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典札記·說蘇軾[浣溪沙]五首

照日深紅暖見魚，連村綠暗晚藏烏，黃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雖未慣，猿猱聞鼓不須呼。歸來說與采桑姑。

旋抹紅妝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排踏破蒨羅裙。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鳶翔舞賽神村。道逢醉叟臥黃昏。

麻葉層層檾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搗麨軟饑腸。問言“豆葉幾時黃”?

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繰車。牛衣(一作“半依”)古柳賣黃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

軟草平莎過雨新，輕沙走馬路無塵。何時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一據《東坡樂府箋》本

這五首詞原是一組，即一個整體。前人釋此，大抵以為作者道中即興之作，每首自為起訖，互不關聯。五十年代初，我因讀蘇軾全集，曾細繹此五詞而疑舊說之未洽。后來陸續讀了一批組詩組詞，發現前人有的聯章作品是不宜割裂開來，單獨成篇的。如曹植《贈白馬王彪》，自不能強為分割;即李白的《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也是次第連貫，不容互易，更不宜抽選其中一二首，使其不成完璧。此五詞亦當作如是觀。大約是1962年，夏瞿禪(承燾)、王季思(起)兩位詞學大師來京開會，我到賓館拜訪他們。座間談起這五首蘇詞，我乃班門弄斧，詳申己見，以求正于兩老。瞿老以為言之成理，屬一家之言;季老則謬許為自來解蘇詞者，于此五詞皆未作如此講法，這應該是最好的、最恰當的理解。經季老這樣一說，我反而心虛起來，不敢寫成文字出以示人了。事隔四分之一世紀，瞿老已歸道山;季老今猶健在，而南北暌隔，魚雁罕通，此一段往事，亦不知季老尚有印象否。時至今日，坊間唐宋詞選本層出不窮，然釋此五詞而同于鄙說者，迄未見到。因思與其過而棄之，寧過而存之。至于見仁見智，本為理所當然，固在所不計矣。

一

先從章法說起。題云：“徐門石潭謝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東二十里，常與泗水增減，清濁相應。”惟作者并未說明是作于抵達石潭以前抑或自石潭返歸郡齋的道上。但從第一首首句“照日深紅暖見魚”來看，顯然所寫的就是石潭。可見此詞當寫于謝雨儀式已行之后。再從“照日深紅”和次句“晚藏烏”的“晚”字來分析，則此際當是天色向晚、日已偏西之時。而第二首末言“道逢醉叟臥黃昏”，足見前二首所寫的是指自午后日照西斜至日落黃昏這一段時間。不過這時已屆初夏，晝日漸長而夜幕臨遲，故作者尚能清楚地見到“醉叟臥黃昏”的小小畫面。且第一首末句言“歸來說與采桑姑”，第二首上片即大寫特寫婦女們爭看太守進村，正相銜接。則此第一、二兩首次第井然，已昭昭可見矣。

第三首先撇下不談。再看第四、五兩首。第四首言“日高人渴”，那應該是午前或接近正午時的光景;第五首下片更明寫“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明是陽光充足、風和日暖的長晝景象。我認為，縱使蘇軾即興而書，寫成以后也該略排次第。何以他竟從下午到黃昏的景和事列之于前，而把從午前至日中的風光置之于后，豈不有意把時間弄顛倒了么?

這就要請讀者細讀第三首了。蓋鄙意以為作者在謝雨之后，并未于當天返回府衙，而是在農村中寄宿了一宵，這第三首正是作者夜宿農家的見聞。所謂“捋青搗麨軟饑腸”者，正寫農民在久旱之后，勉強把家中一點糧食湊了湊做成飯食以饗太守(“青”者，未熟之麥，是臨時從田里捋下來的;“麨”者，以積存之舊麥炒成粉狀，如俗說之油炒面，實為農民平時備荒御饑之用)。而做為關心民瘼的蘇軾，才對農民好言撫慰，“問言豆葉幾時黃”，蓋作者也希望豆子早點成熟，可以濟一時之饑也。盡管農家清苦，賓主還是飲酒以助興。主人(垂著白發、拄著藜杖的老人自當是一家之主)勉“抬醉眼”，而作者于次日動身時，宿酒尚未盡消，故有“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的一些描述。所以我認為，這五首詞是從頭一天下午日色將暮時謝雨后入村寫起，寫到次日正午以后歸途所見所感為止。不惟五首詞次第不容顛倒，而且從諸家選本每每任抽一二首出來以為佳作之代表的做法來看，似乎也并未把它們真正吃透。其實作者對它們的敘述過程，是有其定不可移的次第的。

二

現在要著重談談第三首中一個關鍵詞語即“絡絲娘”應當怎樣理解的問題了。絡絲娘今亦名紡織娘，宋人羅愿《爾雅翼》已著錄，可見是當時習用名稱(元明以來一直以“絡絲娘”為曲牌名)。龍榆生先生《東坡樂府箋》卷一引羅氏之文云：“莎雞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俗人謂之絡絲娘。”至近人陳邇冬先生注《蘇軾詞選》，則一反舊說，他寫道：“絡絲娘，指蠶婦，她們這時正在繅絲。《箋》云梭雞、絡緯(小如按：當指龍《箋》)，疑非! 梭雞、絡緯都是秋蟲，這時是初夏，上句剛剛說才在‘煮繭’;徐州是北地，怎么會煮繭時節就有蟋蟀和紡織娘叫?嬌語實指婦女淡笑。《箋》似誤以人語為蟲聲。”自此選注東坡詞者，大抵從陳說，如胡云翼《宋詞選》、中國社科院文研所編注《唐宋詞選》皆然。小如謹按：《爾雅翼》明言“莎雞以六月振羽作聲”，則非秋蟲可知。竊謂絡絲娘者，實即北方習見之蟈蟈。蟈蟈一般在夏日鳴叫，但1937年我在天津八里臺南開大學居住，當時尚較荒僻，屋外多林莽，農歷五月即聞蟈蟈聲，入夜尤甚。附近農家小兒不時捕捉置篾籠中，向人兜售。徐州地處蘇魯之間，雖在江北，然視天津地氣則溫暖得多，況值久旱新雨之后，夏夜蟲鳴，似無悖乎常理。鄙意此第三首正寫農村入夜風光。所謂“檾葉光”者，非指日光照射，乃指檾麻之葉在暗中發光。晚間“煮繭”，次晨乃“響繰車”，正屬順理成章。此詞上片寫景，下片言情。上片三句首言視覺，次言嗅覺，第三句言聽覺，皆指自然發出的色、香、音響，故所聞當是蟲聲如嬌語，并非真地聽婦女在談笑。若照我個人體會，第二首作者已大量寫到婦女形象，此處若再寫女性“嬌語”，則未免近于重復，而且蘇軾也有點太愛寫女人了。(至于“醉叟”與“垂白杖藜抬醉眼”之老人乃兩種用意，說詳下。)如借此以表示由黃昏而夜晚，既寫出鄉間風物，又點明時光推移，似更為合理，筆墨亦顯得經濟。下片既寫出田家父老厚意款待太守，也體現作者關心農民生活，顯得自然親切，而非士大夫故作姿態的官樣文章。這也正是蘇軾為人為官的本色可愛處。

三

披檢近時各家選本，于此五詞往往遺其第一首。究其原因，蓋緣此詞下片“麋鹿”、“猿猱”兩句有侮辱農民形象之嫌，故予棄置。我們說，蘇軾本身誠為官僚地主，是個封建士大夫，對農民階級的看法本不可能正確。但如果說這兩句是有意歪曲農民形象，把他們比成動物便是有意侮辱勞動人民，則亦近于深文周納。《孟子.盡心》說舜為野人，“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后人便用此二語以指隱居山林者。蘇軾本人在《赤壁賦》中也說過“侶魚蝦而友麋鹿”的話，可見作者心目中并無蔑棄麋鹿之意。這里的“麋鹿逢人雖未慣”，正是形容憨厚樸實的農村里的老年人在見到官老爺時緊張而拘謹的神態。這句蓋緊承上片末句中的“白叟”而言。而下一句“猿猱聞鼓不須呼”，則緊承上文的“黃童”而言，孩子們不像他們的長輩那樣對封建官僚存有戒懼之心，而是一片天真爛漫，一聽說有大官來到，便跳跳蹦蹦擠來看熱鬧。這兩句正是上片“黃童白叟聚睢盱”一句生動而有趣的注腳。而太守下鄉的消息，又由他們回去“說與采桑姑”，等到作者進村時，便有第二首上片那樣的描寫了。

從這五首詞的藝術手段來分析，作者對農民久旱喜雨，渴望豐收的歡快心情固然描寫得相當親切逼真，但更主要的還是作者并非以旁觀者的身分在指手劃腳地描寫農村動態，而是把自己也擺了進去，以其樸實無華的親身感受毫不矯揉造作地把所見所聞寫了出來。不過感情雖素樸純真，詞句卻并不缺乏文采。即如第一首上片，有照日深紅而清澈見底的潭水，有連村濃蔭而枝稠葉密的綠樹。加上畫面上點染的“黃”童“白”叟，顯得色澤極為鮮明勻稱。當然，“暖見魚”是實寫，“晚藏烏”則近于虛筆。因為這時天還未完全黑透，烏鴉尚未全部歸巢，這從第二首“烏鳶翔舞賽神村”句即可看出。由此可見，上片的前兩句著重的是用色調把一幅背景給渲染出來。“聚睢盱”的場面因寫得簡單可能有點板滯，于是下片用“麋鹿”、“猿猱”兩喻以振起、補救之，使氣氛頓時活躍生動起來。作者并沒有用說教式的“愛民如子”之類的詞句來自我吹噓，相反，倒用了仿佛有點不懷敬意然而卻充滿親切詼諧的比喻來描寫農民見到官老爺下鄉時并未躲躲藏藏、“堅壁清野”，而是發自內心地高高興興聚攏來看熱鬧(孔穎達《周易正義》：“睢盱者，喜悅之貌”)，甚至回村去動員家中的大姑娘小媳婦也出來觀看，這就把千年以前封建社會中極其罕見的官民之間并無十分隔閡的思想感情給刻畫出來了。僅從這一點來說，做為這五首詞的抒情主人公本身的蘇軾，正如《醉翁亭記》的歐陽修一樣，其形象本身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四

第二首上片，作者一連氣用了大量篇幅(一首詞的二分之一)活靈活現地來描述農村婦女爭看“使君”的場面，這種不假修飾的寫實手法固然體現了作為父母官的蘇軾本人有沾沾自喜的成分，但也充分反映了作者比較進步的婦女觀。盡管這時程朱理學還未發展到烏煙瘴氣的程度，但從北宋以來，儒家正統思想的無形勢力已逐漸擴展膨脹，像蘇軾這樣在官民之間、男女之間不有意設置禮教大防的作風已屬難能可貴的了。這三句緊承前一首末句而來，說“旋抹紅妝”，“旋”讀去聲，即今“現躉現賣”之“現”，臨時倉猝之謂。蓋婦女們聽說太守要進村了，便忙不迭地進行急就式化妝，作者用了個“抹”字，十分形象。夫“淡妝濃抹”，“抹”固然是形容盛妝，但也含有胡亂涂抹的意味。第二句描寫這些婦女的沿門爭看“使君”純粹出于自發，卻帶有“夾道歡迎”的意思，盡管在蘇軾的時代還未出現這一說法。第三句，“排”者，連推帶擠之謂，以致婦女們把漂亮的紅裙子也踩破了。作者不正面寫氣氛如何熱烈，而農民愛戴“使君”的淳樸感情卻流露無遺。誰說蘇軾的詞“豪放”而無“婉約”?

下片前二句，舊說或謂寫謝雨儀式，但地點不在潭邊，故不可信;或謂村中賽神集會，然而季節不合。鄙意以為此處似寫村中歡迎太守到來的一種非正規的儀式。“收麥社”者，指社祠前面的空曠場地，供打麥曬場之用者也。這時還未到麥收時節，便成了合村老少集中“開會”的場地。農村每值賽神，總備有一些供品，故導致烏鳶翔集。看來這次歡迎太守的儀式還很隆重，也可能太守為酬神謝雨而帶來了供品，就地散發，于是烏鳶也來湊熱鬧了。這一首因上片寫得太仔細，故下片這兩句只能概括言之。這里值得研究的乃是最末一句：“道逢醉叟臥黃昏。”

過去有人這樣講，太守既來村中，當然以酒食慰勞村民，于是出現了還未等走回家便已醉倒路旁的農村老漢。又有人講，既然喜雨，則豐收在望，加上太守下鄉慰勞，農民便飲酒自賀，遂不覺醉臥道邊。我以為這兩種講法都可通，卻講得都不夠深刻。自第一、二首所寫的內容觀之，皆極言太守備受歡迎之場面，故老少咸集，男女畢臻。然而就在這人聲鼎沸、村眾歡騰的時刻，偏偏有一老叟不參加歡迎行列，而獨醉黃昏，仿佛太守下鄉這一熱鬧場面與他毫不相干。此蓋作者暗用《擊壤歌》之典而化之。歌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蘇詞所寫醉叟形象，言外正謂久旱得雨也好，災后豐年也好，皆吾自己勤勞努力所致，你做太守的何用貪天之功?所以他才遠避人群，陶然獨醉。在一片歌功頌德聲中唯獨此叟給了身為“使君”的蘇大老爺一副清涼劑。難得的是，蘇軾竟把這一小小場景寫入詞中，雖不加評騭，卻未以為忤，這就不是一般封建士大夫所能企及的了。我以為這最后一句只能這樣理解，才能“鎮”得住通篇，才并非閑筆。否則前五句都寫得熱鬧無比，何以偏在篇末冷冷著此宛若毫無關涉的一句?這也正是蘇軾之所以為蘇軾，所以畢竟不同于一般庸俗封建官僚的地方。蓋以“醉叟”之“冷”與村中男女老幼之“熱”形成對比，亦正見出作者雖處于一片歌頌聲中，其頭腦固仍保持清醒冷靜也。

五

第三首如鄙說可以成立，即是寫“使君”夜宿農村，上文已詳，茲不復贅。第四首上片寫次日上午自農村啟程，下片寫途中因日長路遠而困倦。上片第一句雖寫棗花動態，實為突出美的嗅覺。蓋棗花香氣極濃，落在衣巾上尤覺甘甜馥郁。次句既與第三首“煮繭”句呼應，又是訴諸聽覺的描寫。而且此時作者已經上路，故沿途自村南至村北皆聽到繅絲之聲也。第三句則寫沿途所見，乃訴諸視覺者。這三句主要給人以農村生活平靜寧謐的感覺，亦與前面第一、二首相對照映襯。不寫出這一面，只覺農村一片沸沸揚揚，便見不出田家正常生活的場景。然后下片轉到作者本身，因返城途中跋涉不止而不免“欲睡”而“思茶”，這時便又去敲門求飲了。前面寫迎太守乃事先有所安排，而現在向“野人家”叩門以求歇腳，則是臨時打算，出于偶然。總之，作者這樣寫，是表示“使君”對“野人”的不分彼此，并不因自己是太守便不肯光顧“野人家”。這就起到了“啟下”的作用，蓋末一首上下兩片的第三句皆是此首“敲門試問”的補充和注腳也。

第五首前兩句雖為景語，卻有三層意思：一是雨后景象，說明此行為“謝雨”而出;二寫歸途輕松愉快，以景語來體現自己的心情舒暢;三以沿途草木欣欣向榮隱寓來日豐收在望。然后以“何時收拾耦耕身”一句轉到自己。“耦耕”用《論語.微子》長沮桀溺典故，可見作者一直保持著功成身退的想法，這原是儒家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作人基本原則。這與此首最末一句互為呼應，這句是說想歸田而不知何時才能實現，而末句則表示，即使歸隱的打算無從實現，而自己對農民還是有所了解，彼此的心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息息相通的。這同蘇軾詩中所說“我是識字耕田夫”的意思正是一種思想的兩種說法。而下片在中間所穿插的兩句景語，實際是對末一句起到加重分量的作用，意思說農村的風物對自己是熟悉的，因此對桑麻也好，蒿艾也好，包括農村的暖日薰風，都是有感情的。這樣再接著點出末句，便顯得不是門面語而是真心話了。由此可見，凡是大手筆，從來寫詩寫詞都是景無虛設，情有獨鐘的，極少作虛夸浮泛語來敷衍篇幅。從這個人的認識來說，這五首詞恐怕反而比作者晚年在嶺南時寫的全部《和陶詩》更接近陶淵明的思想感情呢!

六

最后還想說幾句多余的話。近三十多年來，人們對蘇軾在文學藝術成就方面的評價總有那么一點欠公允的地方。首先是蘇軾在政治立場上與王安石相對立，而王安石乃是人們所肯定的，于是蘇軾自然就必須受到批判;其次，蘇軾是封建官僚、地主階級，其立場當然是與農民階級相對立的，因此，每當人們在肯定其作品的同時，總要扯上幾句近于蛇足的階級局限和時代局限等。其實，分析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雖有較進步與較落后的差別，卻并非絕對或一成不變的，還應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至于談到階級和時代的局限，就連早期革命作家，恐怕也難免有其不足之處。何況封建士大夫? 即如諸家評論這五首蘇詞，有人說：“可是，我們也必須注意：作者所欣賞的片斷是‘旋抹紅妝看使君’的姑娘，‘臥黃昏’的醉叟，‘氣如薰’的蒿艾，以及簌簌地落在衣巾上的棗花等等。可見他是以官吏和詩人雅士的觀點與興會來選擇題材的。作為‘此中人’，他和農民的生活意識仍然距離很遠。”(《宋詞選》)又有人說：“封建社會的士大夫，絕大多數是地主家庭出身，自以為來自農村，就混說自己也是農民。”(《蘇軾詞選》“使君元是此中人”句評語)這樣說，我以為既起不到批判蘇軾的作用，也談不上為讀者進行思想消毒。因為這些話的內容并不切合蘇詞的實際。我們不應要求生于九百年以前的蘇軾有解放后的農民階級意識，只消看到蘇軾身上有著與其同時代的封建官僚身上所沒有的東西，而這種東西在當時是屬于比較有進步意義的精神產物，就該承認蘇軾之為人的難能可貴，也該肯定他的文學藝術作品對后世有著啟迪作用了。長期以來，我之所以不想講析這五首蘇詞并形于楮墨，恐怕招來標新立異的批評，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