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司馬遷文《報任少卿書》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仆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 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郁，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 孰令聽之!”蓋鐘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若仆，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仆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過。

仆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丑于辱先，詬莫大于宮刑。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于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乃鋸之余薦天下豪俊哉!

仆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茍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于此矣。向者仆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印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 嗟呼嗟呼! 如仆，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仆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夫仆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仆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仆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仆誠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余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斗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后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仆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凄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仆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仆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 此正少卿所親見，仆行事豈不然邪?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仆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發、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阱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于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 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系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于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 曷足怪乎? 且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 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為此也。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親，無足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仆于妻子何如哉? 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 仆雖怯耎欲茍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仆之不得已乎? 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对姟啡倨?，大氐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臧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于巖穴邪? 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仆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謹再拜。

(據影印宋景祐刻《漢書》本)

司馬遷原是一個開朗樂觀、對生活非常熱愛的人。自遭“李陵之禍”發后，身心受到嚴重摧殘，精神陷于極大的苦悶。他把一切怨憤牢騷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再隨便表露。盡管他出獄后受到武帝重用，但這無法彌補他心靈的創傷。他“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只是加緊撰寫《史記》。他明知別人對自己有不少誤解，也一概不予解釋。漢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司馬遷完成了《史記》的撰述任務。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價值已經實現，不必再隱忍茍活了，因此就借復信任安的機會把埋藏在心底數年之久的怨憤宣泄出去，并將自己所受的冤屈、謗議一加洗雪，以便使后人了解他的心跡。從書中“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兩句看來，他是估計到了寫這封書信的風險而作了最壞的思想準備的。本文是否屬于司馬遷的絕筆? 目前尚難斷定，但可以肯定地說，司馬遷的卒年與本文的寫作時間相去不遠。

本文內容極為豐富。按照司馬遷的主觀意緒來分析，大致可以歸納為這樣幾個問題。

首先是向任安解釋自己為什么不能按照來信的要求去做。應該說，任安對司馬遷受宮刑以后的心境是隔膜的。他看到司馬遷“尊寵任職”，出入不離武帝左右，以為很得志，于是向司馬遷提出了“順于接物，推賢進士”的要求。哪知司馬遷當時外表雖然一如往常，內心卻非常痛苦。任安的話觸到了他的痛處。他本想避而不答，但任安突然獲罪入獄，被判了死刑。他覺得不復信將成為永世遺憾，這才把自己的真實思想毫無保留地寫出來。他先是說明自己不具備推賢進士的條件：“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郁，而無誰語?！苯又f明自己接受宮刑，違背君子的行為準則，不齒于君子之列，不具備推賢進士的身分。最后說明自己受刑之前就平庸無能，沒有受到皇帝的重視，也不具備推賢進士的資本。這都充滿著怨憤和牢騷，而且一層比一層強烈。至第三層，作者從上、次、外、下四個方面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實際上是用反語寫憤，譏諷漢武帝不辨忠愚，不察是非，因此句句都是刻骨的傷心語和憤激語。

其次是向任安解釋自己為什么要為李陵辯護而觸怒武帝。李陵戰敗投敵，淪為罪人。漢武帝后來嚴加懲處，殺了他的老母。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他錯定了。這從他下獄后“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的冷漠中可以看出。其實，在這件事情上，司馬遷內心有不少委屈?，F在，他要實事求是地為自己辯解了。辯解之詞，大致是這樣幾點：一、與漢武帝的關系，他是捐家忘業、極誠盡慮效忠的。在武帝面前“推言陵功”，完全是為了“廣主上之意”，即寬慰武帝。武帝認為他“沮貳師”，“為李陵游說”，那是出于誤解。至于為什么有此誤解，只有武帝自己知道。二、在與李陵的關系上，他再三表白，與李陵沒有私交，只是根據李陵出征之前優異特達的表現和勇赴公難的決心，欽佩李陵有國士之風。又根據李陵以少擊眾的情勢、殊死奮戰的表現和大量殺傷敵人的戰績，認為李陵雖然喪師而“功亦足以暴於天下”，故不致辱國。他這樣說，是為了讓“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的武帝舒心，同時又想讓武帝知道，那些對李陵抱有夙憾的人乘機攻擊李陵是不公正的。武帝認為他“為李陵游說”這也是誤解。因為司馬遷并無為李陵投敵辯護之意，相反地卻批評李陵“生降”是“隤其家聲”，不只聲敗名裂而已。這一部分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司馬遷的是非觀。他服膺孔子修《春秋》是是、非非、賢賢、賤不肖的鮮明立場。在《史記》中，他以《春秋》為榜樣努力這樣做了。在現實生活中，他認為也應該這樣做。在李陵問題上，他想把那些被趨炎附勢之徒顛倒了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但是，嚴峻的現實卻給了他慘痛教訓。公是公非被強權壓倒了。但他并沒有放棄自己的是非觀。他寫這封信就是要把這些是是非非的問題公之于眾，讓后人來作出公正的評價。這正是不屈的表現。

第三是向任安解釋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宮刑。這也是當時人極易產生誤解的問題，司馬遷崇奉公羊學。公羊學大師董仲舒說過：“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春秋繁露·竹林》)司馬遷曾在《范睢蔡澤列傳》中征引了這句話，說明他對生死榮辱問題的看法，受到公羊學的影響。文中列舉的“四不辱”是士大夫行為的準則;“六受辱”是士大夫應當力求避免的不幸。這些有關士節的大事，自己何嘗不知道! 但是長期處于無法保護自己的弱者地位，受辱實在是勢不得已。再說，他對生死問題有著獨特的看法：“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边@個看法與“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的含義是相近的。含冤受屈地“伏法受誅”，能否做到“死以榮”呢?顯然不能。他說：“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奔热徊荒芎翢o價值地死去，那就只好在屈辱中求生。他知道這樣做會引起非議，而現在則可以把隱衷公開了。他是為負重而忍辱，為求得身后的榮名而忍辱，而不是貪生惡死。

第四是向任安解釋自己在受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撐他頑強活下去的。他痛快地指出：“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彼^“私心有所不盡”是指自己遭受的冤屈尚未大白于天下。所謂“文采不表於后”，是指《史記》尚未完成。他活下來，就是要找一個最后的機會向世人說明李陵之禍的孰是孰非，就是要集中最后力量把《史記》寫完。第一個問題，前面已經講得明明白白，不必再費筆墨，這里主要是講第二個問題，即講述有關《史記》的著述問題。他從總結歷史上諸多作者著述時的不幸處境和悲憤心情出發，提出了著名的“發憤著書”說。如果細細推究司馬遷所列舉的例證，有些說法并不符合事實，例如韓非的《說難》、《孤憤》并不作于“囚秦”之后。至于《孟子》、《荀子》及司馬相如的大賦是否也是發憤之作，就更難說了。但司馬遷認為“發憤”可以成為著書的動力，著書可以“舒其憤”，可以“垂空文以自見”，還是正確的?！鞍l憤著書”說代表了司馬遷的進步的文學觀。在封建時代是非混淆的政治環境中，一個有理想的正直文人因為受到迫害而無法施展抱負時，應該怎么辦呢? 司馬遷認為應該“發憤著書”，應該拿起筆來揭露黑暗，批判現實，堅持正確的是非標準和道德標準。這一見解，對封建社會中的進步作家是一個重要的啟示和鼓舞。在我國古代文化中有一大批優秀遺產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造成的。司馬遷還氣魄恢宏地指出了《史記》的著述宗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边@對我們理解《史記》的巨大的思想價值很有指導意義。司馬遷實際上是借史的形式全面總結古今的學術文化思想。從中引出國家“成敗興壞之理”，建立司馬氏的“一家言”，來從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為后世提供借鑒。

司馬遷對自己能夠完成如此巨大的著作是感到自豪的，所以他說：“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完成此書以后，他又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強烈的恥辱感時時在刺痛他的心，因此結尾部分再次流露出悲憤郁結、冷漠灰暗的心情，與開頭部分回環照應，全文的結構幾經開合變化，至此又“搏結成片”。

司馬遷在寫作這篇名文時心情是多么復雜! 巨大的沉痛，無比的怨憤，滿腹的冤屈交織在一起，而以大無畏的筆調出之。因此披覽此文，讀者但見一團悲涼憤激之氣在紙面上來回滾動震蕩，而不可尋其痕跡。要分析這篇名文的寫作技巧，那是十分困難的。也許，司馬遷寫作時根本沒有想到要用技巧。他只是放任自己的感情潮水順著筆端流出來。孫月峰說得好：“粗粗魯魯，任意寫去，而矯健磊落，筆力真如走蛟龍、挾風雨，且峭句險字往往不乏。讀之但見其奇肆，而不得其構造鍛煉處。古圣賢規矩準繩文字，至此一大變動，卓為百代偉作。”又說：“直寫胸臆，發揮又發揮，惟恐傾吐不盡，讀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噓嘆絕，真是大有力量文字。”(《評注〈昭明文選〉》引)不講究技巧而有如此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主要得力于司馬遷深厚的藝術素養。本文是他的藝術素養的自然流露，因此最能體現其散文的特色。

首先是文氣奇偉磊落。蘇轍說司馬遷的文章“疏蕩有奇氣”(《上樞密韓太尉書》)，黃履翁說：司馬遷“負邁世之氣”(《史記評林》引)。雖然前者指文氣而言，后者指才氣而言，但兩者實際上是統一的。司馬遷才高氣盛，而又遭遇不幸，發而為文，便有凌厲之氣激蕩其間。如關于接受宮刑的問題，文中以控訴性的語調提到的有兩處。第一處用排偶句式一氣灌注而下：“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丑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意即宮刑集人間一切禍事、丑事、悲慘事、傷心事、可恥事之大成。一受宮刑，萬劫不復;人生不幸，莫此為大。讀來令人怵目驚心。第二處便變換了角度和表達方式，改用一個“太上”、八個“其次”、一個“最下”的并列句式，順勢飛流而下，意謂宮刑不僅辱先、辱身、辱理色、辱辭令，而且受辱的程度遠過于世上各種刑罰。一蒙此羞，無地自容;人生大辱，莫此為甚。讀來令人瞠目結舌。表達角度和方式的靈活多變以及每表達一種意思，即有滾滾滔滔之勢，都是文氣奇偉磊落所致。

其次是筆端飽含感情。司馬遷胸中所蓄積的悲憤感情，如果從遭受李陵之禍(公元前98年)算起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是已經有八年之久。這八年中，作者一直是“隱忍茍活”，“而與誰語”! 現在一旦開啟閘門，這滿腔悲憤郁結之情立即傾瀉而出。文中訴說自己的不幸，始則云“若仆，大質已虧矣”，繼則云“刑余之人，無所比數”，再則云“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阘茸之中”，末了卻說：“仆以口語遭遇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虧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可謂字字帶憤，句句泣血，深悲極痛，不能自已，就循環往復，再三言之。像這樣一類飽含感情的文句，通篇都是。孫執升有云：“司馬遷作《史記》，一腔抑郁，發之于書。識得此書，便識得一部《史記》。蓋一生心事盡泄于此，加上縱橫排宕，真是絕代文章?！?《評注〈昭明文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