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和古代神話·辭賦·九章《哀郢》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晁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泛濫兮，忽翱翔之焉薄! 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愿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 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涉江》與《哀郢》，都是選自于《楚辭·九章》。《九章》包括《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共九篇作品。王逸《楚辭章句》曾釋“九章”說：“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顯然這是曲解。朱熹《楚辭集注》以為《九章》是后人所輯，“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于一時之言也”。此說甚是。

《涉江》寫于《哀郢》之后，已是屈原晚年，即開篇所說的“年既老而不衰”之時。這時楚國的郢都已被秦將白起攻破，詩人仍在流放途中。內容是寫他渡江湘南下，浮沅水西上，獨處山中的情狀，因此名為《涉江》。篇中記述的行程，大致和《哀郢》經歷相接。可能在他寫作《哀郢》之后的第二年，離開已居住了九年之久的陵陽，遠去了偏僻的西南夷地。困難當頭，詩人卻不能盡力報效祖國，解救危難，反遭放逐于荒山漠野之中。積郁滿腔的憤懣之情，形諸吟詠，流于筆端，便化成了這感人肺腑的詩篇。

全詩共有五段。第一段抒寫詩人的高尚品格和涉江因由。開篇就以浪漫而又夸張的筆調勾勒出一幅自我的肖像畫。詩人從小就喜歡穿戴奇裝異服，以示自己愛好修潔，不同塵俗。直到年邁還志趣盎然，老而彌篤，永不衰減。你看他身佩長劍，高冠切云。滿身是珠光玉彩，更顯得熠熠生輝。正因為“眾人皆濁我獨清”，他不但不被世人所理解，反而遭致小人的嫉恨和讒陷。在黑暗現實的逼迫下，他便不顧一切地高馳遨游。他駕青虬，驅白螭，與重華結伴神游于瑤圃。登昆侖，食玉英，以示對理想境界的美的追求。這并非虛無縹緲的“游仙”，也不是消極頹廢的“出世”。只是借神話般的幻想形式運用浪漫主義的手法，隱喻象征著詩人的高風亮節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正因此，他才老當益壯，永葆青春，壽可與天地并存，德可跟日月同輝。本段末二句“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是筆鋒暗轉，從幻想又回到現實，情節有一變換。當詩人面對現實，想到即將渡江流放到荒無人煙、沒有知己的南夷山區，怎能不頓生哀怨之情呢?這里順便指出，本篇全是以抒情主人公的口吻、以第一人稱出之。卻沒用“朕”、“予”、“我”等字，而是“余”、“吾”并用，且竟達十七處之多(《哀郢》“余”、“吾”只有三見)。這種人稱用法，早就引起過學者的注意。朱熹《楚辭集注》的就曾經指出過：“此篇多以‘余’、‘吾’并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從淺層看去，這二者互用，似在避重。但深層觀之，朱熹所言，便很中肯。連同下文細審，凡“吾”字，如“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大都用于抒情，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可以表現出倨傲不馴的性格。而凡“余”字，如“旦余濟乎江湘”，則大都用于記行、敘事，因而也就顯得平實一般了。由此可見詩人遣詞用字的準確程度。

第二段和第三段統寫詩人放逐途中的所見所聞和所感，即眼前景、身邊事和心中情，交織融合、曲折多端。記述行程，改換了平實筆法。第二段開始二句，分別點明了出發地點是“鄂渚”，出發時間是初春。鄂渚是洞庭湖的五渚之一。詩人當是從遷謫九年所在的陵陽來到此地。回首往事和流放歷程，自然要黯然傷神。此去南夷又吉兇未卜，因而行前一反前文之“不顧”而要“反顧”，也是情意中事。時令本為初春，偏說“欸秋冬之緒風”，給人蕭瑟凄涼之感，豈不也表露了沉郁憂傷的感情色彩，增加了“反顧”的惆悵情緒?他的行程路線，先是策馬在依山傍水的高地，又乘車舍止方林，再坐船溯流而上，由湘過沅。盡管他奮力劃槳，只因為是逆水行舟，船行緩慢，結果是早上從枉陼出發，晚上才到達辰陽，一路風塵，備嘗艱辛。然而詩人卻引吭高歌：“茍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只要自己意志堅定，心地“端直”，流放的處所再偏僻遙遠，又算得了什么! 從而高唱出了本歌的主旋律。

第三段描寫到達此行終點溆浦，詩人獨處山中的情景。溆浦在湖南溆水濱岸。據《辰州志》載，它位于辰州萬山叢中，云雨之氣皆山嵐煙瘴所結，即如杜詩所說的“江南瘴癘地”，非人所居。詩人一到達溆浦，便徘徊迷惘，不知所往。滿目荒寒凄涼景象，滿腹愁苦酸楚情緒，這段自然景物描述，顯得異常真實感人。這里山高蔽日，林深幽暗，氣候異常，忽雨忽雪，乃是人跡罕見、猿猴出沒之所。云遮霧障，彌漫繚繞，甚至吞沒了詩人住處的屋檐。他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只能與猿猴為伍。真是昏天黑地，苦不堪言。艱辛苦難并沒有消磨詩人的剛強意志，歌中主旋律的高亢音調再一次發出震響：“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為了堅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和人格尊嚴，他寧肯愁苦窮困到底，也決不變心從俗，就此沉淪。

第四段是個轉筆，是發牢騷作論。詩人征引史實列舉前賢的悲劇結局，鑒古論今，自比前賢，從而得出“忠不必用，賢不必以”的痛苦結論。因屈原本人就“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溶入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也就特別令人感嘆信服。歌中一連舉出接輿、桑扈、伍子、比干四位歷史人物，這都是些忠臣良將，賢人智者。可在黑暗時代，暴政統治之下，他們或自刑剃發，佯狂不仕;或憤世嫉俗，裸行裝瘋;或忠言直諫，慘遭殺戮;或忠心被剖，剁成肉醬。既然自古就是如此，那就無法可說，又何必怨憤今天?但詩人強烈的義憤壓抑不住：“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意思是：我將沿著正道，毫不猶豫向前，寧愿終身處于重昏(層層黑暗)之中，也要固守志向，決不屈服妥協。歌中高亢的主旋律，又一次震撼了人們的心靈。

第五段“亂曰”，是歌的尾聲。詩人運用比興手法以花鳥為喻，鮮明對比地描述了楚國忠奸兩種政治勢力消長榮辱的真實狀況。這里是陰陽變位，黑白顛倒，賢愚莫辨，香臭不分，總之是一片混濁景象，從而暴露了楚國政治是何等的黑暗和腐朽。在最后，詩人又坦露襟懷地表示：盡管失志不遇，仍要懷抱忠信，那又很快去哪里繼續顛沛流亡呢?歌雖然已經唱罷，卻是余韻悠悠，余恨綿綿，能不牽人心腸動人情懷嗎?

本篇通過對艱難困苦行程的記述，塑造了在險惡環境中詩人自我抗爭的崇高形象。他雖身處逆境，與世隔絕，但卻仍在眷戀祖國。詩中反復表達了他志潔行廉、堅貞不屈的斗爭精神，同時也揭露了導致楚國危亡的腐敗政局。他堅持真理，不畏險難，堅信自己的進步理想和斗爭意志，可“與天地比壽，與日月同光”。這是一種屈原現象或屈原精神。這種現象或精神，雖然帶有失志的悲劇特征，卻常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沖擊不垮，毀滅不掉，其人格品質會永遠得到升華。

全詩共三百六十字，內容豐富，寫法多變。或紀行，或寫景，或抒情，或議論，都能貫通一體，而且結構嚴謹。紀行則是由鄂渚到方林;入洞庭，溯沅水;發枉陼，宿辰陽;終達溆浦山中。不僅路線了然，層次分明，而且承轉起伏，前后映照。正如清林云銘所說：“前高馳者，今愈馳愈悲矣;前不顧者，今不得不屢顧矣;前與重華游者，今與猿狖侶矣;前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光者，今入山林雨雪中，并不知有天地、日月矣;字字與前互映。”由于比較詳細清晰地記述了屈原晚年在江南流放的前后行程，還使詩篇具有研究詩人生活經歷的文獻價值。寫景安排也恰到好處，集中出現在到達終點溆浦之后。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其荒寒僻遠、幽深凄清之狀，歷歷在目，而且特別精彩。更重要的是它在為表達詩人此時此地的孤苦凄涼的感情心境服務，正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也”(王國維語)，達到了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抒情言志則著重安排在紀行、寫景或議論的各段之后，或傾訴肺腑，或坦露襟懷，無不因由自然，緊密關合，有條不紊。議論主要出現在篇尾，講古比今，怒斥當局，以此總結全篇，立意達到高潮，也足見詩人的藝術匠心。為避免議論平直抽象，詩人還特用了比興手法，以鳳凰和燕雀、芳香和腥臊比喻忠奸善惡，愛憎對比鮮明，也從而使詩篇獲得了強烈的感染力。

還值得指出的是本篇的語言形式，行列韻律，也有突出的藝術特色。首先，全詩共六十行(句)，在大體整齊的律行中又呈現了參差錯雜的形態。各行四、五、六、七、八、九言不等而且句間“兮”字的用法也不拘一格：或在句尾如“余幼好此奇服兮”，或在句中如“被明月兮佩寶璐”。兩句用一“兮”字，又或在前句尾，如“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或在后句尾，如“陰陽易位，時不當兮”。這種句法多變的特征，是其他屈賦所罕見的。其次，歌中用韻，更是多種變換，自由靈活。它同句法一樣，都是隨文變化，或浪漫幻想，或面向現實。隨著感情氣勢的起伏跌宕變換音律，給人一種抑揚頓挫的美感。這都標志著屈原“騷”體詩歌的創新和對舊體詩歌(如《詩經》)藝術模式的突破，很值得研究和重視。

《哀郢》的寫作年代和背景，一向有分歧意見。王逸注曰：“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己，正仲春陰陽會時，徙我東行，遂與室家相失也。”(《楚辭章句》)洪興祖補注云：“此章言己雖被放，心在祖國，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讒陷，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楚辭補注》)此皆以為遭懷王逐后哀念君國而作。王夫之卻持異議，指出：“頃襄畏秦，棄故都而遷于陳，百姓或遷或否，兄弟婚姻，離散相失。”王逸舊注乃是“不恤紀事之實”，因而以為所謂《哀郢》就是“哀故都之棄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離散，頃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楚辭通釋》)。王氏據詩所紀之史實，將本篇斷為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作是可信的。這一年秦將白起攻破了楚國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楚王朝東遷到陳城(今河南淮陽)。王氏之前已有汪瑗主白起破郢作年說(《楚辭集解》);王氏之后并有蔣驥主作于頃襄之世說(《山帶閣注楚辭》)。只是不似王氏那樣言之鑿鑿，令人確信而已。按《史記·屈原列傳》載：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從此詩人便離開郢都。又《史記·楚世家》載：“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都，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于陳城。”郢為楚國首都，是國體之命脈，國運之象征，郢都的淪陷，也就預示著國家的危亡。這時屈原正流放江南，已九年不復。聞此噩耗，當然要悲痛萬分，便撫今追昔，憤然命筆。篇名《哀郢》，用詩人自言，即“哀見君而不再得”、“哀故都之日遠”。其實，這一個“哀”字，正是屬于《詩經》“黍離”之悲，蘊藉既深且廣。既哀故都之淪陷，宗社之毀滅;又哀人民之苦難，楚王之昏憒;還為自己之無辜被放而哀。《莊子》有云“哀莫大于心死”，而我們的三閭大夫卻是哀莫大于心不死，這不死心的哀傷，才是最凄婉悲涼的。所以，讀之如泣如訴，一字一淚，恐怕這是《九章》中最為感人的篇什。

全詩可分四段。第一段開篇就從眼下郢都淪陷的這場災難寫起。因為大禍臨頭，如同晴天霹靂，對詩人的心靈震動特大，出語便極沉痛：“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這是在質問上蒼為什么天命無常，使百姓震驚獲罪;人民骨肉離散，仲春向東逃亡! “皇天”表面上指蒼天，實質上喻楚王。百姓是無辜的，正是頃襄王不純，政治黑暗，昏庸腐朽，才招致禍患，獲罪于天。這和《詩經·小雅·節南山》所寫“昊天不惠，降此在戾”，“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明指上天，暗刺幽王的寫法是一致的。接著用倒敘筆法，因故都淪陷而情不自禁地追憶起當年被逐離開郢都的情景。因此這里已不是寫今天，而是在寫過去。九年前的一個清晨，詩人懷著滿腔悲憤，“去故鄉”、“出國門”、“發郢都”，接二連三地離開了他生活、從政并且戰斗過的地方。流亡路線大致是“遵江夏”，“過夏首”，“上洞庭”，沿江下浮，一路向東，最后到達陵陽。可以想見，詩人要離開“終古之所居”的故土，會是怎樣的依依不舍，更何況一朝分離，竟成永別呢?一路上他心潮翻滾，思緒萬千。當扁舟一葉、順水東流、國門消失、拉開距離的時候，他便悵然若失，痛心傷懷。從此不得再見君王，回顧龍門(郢都東門)，也不可能。愁結難解，一任風浪顛簸，竟連此身也不知所在，只能東來歸依他鄉為客了。

第二段續寫最后的行程，著重在抒發詩人思歸故土的情懷。“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詩人同祖國的命運，人民的禍福，生息相關，血肉相連。此身雖已離開故土，可還是夢魂縈繞，牽腸掛肚，急切欲歸，時刻不忘。“靈魂欲歸”跟《抽思》中所說的“魂一夕而九逝”，同樣思歸心切，令人黯然傷神。可是身不由己，欲歸不能。“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小船向東來到了夏浦，心思卻飛向遙遠的西方了。這種身心矛盾的狀態，跟《詩經·豳風·東山》所寫“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同樣感人至深。身既不能回鄉，那就登高遠望一眼吧。但望斷天涯路，豈見故宮闕?也只是“聊以舒吾憂心”而已。他此刻見到的是“州土之平樂”和“江介之遺風”。所謂“州土”，是因古稱天下共有九州，而楚國領有荊州、揚州大部分土地，此指江漢地區。“江介”是指長江兩岸。按理說，詩人看到東土平闊，人民康樂，江岸遺風，古樸猶存，應該感到快慰，他卻反倒悲哀起來，因為整個楚國都在昏天黑地中，危機四伏，就要禍患及此。這里用美好的景物來寫悲哀，是一種反襯手法。王夫之《薑齋詩話》有云“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這里以樂景寫哀，便倍增了藝術的感染力量。詩人終程到了陵陽，故都遼遠，不堪回首;茫茫江夏，不可涉渡。長期郁郁寡歡，憂愁不斷，不知不覺中在這里已經熬過了九個年頭。這時候偏又傳來首都淪陷的不幸消息，怎能不使他“侘傺念慼”、悲痛欲絕呢?詩人歌唱道：“曾不知夏(廈)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這是想像之詞。在秦兵破郢的涂炭之下，往日宏偉壯觀的宗社廊廈，恐怕早已化為廢墟;郢都巍峨的兩座東門，誰能料到荒蕪一片。這撕心裂肺般的詩句，是詩人赤忱的愛國情懷最動人的表現。

第三段是追究楚民族釀成悲劇和個人慘遭流放的原因。詩人憤怒地揭露：那些表面上討人喜歡實質上卻極不可靠的小人，只會阿諛逢迎，蒙蔽君王，卻在朝廷里日趨得勢。忠心耿耿、愿為祖國效力的志士仁人，卻反遭嫉妒和排斥。就連堯舜那樣品德高尚的圣賢，尚且遭到讒人的嫉妒，而要蒙受“不慈”之罪名，我輩就更不在話下了。按所謂“不慈”是指父對子而言，《莊子》：“堯不慈，舜不孝。”堯與舜都是禪讓君位給了賢人，因為堯子丹朱不賢，舜子商均不肖，因此沒有傳給兒子，后人便加以“不慈”之偽名。懷王入秦被囚，其子頃襄王繼位，父子一代不如一代。詩人稱贊堯舜賢君，暗寓對楚王的不滿。祖國的危亡，民族的悲劇和個人的不幸，其源蓋出于楚王的昏庸和朝政的腐敗。

第四段尾聲是全詩的總結。詩人自信無罪而遭棄逐，卻在日思夜想，懷念故都。放眼遠望，四顧茫茫，希冀一反，有待何時?絕望之下，詩人仍滿懷深情地歌吟出了“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的千古名句，以鳥獸尚且終戀故土為喻，表達了自己對祖國的一片真摯情懷。

由上可見，這是詩人飽蘸血淚為祖國危亡所譜寫的一曲挽歌，哀民族之不幸，怒君王之不爭，充滿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正是它啟示人們思索，陶冶人們性靈，而能具有不朽藝術魅力之所在。全詩雖在側重記述詩人自身被遷謫的歷程，卻是因郢都淪陷、人民遭殃而引爆生發。詩人并沒有熱衷詠嘆自我的不幸，而是突出地表現了他對故都的思念之情，對人民的眷戀之心。他把自己的痛苦同祖國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難緊密地聯系起來。在抒發自己被遷謫的感傷、傾訴自己對祖國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的同時，也對楚國反動統治集團禍國殃民的罪行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家國之恨，民族之哀，身世之悲;失落感，義憤感，責任感緊密交織，融為一體，便使《哀郢》的抒情主題得到了深刻而完美的表現。

本篇的藝術構思，首尾映照，布局完整。其形象思維豐富，邏輯也很嚴密。詩人以郢都淪陷、人民離散開篇，以矢志不渝懷戀故土作結。中間是有動有靜、繪聲繪色的舟行畫卷。其記述流亡過程，線索清晰，行蹤分明，正敘中插有倒敘，如開篇“皇天”四句即為正敘，“去故鄉”以下便是倒敘。敘事中又間有抒情，這樣，詩篇不僅錯綜變化、波瀾曲折，而且是如此熨貼，不留痕跡。又全詩除“亂辭”六句外，全是以四個詩行為一小節組成全篇。每節四行的詩歌組合形式，是自《詩經》以來中國詩歌的一種普遍現象。作為一個時空單元，用以寫景、造境、敘事或抒情，都可以表現出比較完整的畫面、境界、形象或意識。行文章法，不但自然形成起承轉合之勢，節奏和韻律也易于安排，讀之會有抑揚頓挫的美感。例如本篇開頭的四行一節：“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這就是一個完整的時空單元，描述了郢都淪陷、人民逃難的場景。下面追憶詩人流放開始的情景則是：“去故都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晁吾以行。”也是四行一節，呈現出另一時空單元，并且用韻，由前四行的“愆”、“遷”相協而變為后四行的“亡”、“行”相協了。本篇各節幾乎都是這樣，屈原的代表作《離騷》就更是這樣。這種組合詩行節段的方式比較靈活自如，得心應手，它給思想內容提供了充分表達的余地。此外，本篇對抒情主人公思念故土、急切欲歸、思歸不得卻偏不忘歸的矛盾復雜的心理刻畫，也為塑造憂國憂民的詩人自我形象增添了巨大的感染力量。其對比、反襯、詰問、譬喻、重言等修辭手法的交互運用，更是詩人語言藝術成功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