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書信《致許廣平》原文與賞析

廣平兄：

二十六日寄出一信，想當已到。次日即得二十三日來信，包裹的通知書，也一并送到了，即刻向郵政代辦處取得收據，星期六下午已來不及，星期日不辦事，下星期一(廿九日)可以取來，這里的郵政，就是如此費事。星期六這一天(廿七)，我同玉堂往集美學校演說，經小汽船來往，還耗去了一整天;夜間會客，又耗去許多工夫，客去正想寫信，間壁的禮堂走了電，校役吵嚷，校警吹哨，鬧得石破天驚，究竟還是物理學教員有本領，進去關住了總電門，才得無事，只燒焦了幾塊木頭。我雖住在并排的樓上，但因為墻是石造的，知道不會延燒，所以并不搬動，也沒有損失，不過因為電燈俱熄，洋燭的光搖搖而昏暗，于是也不能寫信了。

我一生的失計，即在歷來并不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因為那時預計是生活不久的。后來預計并不確中，仍須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無聊。后來思想改變了，而仍是多所顧忌，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生活，幾分也為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為的劇變而失去力量。但這些瞻前顧后，其實也是很可笑的，這樣下去，更將不能動彈。第三法最為直截了當，其次如在北京所說則較為安全，但非經面談，一時也決不下，總之我以前的辦法，已是不妥，在廈大就行不通，所以我也決計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離開此地，就中大教授職。但我極希望那一個人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時常談談，鼓勵我再做有益于人的工作。

昨天我向玉堂提出以本學期為止，即須他去的正式要求，并勸他同走。對于我走這一層，略有商量的話，終于他無話可說了，所以前信所說恐怕難于脫身云云，已經不成問題，屆時他只能聽我自便。他自己呢，大約未必走，他很佩服陳友仁，自云極愿意在他旁邊學學。但我看他仍然于廈門頗留戀，再碰幾個釘子，則來年夏天可以離開。

此地無甚可為，近來組織了一種期刊，而作者不過寥寥數人，或則受創造社影響，過于頹唐 (比我頹唐得多)，或則太大言無實;又在日報上添了一種文藝周刊，恐怕不見得有什么好結果。大學生都很沉靜，本地人文章，則“之乎者也”居多，他們一面請馬寅初寫字，一面請我做序，真是殊屬胡涂。有幾個因為我和兼士在此而來的，我們一走，大約也要轉學到中大去。

離開此地之后，我必須改變我的農奴生活：為社會方面，則我想除教書外，或者仍然繼續作文藝運動，或更好的工作，待面談后再定。我覺得現在HM比我有決斷得多，我自到此地以后，仿佛全感空虛，不再有什么意見，而且時有莫名其妙的悲哀，曾經作了一篇我的雜文集的跋，就寫著那時的心情。十二月末的《語絲》上可以發表，一看就知道。自己也知道這是須改變的，我現在已決計離開，好在已只有五十天，為學生編編文學史講義，作一結束(大約講至漢末止)，時光也容易度過的了，明年從新來過罷。

遇安既知通信的地方，何以又須詳詢住址，舉動頗為離奇，或者是在研究HM是否真在羊城，亦未可知。因他們一群中流言甚多，或者會有HM在廈門之說也。

校長給三主任的信，我在報上早見過了，現未知如何?能別有較好之地，自以離開為宜，但不知可有這樣相宜的處所?

迅。

十一月廿八日十二時

【析】 《兩地書·八二》是許廣平答復《兩地書·七三》的回信，這則信與許廣平繼續討論前兩信的問題。

許廣平在回信中不但在魯迅三條道路的選擇中給了“光”，而且對魯迅的婚姻問題也坦率陳詞：“舊社會留給你痛苦的遺產，你一方面反對這遺產，一方面又不敢舍棄這遺產。恐怕一旦擺脫，在舊社會里就難以存身，于是只有甘心做一世農奴，死守這遺產。”這幾句話對魯迅的心理真是一言中的。魯迅不但承認了而且解釋當時接受這婚姻安排，因為革命時代死無定期，“預料是生活不久的”，后來則“弊病百出，十分無聊”。而對于“不敢舍棄”，實在是為了生活與地位，很怕自己采取了對這婚姻的決絕行動而失去自己在社會中的力量。這里魯迅相信他的力量還是對現實戰斗有作用的。

當許廣平回答應該選擇第三條道路，“盡人事，求生活”，這確實給了魯迅以信心。她對與魯迅的結合看得十分實際。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兩心相契，這就是最崇高的結合，一切人為的形式，無知的物議，都是不必考慮的，需要考慮的卻是魯迅那 “處處為人著想”，“生怕對不起人”的責任感與虔心，對此她十分諒解而且尊崇。她誠摯表示，對魯迅已有的家庭仍應盡人事;對她與魯迅結合，則須 “求生活”。則此兩者，就是努力去做的目標。對這一個經過如此長久的理解、相契、共同戰斗的愛情結合，豈有他哉!

這一明確的答復真是“一條光”，魯迅感到許廣平的決斷力，這給了他無盡力量，他決心改變自己的“農奴”生活，而且確認為第三條路“直接了當”，“而細心一點，也可以比較的安全”。為此，他對自己生活從頭作了安排，本來還打算“再熬半年”，而現在則決定離開廈門，接受中山大學聘約，而且要求許廣平也在同地，希望他們的相聚可以給自己力量。

這是給他生活以及工作的力量。為了工作他不但要有來自身的力量，也要求社會承認他的力量，第三條直截了當的方法不致于對這方面有影響。這給予魯迅很大信心，他放棄了那些死了心，“積幾文錢，將來什么事都不做，苦苦過活”或 “再不顧自己，為人們做一點事，將來餓肚也不妨”等等片面過激的設想，相反他對未來有了明確的切實的計劃：繼續教書，做文藝運動，為真誠的青年工作。

信中表示要結束這半年來的空虛與悲哀，這都表現在《寫在<墳>后面》一文中。魯迅從北京南下，暫避軍閥官僚，“正人君子”，但廈門的空氣也是那么死氣沉沉。魯迅四顧茫然，不但沒有戰友，也失去了戰斗的環境，不禁會感 “空虛”。幾年來的筆墨戰斗，剖析自己，抨擊別人，總希望去理解真理與真實。但是一旦回顧，也覺得難以說明自己在青年中的價值，這又感到淡淡的哀愁，這體現了魯迅博大心胸與不懈的追求。然而魯迅卻愿意擺脫這莫名的悲哀了，并相信可以改變，想到明年與許廣平的相聚，他預言道，“明年從新來過吧!

這封信言簡意賅，是魯迅與許廣平的愛情史上重要的篇章。這感情的完成竟是建立在個人人生觀的改變上的，魯迅正在在無條件犧牲個人利益與保衛自身生存價值兩個觀點中選擇了后者，才毅然擺脫了農奴生活，去接受他應該得到的愛。同時，這感情也是在與社會戰斗歷煉中完成的。魯迅不愿使這種感情遭人物議，極力隱忍。但那不負責任的流言卻是有力的壓迫，魯迅終于認為這高尚的感情有權利表現自身，無須隱含，無須包藏。

魯迅的探求與許廣平的答復的終結就是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