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想寫文章是1933年的春天，那時候新遭父喪，掙扎在生活的重擔下，悲憤，疲倦，寂寞，常常想找一個排遣的方法;又因為孤身寄寓，可與閑談的人少，所以就翻翻《申報》，也看看里面的副刊《自由談》。

這樣就有了投稿的念頭。

不過并沒有就寫。直到5月底， 因為父親遺給我的債務，有一部分催逼得很緊;家里更是不斷的來信，告訴我自從父親死后， 親戚的冷淡，父執的疏遠，村人的作威作福，接著是母親的右眼瞎了， 一萬枝箭一齊射向我這顆年輕的心。我實在無法擺脫，躲在寓所里，聽著兼旬雨聲，心緒非常落寞，也非常悲憤。

但仍舊只能看看《自由談》。

雨還是落下去，我也一天一天的愈加悲憤了。這時候惟一的自慰的方法，似乎就只有想想往事，隨后也寫在紙上，試寄到《自由談》去，過了幾天，居然登出來了，這是第一篇，也便是收在這個集子里的《故鄉的雨》。

于是，我就成為《自由談》的投稿者了。

但我并沒有把自己的悲憤帶到紙上去。起先寫的，大概是屬于回憶的閑談和記事。有時也連帶到文壇或時事，說話的態度率直，一直不知道忌諱， 實在是很幼稚、很孩子氣的。

然而奇怪的是：竟有人把我當作是魯迅先生的化名，指桑罵槐，率師興兵，頗又勞動了幾位英雄的干戈。這些文章，現在我也收在這個集子里， 而且還加了幾句按語。

我的所以只加幾句按語， 不作整篇論辯，是因為英雄們的本意，原只在于打諢， 并非真有什么了不起的深意的緣故。所以只把臉譜揭穿，讓大家看看這些究竟是什么東西，也就算了結了。

魯迅先生對于每一件事物，都有深切的認識，他經歷過民元革命，經歷過“五四”運動，“三·一八”慘案，在年輕的時候看見過老新黨的維新，30年后又看到了新老黨的復古;他是生長在沙漠上，眼看著同伴們的高升，退隱，叛離，而自己卻依舊在風雪的長途中跋涉，時時受到敵人的襲擊;但他還是繼續吶喊，繼續在寂寞里打著“逍遙游”。他的苦斗的生平，反映到筆底，針對著自夸有蠻勁的紳士們的嘲笑。

凡現實所塑出來的一切，但憑空想，是學不像的。

民元革命的時候，我還沒有出世， “五四”運動的時候，我還沒有進小學，對于大轉變的情形，我只能向書本里尋求，凡所論述，僅及皮毛， 以之比親身經歷過的記載來，這其間，相差是很遠的。然而英雄們竟連這一點也看不出。

日子一多，干戈漸漸地平息了。這倒也并不是因為看出了我的淺薄，其實是在幾篇文章里，我已經寫明了自己的出處。

這時候， 英雄們大概也會失笑的吧。

此后我也向別的刊物投些稿子，這里所有的， 大都在《自由談》、《火炬》、《太白》、《新語林》、《人世間》、《讀書生活》、《動向》、《語林》等處發表過。不過也并不是全部，有許多因為散佚，有的則是由于故意的刪去。

我寫文章很慢， 往往改了又改， 說得好聽一點， 那該是很小心的。但有時卻反而小心出毛病來， 還因此惹起過一點誤會， 然而誤會罷了， 對于我自己，是不發生什么影響的。

正和我的出身一樣，我到如今還是一個粗胚， 一個帶有幾分年輕人的血氣的粗胚。

這幾年來，我們常?？匆娭心暌约爸心暌陨系娜耍谕嬷嫫婀止值陌褢颍河哪缫殉擅?， 笑話也出過選集;玩骨董， 喝苦茶，題打油詩，讀《莊子》，薦《文選》， 寫篆字聯;下焉者還要提倡讀經，復興文言，這叫做活得不耐煩，但遭殃的卻是青年。因為自己活得不耐煩了， 于是也來勸青年們學老成， 裝閑適，連10歲上下的孩子也不能幸免：小學讀經了， 多少純潔有用的腦子，被蹧踏成了化石。

在這些場合，我愿意放開喉嚨， 盡我的力量去反對。這也并不因為自己還是青年， 問題特別切身的緣故， 實在是這兩年來， 留給青年們走的路， 可真太艱難了。大大小小的責任，一開口，總是放到青年們的肩上;然而真的肩了起來呢，這個說“不對”，那個說“不是”，甚而至于還有“不許”。愛新鮮是需要說誑， 一失業又是眼界高， 才力弱。請想想吧，我的先生們，哪里是路呢?

然而路是有的，但必須由青年們自己去開出來。

我的文章， 有時也出現于紳士的座上——提倡閑適的刊物里， 不過我是只賣稿、不賣身的，所以有許多意見，也仍舊是粗胚的意見。但天下的自我，偏偏只有一家，紳士們有自我， 而粗胚是不準有自我的， 那命運是被刪改。

我于是不再走到紳士座上去。

看看又是黃梅時節了，我的心緒還是不改兩年前的悲憤、疲倦和寂寞。把這些文字編輯成書，名之曰《推背集》，是沒有什么深意的，也并不是說我的文章將預言著什么。相傳李淳風和袁天綱作《推背圖》，做到第60圖，袁推李背止之，這是《推背圖》名的由來。我現在只寫一點雜文，并未管到后世，然而卻也時時覺得有人在推著我的背脊阻止我。好了，現在把到1935年3月止的文章編訂成集，終算告了一個小小的結束。倘使一定要說《推背集》有什么意思，那么，這就算是我的意思吧。

末了，我得特別感謝黎烈文先生，他提起我寫這些文章的興趣。同時， 對于為我出這本書而盡過力的幾位先生， 一并在此志謝。

1935年5月記于上海旅次

(《推背集》， 上海天馬書店1936年版)

賞析 1933年至1934年之間，魯迅經常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寫稿，攻擊時弊，為避免麻煩，他只好不斷更換筆名。唐弢初學寫作，也常在這個副刊上投稿，因二人文風相似， “唐弢”被一些看文章?？啃嵊X的人當成了魯迅的筆名之一。1935年，唐弢將自己的文章結為《推背集》，并寫了這篇序文。

無怪乎“英雄們”把唐弢的文章同魯迅先生的相提并論，的確，從這篇序文中就可以看出來，唐弢的文章中隱隱有些“魯迅風”。

一個人的覺醒程度與其精神痛苦的深度是成正比的，長夜難明， “中國覺醒的人……須一面清結舊賬， 一面開辟新路”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哪里是路呢?”1935年黃梅時節的唐弢，正在苦悶之中深深思索。

唐弢在思索魯迅。魯迅所處的環境是險惡的：“生長在沙漠上，眼看著同伴們的高升，退隱，叛離，而自己卻依舊在風雪的長途中跋涉，時時受到敵人的襲擊”，但是魯迅卻沒有絲毫的妥協與屈服： “還是繼續吶喊，繼續在寂寞里打著‘逍遙游”’。魯迅正如他1934年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所說，是那種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人，雖然“被摧殘，被抹殺”，以至被逼轉入“地底下”，卻仍在“前仆后繼的戰斗”。唐弢對魯迅是敬重的，認為魯迅“對于每一件事物，都有深切的認識”， 自己文章雖表面與魯迅的相似，但由于是從“書本里尋求”來的， 比起魯迅“親身經歷過的記載來”， “相差是很遠的”。不過，還是可以這樣說，魯迅的“苦斗”感染、激勵著唐弢，也是唐弢的苦斗，同樣作為覺醒的先驅者，他們所體驗到的巨大的精神苦痛也是有相似仍至相同處的。魯迅在《隨感錄》中，曾引用易卜生《國民公敵》中的名言：“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眱赡觊g一直生活在“悲憤、疲倦、寂寞”中的唐弢是孤立的，但同時也是強有力的。

唐弢也在思索道路。

“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已經為青年指出了道路。1933年《自由談》刊出啟事“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他們不但自己“玩著奇奇怪怪的把戲”，而且勸青年們“學老成，裝閑適”。唐弢對于這些紳士，是橫眉冷對，不屑一顧的，在“畜生打獵，而人反而被獵”(魯迅《準風月談》)的年代，不談風云反談風月，是“活得不耐煩”了。顯然，這條道路是唐弢拒絕的，他“于是不再走到紳士座上去”。

唐弢是個“帶有幾分年青人的血氣的粗胚”， “年青”昭示著進步與活力，“血氣”意味著激情與頑強， “粗胚”則象征著純潔的非成熟。青年，是唐弢苦苦思索后的希望所在。路在何方這個問題當時的唐弢是無法回答的，莊子說：“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唐弢知道，光“哀”是于事無補的，“真之進步，在于己之足下”(魯迅《文化偏至論》)。既然已有的只是歧路和窮途，那么真正的路“必須由青年們自己去開出來”。這是唐弢對青年的要求，也更是對自己的要求。正如李大釗對青年的希翼： “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盡管拿你的光明去明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時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犧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發生出來。只要你的光明永不滅絕，世界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天。努力呵!猛進呵!我們親愛的青年!”

唐弢的思索是不會有結果的，因為他需要上路;但他的思索是極其富有價值的，因為它使他在上路時更知道如何走。

負有使命感的一代人就這樣“向野地里踉蹌地闖進去，黑暗跟在他后面……”(魯迅：《過客》)

“推背”的意思是與停止有關的，但《〈推背集〉前記》留下的卻是一幅前進者的剪影。他覺醒了，他不再猶豫，在與黑暗的掙扎搏斗中，在靈魂的陣痛裂變中，內心巖漿般灼烈的沖突外化為高度的冷靜與深刻，這也正是唐弢當時生活與精神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