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文《封建論》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天地果無初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 曰： 有初為近。孰明之? 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 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后有諸侯，有諸侯而后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后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 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 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后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 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劃，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茍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 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 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 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系于諸侯哉?

或者又以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 下果不肖乎? 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圣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勢也。”

(據中華書局翻印影宋刻世䌽堂本《柳河東集》，下同)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詩人。他的散文，可以從他貶到永州為界。之前，他熱衷于功名，“意欲施之事實”而“心少”“為文”，因此有影響的散文不多。“自為罪人”被貶永州后，“復為之”，以文章實現他的“輔時及物之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改革的失敗，前途的挫折，諸多不快，情緒郁結于心，再加上有機會深入民間，與山水為伴，這些情緒就或借山水噴瀉，或托人事發泄，都是“不平則鳴”，大膽干預生活，針砭時局，所得篇章，極有光采，皆為上品。尤其是“永州八記”，堪稱游記中的杰作，為千古所傳誦。還有他的《封建論》也是名重文壇的杰作。

柳宗元實質上是個政治家，他始終對政治有高昂的熱情。他和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就是要用古文來宣傳他的“道”。柳宗元所說的“道”，就是儒道。他再三說“其言本儒術”(《與呂道州溫〈非國語〉》)，并在《答楊誨之第二書》中說：“到永州七年來，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因此，他的散文的政治色彩濃烈，傾向鮮明，而且“文”和“道”結合得很好，沒有空洞說教的毛病。鑒于這一點，我們在欣賞他的散文時不可忽視他的政治主張，更不可忘記他的政治熱情。這都明顯地表現在他的《封建論》和“永州八記”等代表作中。似乎可以這樣說，他的寫山寫水寫草寫木寫麋寫驢寫鼠的散文，也都是在寫“自我”——一個政治化了的柳宗元。《封建論》則是鞭撻封建制，肯定郡邑制，昭示他的政治主張的力作。

《封建論》是柳宗元被貶到永州后不久寫成的。確切時間已無從考證。據施子愉的《柳宗元年譜》： 《封建論》“雖無確年可考，而以在永州最為近是。蓋宗元謫永后始究心古籍，發而為議論，乃有甚精辟者，且論云：‘今矯而變之，垂二有祀。’唐高祖以武德元年(618)即位，至元和十三年(818)為二百年，此所謂‘垂二百祀’，也正與柳宗元在永州時年歲相合。”此說可供我們參考。

文章以揭露封建制的弊端肯定郡邑制為中心，但落筆很遠，開頭第一節便從生民之初從堯舜禹說起，這也是作者被迫而為。因為當時保守勢力就是搬出老祖宗，他們就認為“夏、商、周、漢”這些朝代皆因“封建而延，秦卻因郡邑而促”。要駁斥這些謬論，就必須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即從遠古開始論述。盡管起筆遙遠，但他的目標很明確，首先要弄清封建制的由來：“封建，非圣人意也”，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為了強調這一論點，作者用了兩個“勢”字進行論述古圣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柳宗元所說的“勢”是指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作者認為，當分封制在它必須出現和已經存在的時候，任何圣君都休想動搖它，即便是堯、舜、禹、湯、文、武也“莫能去之”，他們不是不想擺脫，而是社會發展的趨勢不讓他們擺脫，從而說明了“封建，非圣人之意”而由客觀條件所決定的論點。第二節緊扣“勢”字具體論證這一點。作者是這樣論證的： 在原始社會，人們為了生存，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到“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到“智而明者，所伏必眾”，于是出現了“群”和“群之長”。這樣由小而大，進而出現了諸侯，出現了方伯，出現了連帥，出現了天子，從而得出結論，“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勢也”。論證和說理簡明透徹，強調并突出了“勢”的作用，充分說明了封建制的出現并非圣人之意，乃是由社會發展的趨勢所決定。柳宗元能從社會發展的勢態的角度說明封建制產生的原因，閃耀著樸素唯物主義的光輝，這是難能可貴的。柳宗元是崇尚圣人之道，主張天下統一，反對封建割據的。封建制既非圣人之意，乃客觀情勢所然，這就可以論其優劣了。因此，第一、二節是一段，說明封建制之由來非圣人之意，為第二段論其優劣張本。作者在論述封建制的優劣時，將封建制與郡邑制相比較，以周、秦、漢、唐四代為實例進行論證，從而得出否定封建制肯定郡邑制的結論。這是第三節所寫的內容。在論述這一問題時，作者從宏觀的角度以高屋建瓴的氣勢，用周、秦、漢、唐四代的大量史實，通過分析從得失利弊進行比較：周——“裂土田而瓜分之”，結果是“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周室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但它的失敗是因為“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廢郡邑，結果“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唐——“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雖有安史之亂，但“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從而得出“秦制之得，亦以明矣”，“州縣之設，固不可革”的結論，達到了否定分封制肯定郡縣制的目的。整個論述，汪洋恣肆，氣度不凡。以大量雄辨的事實把整個歷史作為背景，從正反兩方面進行對比論證，揭露了封建制的弊端，昭示了郡邑制的優越性。由此得出富有說明力的結論，并為下文批駁謬論打下了基礎。文章的第三部分共三節，通過三個“或者”擺出保守派反對郡邑制維護封建制的三個謬論： 一是所謂“封建者，心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封建制易于治理，而郡邑制反之(茍其心，思遷其序而已，何能理乎)。作者以是否易于治理為核心，以周、秦、漢的史實為例，有分析，有說理，針鋒相對地予以駁斥，最后歸結到唐用郡邑制的正確。在批駁時，連用了“周之事跡斷可見矣”、“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的觀點鮮明的排比句，富有氣勢而又有先聲奪人之效;而以漢事進行駁斥時分析透辟，辭約理至，所向披靡。二是所謂“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作者以魏晉因循封建而“不聞延祚”和“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正反二例駁之，十分有力。三是“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作者以“湯、武之所不得已”駁之，說明“不革其制”并非圣王之意，乃由“勢”所然，自可復議，說得鞭辟入里。那些謬論都有危害性，在《漢書·諸侯王表序》、曹冏《六代論》、陸機《王等諸侯論》中都有所反映。以上三個反面論點，其一從事理說封建制的好處，其二從夏商周漢的事實說封建制的成功，作者都一一予以駁倒，其三抬出“圣王”，這是在理屈詞窮境地中的最后一著，也被作者一語破的。三層從三個角度步步逼進，但因都遭到有力地還擊而徹底失敗。同時，在對反面論點的批駁中也充分說明了郡邑制的好處，伸張并突現了正面論點。至此，作者猶嫌不足，更從治理“天下之道”以及如何舉賢任能的高度剖析了封建制的弊端，深刻揭露了其禍害：“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賢乎?”“圣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能說是圣王之意嗎? 由駁轉立，呼應前文，結尾圓轉有力。全文縱橫開闔而富有氣勢，駁論針鋒相對而具有力量，觀點鮮明，干脆利落，實現了他自己提出的創作原則，不乏“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的特點。也如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贊譽的： 柳文“俊杰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家，踔厲風發”。此論評柳文的特點十分剴切。后人曾把柳宗元和韓愈的文章作了很形象的比較：“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劉熙載《藝概》)“如水”，言其像波濤洶涌，勢如江河;“如山”，說它如崇山峻嶺，挺秀峭拔。以《封建論》觀之，無論是立論還是駁論，都是以宏偉的歷史畫卷為背景，或縱或斂，或開或合，奇峰疊起，雄深雅健，顯示了“山”的氣勢和力量。因此，蘇軾評《封建論》給予了力壓群作之譽：“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征、李百藥、顏師古，其后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圣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古法也。”(《東坡海外集·秦不封建論》)更可貴的是，柳宗元作為政治斗爭漩渦中的失敗者，他還能借古論今，對中唐時代藩鎮割據、俊賢不得重用的客觀現實予以針砭，與權貴們進行斗爭。這種勇氣來自他要以文“輔時及物”的信念，而且他的反對封建制的進步政治主張，在當時來說無疑是難能可貴的。誠然，也有其以郡邑制為理想政制的局限。但從全文而言，特別是從政論文的寫作言，《封建論》當為我們學習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