一連串的感情傾吐和對京師官場情狀的揭露。所謂“上下相孚”,指的是朝廷官吏上下級間的誠信和合,這正是宗臣認為他在當時是斷然做不到的,即他和嚴嵩父子之間,絕不能同流合污,一體“孚合”的,所以說:“至于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
自“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至“長者謂仆能之乎”為第二段。這一段從上文的“相孚”引出,寫所謂“上下相孚”,即當時官吏奔走嚴嵩父子之門的丑態。“權門”,即不指名的嚴府。文又分數層:白天“袖金”以奉“門者”,“持刺”求見,“立廄中仆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為一層。抵暮不能進見,隔日“聞雞鳴即起”,再來再袖金再候如前,為又一層。“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匍匐趨拜,“固請”以“上所壽金”而出,為第三層。出而獻媚“門者”,向人吹噓“相公厚我”為第四層。層層緊接,又層層不同,由可鄙、可憐,到可笑、可憎的情況,寫得具體活現,淋漓盡致;而筆端充滿蔑視、憎惡之情,故作結論道:“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仆能之乎?”《明史·嚴嵩傳》說:“士大夫輻輳附嵩,時稱文選郎中萬采、職方郎中方祥等,為嵩文武管家。”“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浹日不得見,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寡,毫發不能匿。”可與此文互相印證。但史書畢竟不能像書信寫得這樣委曲纖悉,聲態畢至,尤其是對官吏那種候立廄馬之旁,受臭氣饑寒毒熱之苦,以及受辱門者,強顏討好的可憐相,非深知個中情況,平日郁積、起伏于胸中者長久,且富有表達才能的,是不可能寫得這樣鮮明生動的。
自“前所謂權門者”至結尾,為第三段。這一段自表對待嚴嵩父子這一“權門”的態度,并勸劉一丈繼續安于家居生活。自表態度,充滿耿介之氣;勸慰劉氏,辭極宛轉,既對其“抱才而困”、“愴然有感”的同情,又故意托為即使“天意”也不愿劉氏“輕棄”家居不仕的生活。
這篇文章,自表居官態度,勸慰鄉居不仕的長輩,起了觸發作用;而重點及成功之處,則在對當時官吏奔走“權門”的丑態的揭露。這部分層次分明,且一氣呵成,這是感情強烈、一傾瀉便不能自休的表現。文章在“后七子”的散文中算是比較罕見的平易生動的作品。它不是刻意經營之作,但由于感情充沛,內容豐富,深刻,所以反較那些“刻意”之作寫得更好。吳楚材等的《古文觀止》評此文說:“是時嚴介溪攬權,俱是乞哀昏暮、驕人白日一輩人。摹寫其丑形惡態,可為盡情。末說出自己之氣骨,兩兩相較,薰蕕不同,清濁異質,有關世教之文。”王文濡《宋元明文評注讀本》評:“將伺候權門齷齪卑鄙之態曲曲寫出,聞之猶令人作三日惡,而個中人顧甘之如飴,殊不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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