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下半年至1983年下半年所寫的短篇小說都在這里了。

集名《晚飯花集》，是因為集中有一組以《晚飯花》為題目的小說。不是因為我對這一組小說特別喜歡，而是覺得其他各篇的題目用作集名都不太合適。我對自己寫出的作品都還喜歡，無偏愛。讀過我的作品的熟人，有人說他喜歡哪一兩篇，不喜歡哪一兩篇;另一個人的意見也許正好相反。他們問我自己的看法，我常常是笑而不答。

我對晚飯花這種花并不怎么欣賞。我沒有從它身上發現過“香遠益清”、“出淤泥而不染”之類的品德，也絕對到不了“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地步。這是一種很低賤的花，比牽牛花、鳳仙花以及北京人叫做“死不了”的草花還要低賤。鳳仙花、“死不了”， 間或還有賣的，誰見過花市上賣過晚飯花?這種花公園里不種，畫家不畫，詩人不題詠。它的缺點一是無姿態，二是葉子太多，鋪鋪拉拉，重重疊疊，亂亂哄哄地一大堆。顏色又是濃綠的。就算是需要進行光合作用，取得養分，也用不著生出這樣多的葉子呀，這真是一種毫無節制的浪費!三是花形還好玩，但也不算美， 一個長柄的小喇叭。顏色以深胭脂紅的為多，也有白的和黃的。這種花很易串種。黃花、白花的瓣上往往有不規則的紅色細條紋。花多，且細碎。這種花用“村”、“俗”來形容，都不為過。最恰當的還是北京人愛用的一個字：“怯”。北京人稱晚飯花為野茉莉， 實在是抬舉它了。它跟茉莉可以說毫不相干，也一定不會是屬于同一科，枝、葉、花形都不相似。把它和茉莉拉扯在一起，可能是因為它有一點淡淡的清香，——然而也不像茉莉的氣味。只有一個“野”字它倒是當之無愧的。它是幾乎不用種的，隨便丟幾粒種籽到土里，它就會赫然地長出了一大叢。結了籽，落進土中， 第二年就會長出更大的幾叢， 只要有一點空地，全給你占得滿滿的， 一點也不客氣。它不怕旱，不怕澇，不用澆水，不用施肥，不得病，也沒見它生過蟲。這算是什么花呢?然而不是花又是什么呢?你總不能說它是莊稼，是蔬菜， 是藥材。雖然吳其濬說它的種籽的黑皮里有一囊白粉， 可食;葉可為蔬，如馬蘭頭;俚醫用其根治吐血，但我沒有見到有人吃過，服用過。那就還算它是一種花吧。

我的小說和晚飯花無相似處，但其無足珍貴則同。

我的對于晚飯花還有一點好感，是和我的童年的記憶有關系的。我家的荒廢的后園的一個舊花臺上長著一叢晚飯花。晚飯以后，我常常到廢園里捉蜻蜓， 一捉能捉幾十只。選兩只放在帳子里讓它吃蚊子(我沒見過蜻蜓吃蚊子，但我相信它是吃的)， 其余的裝在一個大鳥籠里， 第二天一早又把它們全放了。我在別的花木枝頭捉，也在晚飯花上捉。因此我的眼睛里每天都有晚飯花。看到晚飯花，我就覺得一天的酷暑過去了， 涼意暗暗地從草叢里生了出來， 身上的痱子也不癢了，很舒服;有時也會想到又過了一天， 小小年紀，也感到一點惆悵，很淡很淡的惆悵;而且覺得有點寂寞， 白菊花茶一樣的寂寞。

我的兒子曾問過我：“《晚飯花》里的李小龍是你自己吧?”我說：“是的。”我就像李小龍一樣，喜歡隨處留連，東張西望。我所寫的人物都像王玉真一樣，是我每天要看的一幅畫。這些畫幅吸引著我，使我對生活產生興趣，使我的心柔軟而充實。而當我所傾心的畫中人遭到命運的不公平的播弄時，我也像李小龍那樣覺得很氣憤。便是現在，我也還常常為一些與我無關的事而發出帶孩子氣的氣憤。這種傾心和氣憤， 大概就是我自己稱之為抒情現實主義的心理基礎。

這一集，從形式上看，如果說有什么特點，是有一些以三個小短篇為一組的小說。數了數，竟有六組。這些小短篇的組合，有的有點外部的或內部的聯系。比如《故里三陳》寫的三個人都姓陳; 《釣人的孩子》所寫的都是與錢有關的小故事。有的則沒有聯系，不能構成“組曲”，如《小說三篇》，其實可以各自成篇。至于為什么總是三篇為一組，也沒有什么道理， 只是因一篇太單， 兩篇還不足，三篇才夠“一賣”。“事不過三”， 三請諸葛亮， 三戲白牡丹，都是三。一二三，才夠意思。

我寫短小說，一是中國本有用極簡的筆墨摹寫人事的傳統， 《世說新語》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絕如縷。我愛讀宋人的筆記甚于唐人傳奇。《夢溪筆談》、《容齋隨筆》記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歡。歸有光的《寒花葬志》、龔定盦的《記王隱君》，我覺得都可當小說看。

第二是我過去就曾經寫過一些記人事的短文。當時是當作散文詩來寫的。這一集中的有些篇，如《釣人的孩子》、《職業》、《求雨》，就還有點散文詩的味道。散文詩和小說的分界處只有一道籬笆， 并無墻壁(阿左林和廢名的某些小說實際上是散文詩)。我一直以為短篇小說應該有一點散文詩的成分。把散文、詩編入小說集，并非自我作古， 我看到有些外國作家就這樣辦過。

第三，這和作者的氣質有關，倪云林一輩子只能畫平遠小景，他不能像范寬一樣氣勢雄豪，也不能像王蒙一樣煙云滿紙。我也愛看金碧山水和工筆重彩人物，但我畫不來。我的調色碟里沒有顏色， 只有墨，從渴墨焦墨到淺得像清水一樣的淡墨。有一次以矮紙尺幅畫初春野樹， 覺得需要一點綠，我就擠了一點菠菜汁在上面。我的小說也像我的畫一樣，逸筆草草， 不求形似。又我的小說往往是應刊物的急索，短稿較易承命。書被催成墨未濃，殊難計其工拙。

這一集里的小說和《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 在思想上和方法上有些什么不同?很難說。幾年的工夫， 很難看出一個作者的作品有多少明顯的變化。到了我這樣的年齡，很難像青年作家一樣會產生飛躍。我不像畢加索那樣多變。不過比較而言，也可以說出一些。

從思想情緒上說，前一集更明朗歡快一些。那一集小說明顯地受了三中全會的間接影響。三中全會一開， 全國人民思想解放， 情緒活躍，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記事》)的調子是很輕快的。現在到了扎扎實實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了，現在是為經濟的全面起飛做準備的階段， 人們都由歡欣鼓舞轉向深思。我也不例外，小說的內容漸趨沉著。如果說前一集的小說較多抒情性，這一集則較多哲理性。我的作品和政治結合得不緊，但我這個人并不脫離政治。我的感懷寄托是和當前社會政治背景息息相關的。必須先論世，然后可以知人。離開了大的政治社會背景來分析作家個人的思想， 是說不清楚的。我想，這是唯物主義的方法。當然，說不同， 只是相對而言。如果把這一集的小說編入上一集， 或把上集的編入這一集， 皆無不可。大體上，這兩集都可以說是一個不乏熱情， 還算善良的中國作家80年代初期的思想的記錄。

在文風上，我是更有意識地寫得平淡的。但我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會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跡象。我還不太服老。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結合起來。我的語言一般是流暢自然的，但時時會跳出一兩個奇句、古句、拗句，甚至有點像是外國作家寫出來的帶洋味兒的句子。老夫聊發少年狂，諸君其能許我乎?另一點是，我是更有意識地吸收民族傳統的，在敘述方法上有時簡直有點像舊小說，但是有時忽然來一點現代派的手法，意象、比喻，都是從外國移來的。這一點和前一點其實是一回事。奇，往往就有點洋。但是，我追求的是和諧。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納外來于傳統，能把它們揉在一起。奇和洋為了 “醒脾”， 但不能瞧著扎眼，“硌生”。

我已經63歲，執筆為文， 不免有“晚了”之感，但思想好像還靈活，希望能抓緊時間，再寫出一點。曾為友人畫冬日菊花，題詩一首：

新沏清茶飯后煙，

自搔短發負晴暄。

枝頭殘菊開還好，

留得秋光過小年。

愿以自勉，且慰我的同代人。

如果繼續寫下去，應該寫出一點更深刻，更有分量的東西。是為序。

1983年9月1日

(《晚飯花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賞析 汪曾祺先生的《晚飯花集》是作者自編的一本小說集，收入他1981下半年到1983年下半年之間的小說。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是作者出版的第四本小說集。作者給自己的書寫的這篇序言比較集中而又形象地說明了這本小說的藝術追求，也是他一貫堅持的小說創作追求，也可以視為汪曾祺的小說觀。

不過，在自己的書前寫一大堆自己的這些觀點，難免被人說成是自吹自擂、老“汪”賣瓜。自己寫書，讓別人花錢買，還要聽作者一大堆的嘮叨話，還能不煩?為此汪先生十分聰明地回避正面揭示，而是采取比喻的方法。開頭便說書名的來由。文章的開頭并不直接談這本小說集的內容和藝術特點，而是從晚飯花談起。對這種看起來十分不起眼的小花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描繪。他說晚飯花不同于“香遠益清”的蘭花，也不同于“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也不同于古代文人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的竹子。這是說晚飯花既不清高，也不超然，又不可能被人看得十分重要。它任性地開著，不裝姿態;它隨便地活著，不特別地招人喜歡。它自甘“低賤”、“村”、“俗”、“怯” (北京俗語，今稱：冒傻氣)、“野”。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反正這也是一種花。

細心的讀者準會發現這些漫不經心的話不是隨意的侃談，而是句句講到自己的小說、小說觀。那就是，他的創作不清高，不超然，不追求轟動效應，不特別地努力裝飾、取悅讀者，只相信它自有香氣， 自有生命力，就可以了。“我的小說和晚飯花無相似處，但其無足珍貴則同。”這是一句提醒大家注意的話。為了說明晚飯花與他的這本小說集并不是沒有關系的。以下他又交代了他的小說素材的來源，以及他的小說追求傳統筆記小說風格。這一交代，與前面寫的晚飯花形象暗中相應。

汪曾祺先生自己認可的創作風格是所謂的“抒情現實主義”。具體說就是：講究“用極簡的筆墨摹寫人事”，這是傳統筆記體小說特點： “當作散文詩來寫”，他認為“短篇小說應該有一點散文詩的成分”;使用白描手法，不求形似，但求傳神;與政治結合不緊，但也不可能與政治沒有關系;“把平淡和奇崛結合起來”，講究“民族傳統”和“洋味”的結合。這些原則都是關乎創作健康發展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