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只道是尋常——追憶楊淼先生

按鄉俗，今天是楊淼先生去世的“二七”忌日。

窗外是冷凍天，沒有太陽。早晨，麗洲茶室內闃無一人。我獨自坐在窗前，將與先生交往的點滴往事，敲擊成文字。我之所以選擇在麗洲茶室，因為此地是我與先生常來小坐的地方。先生好靜，我們多半坐的二層，北向臨窗有一小池塘。塘內碧水靜影，蕰草可數。鵝鴨在灘，剔羽絮語。楓楊弱柳一派蕭瑟，孝竹香樟蒼翠成屏。阻斷了廛市塵囂。我們往往瀹茗閑坐，談古今，聊世相。不覺，夕陽在山。

而今天，我一人于舊座枯坐懷想，而先生卻已在西歸的路上。小時候常聽祖母說，人死后，靈魂先在屋，后在宇，然后在野，漸行漸遠。等到七七四十九天后，謂之斷七。斷七那天，閻羅王派牛頭馬面，送逝者登上望鄉臺，回望故鄉，追懷往事。此時，逝者對一生的往事與親人，還留戀而割舍不下。為使逝者釋懷，了無牽掛地進入下一個生命輪回，于是給他喝一碗迷魂湯，使之了斷前塵，釋然前行。就像《倚天屠龍記》結尾時的張三豐、周芷若不記得前塵往事一般。如果誠如祖母所言，那么先生現在還能看到他的親人與朋友，記得歷歷往事。

先生，現在你看見了我一個人坐在那個你熟悉的老地方嗎？

一、噩耗傳來疑非真

楊淼先生的離世，是很突然的。雖然他患了尿毒癥，一直堅持著每天四次的腹透達七年。但病恙穩定，大家都以為再活七八年是不成問題的。可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九時許，我正與妻子在鎮上辦事，忽然手機響起，電話那頭傳來哭聲說：“小湯，我是小何，楊老師今天早上六點去世了。現正在回家的路上，將過奉浦大橋。”小何是楊先生的妻子何秀麗，那是我們的習慣稱呼。

兇訊突然。我腦子一片空白，不知所措。

我隨即擱下手頭的事趕往。他家已有一些親友及聞訊趕來相幫的人。楊先生躺在門板上，臉上蓋著毛巾。我揭開毛巾。先生微睜著眼睛，嘴角掛著熟悉的微笑，似在打盹一般。我叫了一聲“楊先生，小湯來看您了”后，即淚如泉涌至失聲。我摸摸他的腳踝與肩膀，余溫宛然。

我無端地想：先生只是小憩，待會兒會醒來的。然而，事與愿違。

我與先生的最后一面，是在星期四下午。那天，區委宣傳部的新媒體中心搞了個征文，我與他均是評委。那天太陽很好，下午十二點多，我去接他。因為還早，便在他家的陽光屋里小坐。茶幾上，放著一本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還有一本是《老學庵筆記》還是《癸辛雜識》我忘了，但李譯本莫泊桑的《漂亮朋友》正打開著。因為他已開始寫長篇小說《鐘聲在黃昏響起》，正研究一些長篇小說的結構，以便借鑒。我的第三本書散文集已脫稿，我們說好，三年內各自寫一個長篇小說。我說自己更喜歡雨果的作品，特別是《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還喜歡俄蘇文學，如《靜靜的頓河》，艾特馬托夫的中長篇小說。國內的作家，我最喜歡蕭紅。他說，先別考慮太多，以自己的風格寫出來再說。三年太長，估計兩年可以了。他是不是已感覺到余下的時間不多呢？

聊著聊著，他忽然說自己的小說恐怕完成不了。我心頭飄過一絲不祥。但故作灑脫地說：你說哪里話？冬天過去就是春天。春天來臨，你的創作激情會勃發的。再說，我還等著給你的長篇寫序呢！

其實，我們之間有個約定：為各自的小說寫序。我說，你給我寫序，順理成章，哪有學生給先生的作品寫序的呢？他說那個序一定由你寫，因為你最了解我。出于先生的厚愛與信任，我答應了。并以此鼓勵他要堅守，與病魔共存。每當他身體不適而說些“黃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之類的頹唐話，我總是責怪說：你不要瞎想八想，現在不是好好的嗎？他說：也是，也是。不過我知道，他心里其實并不釋然。

臨出門，我提醒他別忘了鑰匙。他又折回去取鑰匙。這樣忘帶鑰匙已有幾回了，所以每次出門，我一定會提醒。他此刻會無奈地笑笑：近來很健忘。

隨后，我們去麗洲的新媒體中心評比征文。三點半許，活動結束，我送他回家。路上，我聽取他對我的散文集《一棵會走動的樹》的意見。這是我的習慣，每有稍得意的小文章，總要向先生談構思。他會直言且中肯。對這本尚未付梓的集子，我請他瀏覽一下，因為看二十萬字，對一個病人來說，會很吃力的。但他一向做事認真，更何況對我。于是說，不要緊，我會一一看的，反正沒事。那天，離我給他書稿也就十天。

他除了肯定亮點之外，共提了三點意見。第一是，題材可以相同，但要避免主題相似。因為我的文章幾乎都是寫農村題材的。第二是，文章不必都要點題，留著空間讓讀者去想。第三是，是否可以不歸類，以免閱讀疲勞。我答應他，自己不急于求成，一定按他的建議，盡力修改。并說等修改好后再給他看。

到家后，他說：小湯，再坐脫一歇。我說今天你也累了，這兩天有空，我再來。

我調轉車頭，他還在門外等著，目送我離開。何曾想到，那竟是我與先生的最后一別。

之前的星期二，我抽空去他那兒坐了兩個多小時。每次我去，他是很高興的。去前，我總得打個電話。近來幾次，我車駛進他的小區，遠遠見他站在門口，哪怕外面很陰冷。我責怪他說，天那么冷，你我還要客氣嗎？著涼了怎么辦？他總說不要緊，不要緊，我也透透空氣。

其實，他也寂寞、孤獨。

現在回想起來，那其實是一種不祥之兆。

星期六早晨，我本在想，今天霜晨麗日，待辦完事后，去先生那里聊天。何期等來的是噩耗。

在他的書桌上，我看到攤開著的自己的散文集書稿《一棵會走動的樹》。閱改的地方至最后二十多頁戛然而止。手澤余溫猶在而斯人已逝，茲不痛哉！

二、蹉跎歲月亦溫馨

我有幸認識楊淼先生已近四十年矣！

一九七四年冬，我高中畢業回鄉。在開完了“郊紅港”河后，接到公社教革組的口訊，問我可否愿意去道院中學代課。其實，在畢業前夕，同學間私下里談所謂遠大理想時，最不愿當的就是教師。這恐怕與所親見的教師在“文革”中的遭遇有關。何況自己在讀書時也不少搗蛋。但城鎮戶口的同學都有了工礦、農場的出路，唯獨農村的，只能回家種地。就像《流浪者》電影中，賊的兒子永遠是賊一樣，農民的兒子永遠是農民。那時的農村娃沒什么好的出路。

為逃避繁重的農活，改變命運，就擔任起代課教師之職，在道院中學教語文兼教體育。那時的道院中學，地處新寺公社東部，離新寺鎮四公里余，交通不便。陸路是泥路的鄉間機耕道，水路則靠小木船、機帆船短駁。我家在胡橋新寺的交界處的鄉村，離道院鎮約六公里。父親花了七十八元，為我買了輛舊自行車。我真正意義上的人生，就從此開始。

道院中學是一所完中，初中有十二個班，高中有四個班。楊先生教高中，我教初一，因為按年級分辦公室，我沒和他在一起辦公。只是在開會或政治學習時才碰到。他超過一米八的瘦高個，穿一件駝色的呢制服，戴一副琇瑯架眼睛，面容清癯，不茍言笑。腋下總夾著一本雜志或書。我其實早就知道他，因為他是名人。在去道院代課前，父親就叮嚀說：楊淼老師很有本事，你要多向他學習。

憑我的直覺，這個與眾不同的人一定是楊淼。一問，果然。除了寡言，他的特別之處還在于不怎么合群。上完課后，即回他的住所，即便是吃飯，也從食堂打回寢室，邊看書邊扒飯。他那時住在一間簡陋的偏屋內，低矮潮濕，僅容一床一柜一課桌。

我故意接近他。按大家對他的尊稱呼“楊先生”，他也搞不清是誰，朝我“嗯嗯”地笑笑。但那笑是和藹的。

不久就春暖花開了。和我住在一個寢室的曹國才是楊淼先生的學生，每到晚飯后必定與楊先生一起去散步。我常常跟在后面。久而久之，楊先生對我也熟了。于是，一有閑我就去他的陋室。看他用蠅頭小楷抄寫《詞綜》、脂評《石頭記》，之前他已抄寫完《西廂記》，臨摹完了《芥子園畫譜》。那楷書得鐘紹京小楷之精髓，工整娟秀。使人愛不釋手。他的書法曾獲上海市教育系統書法比賽金獎。這是后話。

那是“文革”后期，刷標語寫橫幅是常事。楊先生能用一張白紙剪出規范的楷書、隸書大字，使人嘆為觀止。“文革”初，他受命在縣城的高墻上畫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形神畢肖，幾可亂真，轟動一時。

下一學年開始后，他的住處作幼兒園教室，于是我與楊先生住到一起。出于對他書法的仰慕，我也開始抄寫《唐詩三百首》，字雖稚拙，但堅持著抄完。先生為此寫了書名，并給了不少鼓勵。可惜那本《唐詩三百首》再也找不到了。

除了抄寫他喜歡且不能得到的古書，所多的時間他在看古籍。如王夫之的《宋論》、《讀通鑒論》，李卓吾的《焚書》、《續焚書》、《初譚集》，還有《詩集傳》、《莊子集解》、《楚辭通釋》、《大宋宣和遺事》，那些書幾乎與時事無關。那情形就像當年的魯迅躲在小樓里研讀古碑文一般。

那時，“文革”已近尾聲，政治氣候乍暖還寒。先是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門，繼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可謂“城頭變幻大王旗”。道院中學在蔣桂希、張甫根的倡導下，搞教師自我培訓，抓教育質量，風生水起。楊先生敏銳地感到政治氣候在回暖，而成為積極的參與者。但還有人說他是走“白專”道路。

其實，道院中學的率先抓教育質量，除了領導的膽識，還有一批以楊淼為首的“白專”骨干。當初，他們都作為另類被充軍到最偏僻的道院，就像“十二月黨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一旦時機成熟，他們都是有用武之地的精英。這些，都被十一屆三中全會及恢復高考后的事實所證明。那也是后話。

那里有鄔先鴻，北師大的高才生，后來調往縣中，夫人得了癡呆癥，他辭去教職，一直不離不棄地陪伴，情深義重；薛德煥，能言善辯，后來成了黃浦區的數學教研員；朱洪培，復旦歷史系畢業生，一口崇明腔，英年早逝；陸維銘儒雅倜儻，后來調入縣中教語文，再后來做校長。還有些秉性獨特，性格特異的人。老教師朱偉民，教地理兼初中英語，飯后從不洗碗，只用報紙抹擦，不穿襯衫，假領外直接穿中山裝，還與學生在紅花草地里摔跤；部隊轉業的化學教師老軍，不乏幽默，教子時踢得腳趾骨折；“博士”金權，博聞強識，一天可以看完《蓬皮杜傳》或《朱可夫傳》，圖書館的借書卡上都有他的名；無線電半導體專業的曹國才，從沒看到他擺弄響一臺收音機，上課最熱鬧，駝色呢制服背后盡是學生灑的藍墨水。

但不管怎樣，他們一概稱楊淼為先生。這些人既有才，又不無幽默，所以，才使先生的生活有了不少樂趣。

曹國才是先生在柘林中學的學生。晚飯后的散步必定有他，當然還有我。有時還有薛老師德煥、小何燧初、陳文棣、吳家云。后來，國才結婚了，就每天回家。第二天上課，學生吵得更厲害，也許他樂不思蜀而沒備課，以至于與學生龍虎斗，喘著氣將學生扭進辦公室，面孔漲得像豬肺頭。這樣，散步往往剩我與楊先生。

兩個人散步也有好處。面對孕穗的麥浪，欲燃的油菜花、紅花草，我們一路閑聊，或背誦唐詩宋詞，若遇忘詞，先生就提醒補白。吟誦著“山遠近，路橫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等詩句，在古詩詞的意境里，襟懷開闊起來，有時一直走到海邊的石河塘。折回時四野里已萬家燈火。

如若天氣陰冷，我們就在道院鎮上逛一圈。道院鎮小，一支煙就可打個來回。于是我們去馮瑤根老師家，她家就在中學西首。馮老師是校醫，為人急公好義，她丈夫潘長云是抗美援朝的老干部，和藹的長者。長子潘杰與我年齡相仿，但像個女孩子，說話會臉紅。女兒潘霞大概讀二年級，每次拉住楊先生講故事。閑聊間，馮老師早已將湯圓或餛飩煮好。于是大家邊吃邊聊。盡管那時精神與物質生活貧乏，現在想來，因為有了這種友誼，所以幸福指數其實并不低。

楊淼先生盡管不善交際，但有不少敬重了解他的鄉鄰及學生。之前，他曾在更偏遠的陸家小學教書，那里的大隊干部繆永福，教師胡德祿，社會青年姚天初常來，有時還帶些鄉下土儀。還有柘林、道院畢業的學生。其中來得最多的，要數后來成為先生妻子的小何——何秀麗。

三、卻話平生沉沉夜

鄉下的冬天很冷，更何況道院臨近杭州灣。

楊先生家住上海永嘉路，但他周末很少回家。每逢周六晚，校園內空蕩蕩的，只有看門老頭與楊先生。我往往匆匆回家，吃過晚飯后即折返學校，因為有楊先生在。

校園的白天充滿生機，而到晚上，特別是周末，靜得悄然。風搖撼著樹枝、竹園，偶或有一只老鴰子飛過，“呱——”的一聲，“呱——”的一聲。我們裹著棉衣，他抄蠅頭小楷，我學著練字。直至饑腸轆轆，便燒米粥或煮山芋。待身子回暖后便鉆進被窩看書或聊天。像我這個年齡，當時無從借書以觀，對于著名作家，我只知道魯迅、鄭振鐸、浩然，更何談莎士比亞、普希金、萊蒙托夫。于是他給我講《奧賽羅》、《上尉的女兒》、《當代英雄》的故事。我當時很喜歡《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于是介紹《牛虻》、《絞刑架下的報告》、《青年禁衛軍》、《第四十一個》、《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這些書，即便是現在回憶起來，還是令人激動。因為伴隨著她們的是自己的青春。也正是先生的引導，使我愛上了文學。

盡管我那時十八九歲，楊先生僅比我父親小兩歲，差了一個輩分，但我們沒一點代溝。我有時候開他玩笑或作弄他，譬如午睡后將他的眼鏡藏起來。可他從不見惱，反而很開心。這于他人是絕無僅有的事。

有天晚上，外面似乎下著小雪。我們依舊聊得很晚。他忽然想到一件事說：糟了，今天忘了將一樣物事拿進來。我說啥物事，我去拿。他說不行，這不能讓你拿。我說我不怕冷。他說那也不行。我忽然想起那一定是夜壺，于是裹上軍大衣出去拿來。他連說，這怎么可以，這怎么可以。我說我小時候一直給爺爺倒夜壺，即便是現在。他說那也不行。言語間充滿歉疚。而我卻很開心。

在那漫長的冬天，他也聊自己的經歷與家事。

楊先生共有兄弟姐妹九人，他是老五。上面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下面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我特佩服先生的蠅頭小楷，可他說自己的字在兄弟間算是最好的，但不及他父親。他父親是在國民政府期間的法院工作，是書記官，所以字很好。在蘇州園林里有一塊碑是他父親寫的。可惜經歷“文革”后，這碑找不到了。

我說楊先生，以你的才學，不至于到窮鄉僻壤來教書的。他說那時不懂，在高中畢業前正逢反右，老師鼓勵學生提意見。他畫了一幅漫畫，意思是這樣的：一棵大樹被砍下后，沒量才取用，最后做成檁條、鐮刀柄。

畢業時，反右方熾。校領導以此上綱上線，僅因他是高中生而沒攤上右派分子。同學們的錄取書都拿到了，可他卻未見錄取通知。他說，不是自負，自己覺得考復旦是不成問題的。人家都開學了，他幾乎等得絕望。此時，上師大的錄取通知書來了，但只是專科。他不甘心。

幾經考慮，那是政治因素，即便今年不去，以后也許永遠沒有機會了。于是懵懵懂懂讀完了專科中文系。

畢業后，他分配到柘林中學。他很絕望，郁郁寡歡。寂寞間，還是文學給了他希望與力量。他寫起了小說。很快，《十二朝酒》在《萌芽》上發表，那時，他才二十出頭。《萌芽》的編輯歐陽文彬、哈華很器重他，經常鼓勵并約稿。那時，在《萌芽》上發作品是件大事，學校的領導卻從中作梗，拿他當年的漫畫說事，多有刁難阻斷。

不能寫小說，他便寫字，研習先秦文學，他喜歡《楚辭》，敬重屈原。不久，被調往更僻遠的陸家小學，道院中學。在道院中學期間，他在《朝霞》上發表了小說《師生》，并被《中國文學》譯成英文。

我曾開玩笑說，你的那張漫畫，倒成了你自己的宿命。不過對你是不幸，而對你教過的學生卻是有福——有你這樣一位博學全才的老師。他只是苦笑。

道院中學的宿舍是老舊的瓦房，檁榫脫臼，往往雨澤下注。若遇下雪，屋內也雪霰霏霏。這為老鼠的出沒提供了便捷。更何況宿舍內還有大米、山芋等好吃的。夜半燈盡，屋梁間傳來“哧哧”、“哧哧”的老鼠剔篦笄的聲響，那是老鼠間傳遞信息的聲音，神秘而詭異。隨即是老鼠大軍搬動山芋的腳步聲。從床底下，書桌上，隔著蚊帳的床撐間，肆無忌憚。

有一回，楊先生興奮地叫我：小湯，我逮住一只老鼠了。怪哉！你睡著了，怎么逮到老鼠？我開燈起來。見他夾著蚊帳握住老鼠。我就近一看，哪里是老鼠，那是一只鼠般大的山芋。楊先生笑著說：怪不得那么硬，原來是被老鼠搬過來的山芋。我們彼此失笑。

這倒驅趕了蒙眬的睡意。于是又聊起來。我忽然無端地問：楊先生，你何不找個對象結婚呢？你看我父親與你年紀相仿，我都十八九歲了。

他在暗中嘆了口氣說：這要有合適的機會。

反正在黑夜里，看不到表情。我冒昧地說：小何不是對你很好嗎？我看很合適。

他說：好事多磨，順其自然吧！

我說：那倒也是。

我們的辦公室到宿舍就跨過一個弄堂。小何來時，他往往在寫字。小何便拖著兩根粗大的辮子，側著頭看他寫。先生會停下來聊上幾句，那目光是柔和的。此時，我會借故到辦公室備課或批作業。小何也不常來，十來天來一次，理由是借書或還書。但我從未見他們討論有關書的內容。

七七年秋，我調往新寺中學。離開前，先生寫了楷書的《古詩十九首》和行書的《歸去來兮辭》作紀念。隨后他也調到新寺中學。不久，高考恢復了。我們約定，我考大學，他考文學研究所先秦文學的研究生。我的大學通知來了，他的復試通知也后續到了。他專業只招一個人，復試有三人，而在三人中，只有他一人基礎課與專業課都在九十分以上。都以為，楊淼這次喜托龍門了。可結果還是沒被錄取。事后才得知，還是那份檔案，像一個鬼鬼祟祟的魔影在作祟。

于是，他認命了，專事教書寫作。他是第一批評上高級教師的，奉賢共兩人。課余，他的雜文常見于《文匯報》、《解放日報》，出版了四本集子《中國人的心態》、《雁過留聲》、《紅樓擷趣》、《歷史七讀》。在開他的作品研討會時，原《解放日報》朝華版主編沈揚先生評價說：楊淼的知識廣博及雜文水準，上海屈指可數，在全國也是不多的。有識之士曾說：楊淼的才學，在奉賢大概百年才出一個。

先生雖命與仇謀卻與奉賢有緣。先生晚年常對我說，我喜歡奉賢，喜歡鄉下，我回到上海市區反而覺得不習慣。我聽了不免唏噓。從此，在先秦文學研究領域少了一個有建樹的學者，而在奉賢鄉村多了一個桃李滿天下而備受人敬重的宿儒——楊淼先生。

四、往事如煙入黃昏

楊先生患的是尿毒癥，到去世，經歷了七年的折磨。其間，每天要做四次腹透。常為病魔牽累，奔波于中山醫院與鄉間，因此，他很少出門。盡管他是一個好靜的人，時間久了，也不免寂寞。以前，我們之間因忙于生計，聯系不多。自他退休，特別是染疾后，我是常去的。除了有時陪他去書店、外出兜風，多半是去他家聊天。

有一次晚上，我知道他又住進了醫院，懂得這病不是省油的燈。就在陽臺上發短訊給他：楊先生，我想你。發完后不禁淚如泉涌。還好，那次不是此病直接誘發，而是偶感風寒。

之后，我請他根據自己的閱讀經驗，給我開一個書單。他說你還要我開書單。硬是不肯。我說，我讀的那點東西，不及你之萬一。懇求再三，終于答應。而有些書出版日久，實在買不到。我才疏學淺，遇疑難常常向他請教，他總能給出滿意的答案。他像魯迅，看問題切中要害。我佩服他的學識廣博，思想敏銳。

我是個散人，這樣一坐往往半天。今年以來，每次晤聊，他常回憶往事。說到動情處，眼含熱淚。

有一次他回憶父親說，解放后，父親作為舊職人員，被新政府留用。但分配到了蚌埠法院。薪酬自然不能與以前比，一個人要供養十張嘴，家里盡靠母親操持。父親寡言而威嚴，與兒女溝通不多。一次父親回蚌埠，母親要他送到北站。在父親走向火車的剎那間，忍不住掉眼淚，他怕父親看見，就躲到廊柱后面，看火車載著父親駛出車站。后來父親回家探親時對母親說：楊淼這孩子一點不懂事，我還沒上車，他已走得無影無蹤了。

他回憶說，到父親去世，都不知道這件事。述說完，竟無語幽咽。那是秋天的午分，斜陽照在客廳的一角。我默默地陪侍著他。我理解他子欲孝而親不在的無奈，何況他自己也已步入夕陽老景，其感同身受的體味尤深。

今年“五一”期間，先生的兒子笑予安排他去日本。當時他病況穩定，但他怕出門。一來是體力不支，二來是怕給兒子添麻煩。但笑予是出于孝心。兒子其實明白，父親沒出過國，這次不去，恐怕以后就再也沒有機會了。那是笑予在給父親守靈時對我說的。去之前，先將腹透的藥水托運過去，還專門借了一棟住房，整個旅程共十來天。由于旅途勞頓，先生歸來后即腿腳浮腫。過后我去看他，盡管疲憊還寫在臉上，但言談間因兒子的孝順的幸福感溢于言表。

笑予是個好孩子，同濟畢業后在一家設計院供職，出差坐飛機是常事。媒體上常有飛機出事的報道，先生甚是擔憂，愛子之心尤切。先生老來得子，笑予降生時，他已年屆四十。起名“笑予”，我解讀是“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問先生，他頷首。笑予酷似先生，連走路的姿勢都活脫，只是魁梧些。當年，我讀大學回家去看先生，先生與小何在里屋做飯，笑予開門。先生問誰，笑予答“小湯”。先生夫婦責備說：你也可以叫小湯？那時笑予大概三四歲。

而今，笑予也已三十過半。每每與先生說起，大家不禁失笑。真是歲月神偷，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

去年，先生的大妹患癌癥離世，今年，他的一個哥哥也臥病多年后去世。這對先生無疑是打擊。

今年入秋后，我去看他，他會談起死與靈魂有無的問題。也許他已感覺到來日無多。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但他是個無神論者，相信人一死，就一切都煙消云散。我正好在寫散文《你從哪里來》，中間就有關于人從哪里來，再到哪里去的思考。我說人是從船上來的，小時候祖母常說我們一般大的一批孩子，是從一條船上來的傻孩子。祖母在去世那天，無端地對我說，你去上班吧，那條船已停在水橋邊了。沒過多久，祖母就走了。還有我祖父，他也不信鬼神，但他去世前，一定要我母親為他扎一條紙船，說自己回歸的路上白浪滔天。

再談到《圣經》里的諾亞方舟，意思是想說，人一死并非虛無。可先生依然不信，說我祖父母關于船的說法，只是他們以前聽得多了，只是離世前的回憶罷了，其實并沒有靈魂的存在。

他說近來一直做夢，都是從前的事和過去的人。我說那都是你身體虛弱之故。他口頭同意，但內心如何，誰也不知道。

他是一個好靜的人，內心世界豐富，不怕孤獨。但去世前一個多月，忽然提出，白天要有人陪伴。他知道妻子小何是副鎮長，脫不了身，于是建議讓自己的姐姐姐夫來作伴。不知他想到或幻覺到了什么。

還沒決定由誰來陪伴。那天早晨，先生忽然離世。

在為他守靈時，小何與兒子笑予回憶，七年前，先生尚未得病。迷蒙間忽然看到自己的母親，穿著一身紅衣服，從門口進來。先生由是染恙，住進中山醫院。去世前不久，家人忽然夢見他去年去世的妹妹，也穿著一襲紅衣服，穿過客廳。

他的這兩位親人都是穿著紅衣服入殮的。他哥哥去世時，先生沒能送行，但知道也穿紅衣服。對此，他很有意見。所以先生去世后，臨行的服飾，都按照他身前的喜好。一襲呢制大衣，圍著圍巾，戴著一頂呢帽子。一如他生前去講學、上課一般。

我的散文雖寫了祖父母的迷信，但自以為還是個無神論者。先生剛去世，我就寫了挽聯并墓志銘，還寫了哀悼的詩。其中有“寧可相信有神論，先生泉臺來托夢。從今若許明月夜，清茶一杯細論文”一首。就從寫這篇回憶文章的那晚起，果然接連兩個晚上夢見先生。

我們相遇在小鎮的夾弄內，好像是道院鎮，陽光照射的角度很怪異，我們彼此隔一堵矮墻。他三十多歲的容貌，穿一件中山裝，和藹地朝我笑。我說：楊先生你不是去世了嗎？他說：是的，現在也我相信是有靈魂的。我想跨過矮墻，他勸阻我。我想伸手將他拉過我這邊來，他說：我已不能過來了。我們還說了些什么，但醒來忘卻了，只記得這些。

先生的墓地已經選定，面朝大海，邊上小河潺緩。環境幽靜，草樹蓊郁。這正合先生的好靜的習慣。“五七”那天是他入土為安的日子。不久，就是“七七”。按傳統說法，那天，先生將站在望鄉臺上，看親友、故鄉最后一眼。然后，毅然前行。先生一路保重！

雖說前塵往事如云煙，先生走了，但他的風范，他的文章留給了后人。人們會時時記起關于他的一切。如果說二十年一個輪回，那么不需要一百年，又會出一個楊淼。請求您，楊先生，還是來到奉賢——您的第二故鄉吧！這里需要像您這樣的博學多聞的儒生，這片土地太需要傳統文化來滋潤了。到時我們也可再續師生前緣。

發表于2014年《上海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