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荀卿子^①曰：“欲觀圣王之跡，則于其粲然者矣， 后王是也②。”“君子審后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③。”然則考制度， 審憲章^④，博聞而強識之， 固通儒^⑤事也。《詩》《書》《春秋》之后，惟太史公號稱良史^⑥，作為紀、傳、書、表， 紀、傳以述理亂興衰， 八書以述典章經(jīng)制，后之執(zhí)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⑦。然自班孟堅^⑧而后， 斷代為史， 無會通因仍之道^⑨，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鑒》^⑩，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跡，十七史⁽¹¹⁾之紀述，萃為一書， 然后學者開卷之余， 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于理亂興衰而略于典章經(jīng)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¹²⁾， 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¹³⁾，隋之喪邦殊乎唐⁽¹⁴⁾。代各有史， 自足以該⁽¹⁵⁾一代之始終， 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jīng)制， 實相因者也， 殷因夏， 周因殷， 繼周者之損益， 百世可知， 圣人蓋已預言之矣⁽¹⁶⁾。爰自秦漢以至唐宋， 禮樂兵刑之制， 賦斂選舉之規(guī)， 以至官名之更張， 地理之沿革， 雖其終不能以盡同， 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¹⁷⁾。如漢之朝儀官制， 本秦規(guī)也，唐之府衛(wèi)租庸⁽¹⁸⁾，本周制⁽¹⁹⁾也， 其變通張弛之故， 非融會錯綜， 原始要終⁽²⁰⁾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 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后學之所宜究心乎⁽²¹⁾?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²²⁾， 肇自上古， 以至唐之天寶， 凡歷代因革之故， 粲然可考。其后宋白⁽²³⁾嘗續(xù)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²⁴⁾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²⁵⁾而未成書，

今行于世者獨杜公之書耳， 天寶以后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弘大⁽²⁶⁾，考訂該洽⁽²⁷⁾， 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 則夫節(jié)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 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 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 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于稅法之中也⁽²⁸⁾。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²⁹⁾， 敘典禮則經(jīng)文與傳注相汩⁽³⁰⁾，敘兵則盡遺賦調(diào)之規(guī)⁽³¹⁾， 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 寧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³²⁾、藝文，歷代史各有志， 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³³⁾， 范曄《東漢書》⁽³⁴⁾以后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³⁵⁾，首立帝系一門， 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 傳授之始末， 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 后之編會要者仿之， 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tǒng)紀⁽³⁶⁾典章系焉，而杜書亦復不及， 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早歲，蓋嘗有志于綴緝⁽³⁷⁾。顧百憂薰心，三余少暇⁽³⁸⁾，吹竽已濫⁽³⁹⁾，汲綆不修⁽⁴⁰⁾， 豈復敢以斯文自詭⁽⁴¹⁾?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征⁽⁴²⁾，釋之者曰： “文， 典籍也;獻， 賢者也⁽⁴³⁾。”生乎千百載之后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 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⁴⁴⁾未遠，足資討論， 雖圣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yè)紹箕裘⁽⁴⁵⁾， 家藏墳索⁽⁴⁶⁾，插架之收儲⁽⁴⁷⁾，趨庭之問答⁽⁴⁸⁾，其于文獻蓋庶幾焉⁽⁴⁹⁾。嘗恐一旦散軼失墜， 無以屬來哲⁽⁵⁰⁾。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匯別： 曰田賦， 曰錢幣， 曰戶口， 曰職役， 曰征榷⁽⁵¹⁾， 曰市糴， 曰土貢， 曰國用， 曰選舉， 曰學校， 曰職官， 曰郊社⁽⁵²⁾， 曰宗廟， 曰王禮， 曰樂， 曰兵， 曰刑， 曰輿地⁽⁵³⁾， 曰四裔⁽⁵⁴⁾，俱效《通典》之成規(guī)。自天寶以前， 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 自天寶以后至宋嘉定⁽⁵⁵⁾之末， 則續(xù)而成之。曰經(jīng)籍， 曰帝系， 曰封建， 曰象緯⁽⁵⁶⁾， 曰物異⁽⁵⁷⁾， 則《通典》元未有論述， 而采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jīng)史， 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 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 以至名流之燕談⁽⁵⁸⁾， 稗官⁽⁵⁹⁾之紀錄，凡一話一言， 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 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⁶⁰⁾， 悠然有得， 則竊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guī)， 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

昔江淹⁽⁶¹⁾有言： “修史之難， 無出于志。”誠以志者， 憲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敘述⁽⁶²⁾， 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⁶³⁾，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 重其事也。況上下數(shù)千年，貫串二十五代⁽⁶⁴⁾，而欲以末學陋識⁽⁶⁵⁾，操觚竄定其間⁽⁶⁶⁾， 雖復窮老盡氣， 劌目鉥心⁽⁶⁷⁾，亦何所發(fā)明?聊輯見聞， 以備遺忘耳。后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⁶⁸⁾，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⁶⁹⁾， 而俾免于覆車之愧⁽⁷⁰⁾， 庶有志于經(jīng)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萬有文庫”本《文獻通考》卷首)

注釋 ①荀卿子——荀子名卿，戰(zhàn)國后期思想家，著有《荀子》。姓名后加“子”，是對有學問的人的尊稱。②“欲觀”句——見《荀子·非相》。圣王，遠古有名的君主，指黃帝、唐堯、虞舜等。跡，指流傳后世的制度、措施等。粲然，鮮明的樣子，引申為明顯。后王，后代君主。③“君子”句——見《荀子·不茍》。論于百王之前，研討先前的許多君主。端，一種禮服;拜，即“拱”。端拜而議，穿著禮服，雙手合抱，從容不迫地討論政事。④憲章——法律規(guī)章。⑤通儒——通曉各種學問的儒生，即“博聞強志”的學者。⑥“太史公”句——太史公，即司馬遷，漢武帝時曾任太史令，著《史記》。良史，學識淵博，記事“不虛美，不隱惡”的史學家。《漢書·司馬遷傳》：“劉向、揚雄博極群書， 皆稱遷有良史之材。” ⑦“后之執(zhí)筆”句——意謂后世史家編撰正史都不能改變司馬遷創(chuàng)立的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構成，不同體例相互配合、補充，構成完整的歷史體系。這種體例，簡稱“紀傳體”，成為歷代正史的通用體裁。簡牘，供書寫的竹片或木片。⑧班孟堅——班固字孟堅，東漢史學家。他編撰的《漢書》，專記西漢一代史事，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后世正史多仿《漢書》斷代為史。⑨“無會通”句——會通，融會貫通。《易·系辭上》： “圣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因仍，沿襲。⑩“至司馬溫公”句——司馬光死后贈溫國公。由他主編的《資治通鑒》，凡二百九十四卷，還有《考異》三十卷， “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跡，十七史之記述，萃為一書”，總結(jié)了由戰(zhàn)國至五代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政治上治亂興亡的事跡，成為中國第一部規(guī)模宏大的編年體通史。(11)十七史——北宋曾匯刻十七史，包括《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后魏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唐書》 (指《新唐書》)、《五代史》 (指《新五代史》)。(12)體要——體制與綱要。(13)晉之得國異乎漢——晉武帝司馬炎原為曹魏大臣，咸寧二年(276)廢魏元帝曹奐自立為帝，不同于漢高祖劉邦在秦末戰(zhàn)勝群雄而奪得天下。(14)隋之喪邦殊乎唐——隋煬帝楊廣好大喜功，窮奢極侈，濫用民力， 以致各種社會矛盾激化，隋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不同于唐末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朋黨傾軋，導致唐王朝日趨衰敗以至亡國。(15)該——通“賅”， 概括。(16)“殷因夏”五句——《論語·為政》：“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損益，減少(原有者)增加(原無者)。圣人，此指孔子。(17)遽異——忽然不同。(18)府衛(wèi)租庸——唐分天下為十道、六百三十四府，關內(nèi)二百六十一府屬于衛(wèi)，軍事由府掌管，合稱府衛(wèi)。唐代賦役制度：丁男授田一頃，一年交粟二石，謂之“租”;服勞役一人一年二十日， 閏月加二日，不服勞役一日交絹三尺，謂之“庸”。(19)周——指北周。公元557年，宇文泰子宇文覺代西魏稱帝，國號周，建都長安，史稱北周。同年滅北齊，統(tǒng)一北方。公元581年為隋取代。(20)原始要終——從頭至尾加以研究。原，察究;要，推求。(21)“獨非”句——獨非， 豈不是，難道不是。后學，后輩學子。所宜究心，應該專心研究。(22)“唐杜岐公”句——杜岐公，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市)人。經(jīng)歷玄、肅、代、德、順、憲六朝，官至司徒同平章事，憲宗時封岐國公。《通典》的體例仿紀傳體正史中的志書，將斷代體改為通史體，記載上起黃帝下至唐代宗歷朝典志因革。全書二百卷，分為食貨、選舉、官職、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類。(23)宋白——字太素，宋大名(今屬河北)人，官至吏部尚書。曾編撰《續(xù)通典》二百卷，起于唐肅宗至德初年，終于五代周世宗顯德末年。(24)魏了翁——南宋思想家。字華父，號鶴山，邛州蒲江(今屬四川)人。慶元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著有《鶴山全集》。(25)屬稿——撰寫書稿。(26)綱領弘大——指《通典》提綱挈領，規(guī)模弘大。(27)該洽——賅備詳實。(28)“蓋古者”六句——《通典》食貨典將“田制”與“賦稅”分類敘述，而《文獻通考》合為“田賦考”;《通典》賦稅中兼述土貢，《文獻通考》于“田賦考”外另有“土貢考”。馬端臨認為，《通典》編排“頗欠精審”。任土作貢，按照土地的生產(chǎn)情況規(guī)定應貢獻什么。包篚之屬，包裹和竹器之類，都是裝貢物用的。(29)“乃著敘選舉”句——乃著，指杜佑的《通典》。選舉，通過薦舉或考試以取士，考核官吏以定升降等。秀、孝，即秀才、孝廉，均為舉士，唐朝屬禮部掌握。銓選，按照資歷、勞績等以舉官，唐朝屬吏部掌握。《文獻通考》分為兩門。(30)“敘典禮”句——指《通典》敘述祭禮的部分將經(jīng)文與傳注混淆。如《春秋》是經(jīng)， 《左傳》是傳， 《杜預集解》是注。經(jīng)文早，傳注晚，說法不盡相同，不可雜亂引用。汩，擾亂、混雜。(31)“敘兵”句——指《通典》兵門的敘述遺漏了賦調(diào)的規(guī)章制度。賦調(diào)，指征稅以充軍用，以足軍食。唐朝賦役制度，行租庸調(diào)法：丁男一人，每年交絹二匹，綿三兩。如果交布，加五分之一，麻三斤;還可以交銀十四兩，名曰“調(diào)”。(32)五行——指五行志，記載自然界的稀有現(xiàn)象和災害等情況。(33)“馬、班二史”句——司馬遷《史記》有《十二諸侯年表》等，班固《漢書》有《異姓諸侯王表》等。(34)范曄《東漢書》——范曄，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縣東)人，官至秘書丞。《東漢書》，通稱《后漢書》，有本紀、志(未完， 由梁劉昭續(xù)成)、列傳，無表。(35)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王溥，字齊物，宋初并州(今山西太原市一帶)人，官至太子太師。補充唐蘇、楊昭復所著《會要》成《唐會要》一百卷， 又著《五代會要》三十卷。(36)統(tǒng)紀——朝代傳承。(37)綴輯——編撰。緝，通“輯”。(38)三余少暇——意謂沒有時間讀書。三國時魏人董遇常教學生利用“三余”讀書，謂“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 陰雨者時之余”(見《三國志·魏志·王肅傳》裴松之注)。(39)吹竽已濫——意謂沒有真才實學，聊以充數(shù)。《韓非子·內(nèi)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悅)之，廩食以數(shù)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40)汲綆不修——比喻沒有才能。綆，繩。修，長。《莊子·至樂》：“綆短者不可以汲深。”(41)“豈復”句——怎么又敢以文墨之事自欺呢?斯文，文墨之事，著述。《論語·子罕》：“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自詭， 自欺。(42)“著夫子言”句——《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征，征實。(43)“釋之者曰”句——釋之者，指朱熹。引文見《論語集注》，原文是：“文，典籍也;獻，賢也。”賢，指熟悉掌故的人。(44)儒先之緒言——以前學者創(chuàng)始的著作。緒言，發(fā)端之言。(45)業(yè)紹箕裘——承接祖先的事業(yè)。《禮記·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良弓之子必學為箕。”紹，繼承。箕，善于使木彎曲;裘，善于補綴獸皮。箕裘， 比喻祖先的事業(yè)。(46)墳索——古籍。《左傳》昭公十二年：“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舊說伏羲、神農(nóng)、黃帝的書是三墳，八卦之說是八索。(47)插架之收儲——指藏書。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48)趨庭之問答——承受父教。《論語·季氏》：“(孔子)嘗獨立，鯉(孔子的兒子孔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49)蓋庶幾焉——意謂差不多熟悉了。(50)屬來哲——托付將來的學者。屬(zhu)，同“囑”，托付。哲，哲人，學識精深的人。(51)征榷——國家專利事業(yè)，如鹽、鐵、酒、茶等的征稅。榷，征稅。(52)郊社——祭祀天、地等的禮節(jié)。郊，祭天。社，祭土地神。(53)輿地——地理。輿，車。《易·說卦》：“坤為地，為大輿。” (54)四裔——國境四圍的邊遠地區(qū)。(55)嘉定——宋寧宗的年號。(56)象緯——天文。(57)物異——自然界的奇異現(xiàn)象。(58)燕談——閑居時的談話。(59)稗官——野史、小說之類。原指小官。《漢書·藝文志》：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60)研精覃思——仔細研究，深入思索。覃(tan)，長、深。孔安國《尚書序》：“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jīng)籍。” (61)江淹——字文通，南朝梁考城(今河南蘭考)人。曾著《齊史》十志。下面的話為鄭樵《通志序》引錄。(62)陳壽號善敘述——《晉書·陳壽傳》：“陳壽字承祚， 巴西安漢人也。……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63)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李延壽，字遐齡，唐相州(今河南安陽市一帶)人。繼承其父李大師的學業(yè)，用十六年精力，編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新唐書·李延壽傳》說李大師“多識前世舊事”。(64)二十五代——唐、虞、夏、商、周、秦、西漢、東漢、魏、晉、宋、齊、陳、后魏、北齊、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宋。(65)末學陋識——沒有本源的學問，淺陋的見識。(66)操觚竄定——寫作，改定。觚(gu)，方木，古人在上面寫字。(67)劌目鉥心——意謂耗盡目力和心血。劌(gui)，刺傷。鉥(shu)，長針，這里作動詞用。(68)儻能芟削繁蕪——如果能夠刪削其繁亂蕪雜。儻(tang)，倘或。芟(shan)，刪除。(69)矜其仰屋之勤——顧惜其著書的勤勞。矜(jin)，顧惜。仰屋，這里指著書。《梁書·南平元襄王緯傳》： “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 (70)俾免于覆車之愧——俾，使。覆車，失誤。《漢書·賈誼傳》：“鄙諺曰： …… ‘前車覆， 后車誡。’”

賞析 劉知幾在《史通·二體》中說： “班(固)、荀(悅)二體， 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后來作者，不出二途。”班固以其《漢書》所創(chuàng)立的紀傳體斷代史體制， “因(司馬)遷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后世不祧之宗焉”(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下》)。荀悅用類敘法，“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漢紀序》)，“通體連用，以述《漢紀》”(《漢紀目錄》)，擴充了編年體史書的敘述范圍，增強了史書記事的條理性。班固以其《漢書》和荀悅以其《漢紀》創(chuàng)立的兩種史書體式，成為后世史家編撰正史的范本。

中唐時期， 《通典》問世，改變了史書的編撰格局，突破了劉知幾的理論框架，成為史學發(fā)展的一個重大轉(zhuǎn)折。杜佑的《通典》系統(tǒng)地記敘了自唐虞至中唐歷代典章制度的因襲沿革。在《通典》之前， 由《周禮》創(chuàng)制以來，記錄掌故的書不勝枚舉;由《史記》、《漢書》創(chuàng)立書志以來，書志書目不絕如縷。《通典》“統(tǒng)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官禮”(《文史通義·釋通》)，兼取書志與掌故二者的優(yōu)長，突破了“斷代為史”的局限，撰寫出由史以來第一部貫通古今的典志史，奠定了獨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礎，開始了史書撰述和史學研究的領域。其后，宋人鄭樵編撰的《通志》，其中的帝紀、列傳諸部分同司馬遷《史記》、司馬光《資治通鑒》一樣，帶有通史性質(zhì);其中的精華部分——“二十略”與杜佑《通典》相類，專講歷代典章制度，也是到唐朝為止。鄭樵自稱， “二十略”所載“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 “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在于此”(《通志總序》)。《通志》的編撰，同《通典》一樣，鮮明地體現(xiàn)了以“會通”為主的史學思想。

那么，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又有什么史學價值呢?或者說，他編撰《文獻通考》有什么必要呢?《〈文獻通考〉序》從三個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

首先，說明記述典章制度因革史的不可或缺。他認為： “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換言之， “通儒”應該明了歷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因此，他非常贊賞司馬遷和司馬光這兩位“通儒”及其《史記》和《資治通鑒》這兩部通史巨著。司馬遷的《史記》，“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jīng)制，后之執(zhí)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但所記史事只到西漢武帝為止。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后學者開卷之余，古今咸在”，但《通鑒》“詳于理亂興衰而略于典章經(jīng)制”;然而“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經(jīng)制，實相因者也”。司馬光的《通鑒》只記載了“不相因者”的一面， “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所以體現(xiàn)“會通因仍之道”的“典章經(jīng)制”是很值得后世學者專心研究的。言外之意，編撰一部重點記述典章制度因革的史書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說明已有記述典章制度方面的著作未能盡善盡美。杜佑的《通典》、王溥的《唐會要》和《五代會要》雖然是記述典章制度的，但前者條目的分合、敘述的詳略，還有許多不妥的地方。諸如“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jīng)文與傳注相汩，敘兵則盡遺賦調(diào)之規(guī)”，而且又缺天文志、五行志、藝文制、王侯年表等。這又進一步說明他編撰《文獻通考》是有必要的。

接著，又從自己的經(jīng)歷說明編撰《文獻通考》的原因。他“自早歲，蓋嘗有志于綴緝”，況且“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于文獻蓋庶幾焉”。他惟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編撰成“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這樣一部大書。同時說明他的《通考》的內(nèi)容及其體例。

最后，以謙遜的口吻說明編撰《文獻通考》的苦心：“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為也”， “況上下數(shù)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fā)明?”他似乎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但“有志于經(jīng)邦稽古者或可考焉”，遂“略輯見聞， 以備遺忘耳”。

對于一部三百四十八卷的大書，想用一篇序言說明編撰意圖，以及全書的體例和內(nèi)容，是很不容易的。在這一點上，這篇序文以其簡明扼要的敘述，使讀者了解于心，是難能可貴的。作者緊緊圍繞編撰典章制度因革史的必要性引經(jīng)據(jù)典，證明欲求“會通因仍之道”務必考核典章制度;接著說明已有的這類史書尚欠完備，從而自然地過渡到自己立志編撰《文獻通考》的志向，以及此書的體例、內(nèi)容;最后坦誠地說明編撰此書的一片苦心。

乍看，行文樸實、凝重;細品，運筆坦誠、淳厚。通讀全文，不僅能讓人感觸到《文獻通考》的嚴密體例及其所包含的豐富內(nèi)容，也能使讀者的觸覺延伸到文本之外。也就是說，它具有一種超文本的氣質(zhì)。他雖然不便直言，但從序文的字里行間——特別是通讀《文獻通考》，不難發(fā)現(xiàn)，他是懷著救弊拯危的歷史責任感來編撰《文獻通考》的。

馬端臨重實際，講沿革，對義理、褒貶只字不提，著意于擴大研究歷史的視野，試圖從更廣闊的范圍考察社會結(jié)構。他不拘時俗，仿效《通典》 “考制度，審憲章”，求“會通因仍之道”， 不管義例褒貶，對于“忠臣、孝子、節(jié)義之流及理學名儒，類皆不載”(王圻《〈續(xù)文獻通考〉 自序》)。他以《通典》為基礎，吸收了《通志》“二十略”的某些成就，在描述社會歷史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首先，對于相當于《通典》的“食貨”部分置于首位，而且增大比重，對土地、農(nóng)副產(chǎn)品、貨幣和商業(yè)壟斷，對人生的控制，以及各種形式的掠奪、國家的消費，全面地展現(xiàn)了封建社會的經(jīng)濟結(jié)構。其次，注意從時代相續(xù)的類例記載中推尋典章制度“變通弛張之故”，從各種不同角度去研究其形成演化過程，所以對整個封建制度的描述更加完整，揭示得也更為深刻。通過對典章制度“融會錯綜，原始要終”的考察，探索了歷史發(fā)展進步的原因。在對田賦、戶口、職官、封建等問題的考察中，明確地以“公天下”、“私天下”，是否分疆劃土以及有無上下(尊卑、等級)之別、才智之殊、職官之分，作為評論歷史變革、劃分歷史階段的標志， 比較準確地接觸到了社會變革的實質(zhì)性問題。因此，對歷史上的改革、變法，表現(xiàn)出極大的關注和充分的肯定。在如何救弊拯危、適應社會變革方面，以其思想內(nèi)容的新特點，沿著杜佑、鄭樵的方向，走出了一條與已經(jīng)規(guī)范化、程式化的“正史”所不同的治史道路，為傳統(tǒng)史學的發(fā)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就此而言， “杜氏開其源，馬氏竟其尾” (《樊謝山房文集》卷七)，徹底動搖了官方壟斷的紀傳體“正史”的獨尊地位，為傳統(tǒng)史學的發(fā)展開辟了一條富有新意的廣闊道路。

《文獻通考》材料豐富，分類詳細，具有很高的文獻史料價值。清乾隆《重刻文獻通考序》云：

會通古今，該洽載籍，綜統(tǒng)同異，莫善于《通考》之書。其考核精審，持論平正，上下數(shù)千年，貫穿二十五代。于制度張弛之跡，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粲然具備矣。

《文獻通考》的珍貴，就在于它保存了許多為它書所不載的珍貴史料。尤其是占全書一半以上有宋一代的典章制度彌足珍貴， 因為《宋會要》已損于明， 清人徐松就《永樂大典》輯出十七門，編為二百冊，較之原本殘缺甚多， 《文獻通考》的存在足以彌補這一缺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 “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案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細贍實為過之。”

后人以《通典》、《通志》、《通考》合稱“三通”，就其“酌古之要，通今之宜”而言，是不無道理的。但追本溯源， 《通志》意在繼承司馬遷的事業(yè)，而《通考》則是《通典》業(yè)績的發(fā)揚光大。從總的方面看， 《通志》和《通考》在歷史思想上趕不上《史記》和《通典》，但它們和《通鑒》一樣，在繼承和發(fā)展中國史學的“通史家風”上，其成就和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到清朝，又出現(xiàn)了《續(xù)通典》、《清通典》、《續(xù)通志》、《清通志》、《續(xù)文獻通考》，合稱“九通”;近年又有人加入近人劉錦藻編撰的《清續(xù)文獻通考》，合稱“十通”。可見此書學術地位之高，對后世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