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個雜文集子《不驚人集》被一家出版家要去，迄今快要兩年了，可是總不見出版。出版家的意思我猜不透，我自己是既因疏懶， 又因并不看重自己的作品，一直沒有去問問。所以這個集子到底能不能出版，連作者的我也不知道了。

不想如今卻又到了編排第2個集子的時期。前回的結(jié)集， 是為了紀念我的女兒的滿歲，這回卻并不是紀念我的兒子的滿月， 雖然我的兒子恰巧是在這集子開編的一月之前誕生的。我現(xiàn)在的一點微意， 只在乎給憎惡雜文的大方家們看看：又有雜文集出世了!

現(xiàn)在倘有人說某人是“雜文家”，那一定含著輕蔑之意，所以有的人是不愿接受這個名稱的，但是我愿意;而且，我愿意連著這名稱，把它所含的輕蔑也接受下來。我在兩年以前，就表明我只是個文化界的打雜者， 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專門的行業(yè)， 那么一向所做的當然是雜文;雜文做得多的人倘是“雜文家”， 那么我當然也是“雜文家”;“雜文家”如果應該輕蔑，那么我當然也是應該被輕蔑的。

我覺悟這一切，所以直直白白，名這回的集子曰：《打雜集》。

“打雜”在吾鄉(xiāng)的土語里叫做“打短”， “打雜者”則叫“短工”。《阿Q正傳》里的阿Q和小D，便是這類的人們。我們看看阿Q的生活罷：

阿Q沒有家，住在未莊的土谷祠里;也沒有固定的職業(yè)，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春米，撐船便撐船。工作略長久時，他也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們忙碌的時候，也還記起阿Q來，然而記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狀”;一閑空，連阿Q都早忘卻，更不必說“行狀”了。(《阿Q正傳》第二章)

這樣的阿Q， 豈非就是“雜文家”的影子么?“雜文家”雖然也被人稱做“家”， 但那決不能跟“小說家”“批評家”之類的“家”相提并論，也不過是“土谷祠”而已;人們忙碌的時候被記起， 一閑空被忘卻，這也是“雜文家”的情況;阿Q沒有人記得“行狀”， “雜文家”不能置身文學史，這又是相同的。

像阿Q這類的人，假如喊出“勞工神圣”的口號， 以為自己的工作也很高尚， 那是要給人們笑死的罷;但是他所做的， 卻種種是于未莊人有益的工作;所以未莊省他不來， 而且還需要一個跟他一樣的小D。被人們所輕蔑的人倒是于社會有用的人，這本不算一件反常的事。

我之所以不管人們輕蔑， 自顧做我的“雜文”，就是因為相信在現(xiàn)在這個時代中， “雜文”對于社會實在很有點用處。但要做到于社會有用， 雖是“打雜”，卻也得有真本事;割麥，舂米，撐船等事，都不是隨便做得來的。我的“打雜”的本領(lǐng)，恐怕僅趕得上那“又瘦又乏”的小D，比阿Q還差得遠。然而不論是阿Q或小D，我以為較之趙太爺，趙秀才，假洋鬼子等等的人們，實在都要高尚得多，有用得多。

至于那些只能做雜文來罵倒雜文的大方家們，在我看來， 只是趙太爺府中的奴才本家趙司晨， 趙白眼之流罷了， 只要給他們一聲“呸!”， 就夠的。

我做過短工的人家， 確也不少。這集子里所收的雜文， 便是從《自由談》，《人間世》，《申報月刊》， 《中學生》， 《社會月報》， 《新語林》，《太白》，《文學》，《新生》這9種刊物上剪下來的。所談的問題真可以算雜，就是文體，也因刊物的性質(zhì)各異， 為了適合起見而常常變易。譬如編在最后的一部分文章，便因為是替《新生》做的，所以表現(xiàn)著務求通俗的努力。

我的思想?yún)s是一貫的，所以《人間世》要我做“閑適”的文章，我就做不出。《人間世》辦起的時候，林語堂先生寄給我的約稿信中，原說是因為嫌《論語》的范圍太狹，所以要另辦一個較為寬廣的小品文雜志，我以為這是好的，就答應撰稿， 不過我寫的是我自己的意思。誰知我的意思竟軼出了 《人間世》的范圍，那編者便常常給了“太革命了”“太那個了”等等的批語而刪削我的稿件中的文句。對于我的文稿實行刪削， 是由《人間世》的編輯人“非法地”開始的。這種態(tài)度很使我不快， 于是我就懶得給他們幫忙了。

這兩三年來，我就是因為筆下的這些雜文， 得到許多人的愛惜，同時也惹起許多人的厭恨。這種結(jié)果使我知道我的雜文于換取微末的稿費之外，也還有別種代價，我因此感到安慰，再看那愛我者正是我之所愛，恨我者亦正是我之所恨，這安慰就愈大;雖然愛我者大抵是跟我一樣的無拳無勇的不幸的青年，而恨我者卻有力量足使我受傷致死，但是我仍然感到莫大的安慰。

日本有島武郎曾說他是因為寂寞而創(chuàng)作，他說：

在我的周圍， 習慣與傳說， 時間與空間，筑了十重二十重的墻，有時候覺得幾乎要氣閉了。但是從那威嚴而且高大的墻的隙間， 時時望見驚心動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隱忽現(xiàn)。得見這個的時候的驚喜，與看不見這個了的時候的寂寞，與分明的覺到這看不見了的東西決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現(xiàn)了的時候的寂寞啊!在這時候，能夠?qū)⒖床灰娏说臇|西確實的還我，確實的純粹的還我者， 除藝術(shù)之外再沒有別的了。

我的動手寫作，常常也因為感到寂寞，我的寂寞，是明明知道在威嚴而高大的墻外就有著新的生活和新的自然而不得見， 不得近的寂寞。因此我要打毀這墻，然而我沒有巨大的撞棰(belier)，我只能對著我的面前的墻咚咚地擲些石子，使它起一些麻點而已。

關(guān)于這本雜文集子， 本來還有許多話可說， 但是我要“帶住”了，省下時間，預備再去做別的雜文。這話雖然預告了我的將來仍然沒有偉大作品，但是什么是叫做偉大作品呢?倘若在包圍著我們的墻壁上去畫些山水花卉或者人物故事， 以抒性靈，或者寄托理想，算是創(chuàng)作， 可算偉大， 那么我情愿謝謝罷!

1935年4月3日徐懋庸記于上海

(《打雜集》，上海生活書店1935年6月版)

賞析 提起雜文，人們已經(jīng)不再陌生。它直面現(xiàn)實人生，像匕首，像投槍，或長或短，可嘻笑怒罵，可嚴肅陳辭，可秉筆直書，可委婉諷喻，寫作手法非常靈活。但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它似乎始終不能與小說、詩歌等平起平坐。尤其是在30、40年代，一方面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猖狂進犯，反動的御用文人和閑適文人以小說等形式，或者粉飾太平，顛倒黑白;或者抒寫性靈，對局勢漠不關(guān)心。雜文和雜文家因為不肯和他們同流合污，于是遭到輕蔑、憎惡，甚至壓制。然而正直勇敢的作家是不在乎這些的。他們鐘愛雜文，以之為武器，向著濃重的黑暗沖鋒陷陣。徐懋庸便是其中的一員大將。他為自己的雜文集《打雜集》所作的序言，可以說是一篇面對反動文人的輕蔑，表明自己決不輟筆的戰(zhàn)斗檄文。

序言筆酣墨飽，痛快淋漓地道出了作者對于雜文這一“邊緣文學”的偏好。雜文雖然為小說家、批評家所輕蔑，但它對于人生和社會的價值卻不可磨滅，不容忽視。而且雜文更不是隨便什么人都做得出來的，它需要的是真本事，對世事敏銳的洞察和迅速的反應。其地位舉足輕重，可與小說等分庭抗禮而無愧于心。這些決不是作家的一時憤激之辭，它道出了所有雜文知音的心聲。直到今天，任何一位雜文家，任何一個愛好雜文的人看到這篇序言都會“心有戚戚”，拍手稱贊的。作者昂揚的斗志，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桀驁，時時在文字間閃爍出光彩。

《〈打雜集〉題記》不僅在內(nèi)容上有穿越時空的意義，在寫作特點上也不失為一篇優(yōu)秀雜文的典范。下面就幾點稍作分析。

首先是命題立意上的煞費苦心，卻又似乎渾然天成，不露斧鑿經(jīng)營之痕。集子名稱定為《打雜集》，看起來語不驚人，也不醒目，但從序言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它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凝聚和寄托。表面上它概括了雜文、雜文家的特點：打雜，地位不顯要，易被人忽視。然而更深的含意卻是雜文的作用不容置疑。作者無意于同小說家們一起吟風弄月，抒性靈，歌頌升平，更不屑于與毀謗、壓制他人的批評家為伍;他甘愿以“打雜者”自居，做些切實而有價值的工作。作者的褒貶愛憎，抑揚傾向，使人一目了然。

其次是巧妙而精當?shù)脑O喻。本文的比喻可謂俯拾皆是。如以阿Q、小D之類的“短工”來比喻雜文創(chuàng)作者，以其幫工的地位喻雜文家的創(chuàng)作，以他們的可憐境遇比喻雜文家的無正當“名份”;以“趙太爺府中的奴才本家趙司晨、趙白眼之流”喻那些做雜文來罵倒雜文的“大方家們”。這些比喻寓含著作者的譏諷和嘲謔。他把森嚴、恐怖、黑暗的現(xiàn)實比作“威嚴而高大的墻”，把自己針砭現(xiàn)實的創(chuàng)作比作“對著墻咚咚地擲些石子，使之起些麻點”，把那些反動文人粉飾現(xiàn)實的創(chuàng)作比作在“包圍著我們的墻壁上畫些山水花卉或者人物故事”，等等。這些比喻信手拈來，通俗而形象，巧妙而自然。

再就是本文筆鋒犀利，慷慨淋漓，抒情意味濃厚。在許多地方作者都是直言不諱，毫無顧忌，愛憎非常鮮明。如：“我愿意連著這名稱，把它所含的輕蔑也接受下來”，“我覺悟這一切，所以直直白白地名這回的集子曰： 《打雜集》”，“至于那些只能做雜文來罵倒雜文的大方家們，在我看來，只是趙太爺府中的奴才本家趙司晨，趙白眼之流罷了，只要給他們一聲‘呸!’就夠的”等，諸如此類，義正而辭嚴。

有時候作者用反語來譏諷：“我現(xiàn)在的一點微意，只在乎給憎惡雜文的大方家們看看：又有雜文集出世了!”“‘雜文家’雖然也被人稱做‘家’，……也不過是‘土谷祠’”而已;“被人們所輕蔑的人倒是于社會有用的人，這本不算一件反常的事。”作者在生動、幽默的語言中包含了無情的諷刺，很有些魯迅風格的影子。在這些言語中間，我們仿佛察覺到作者的一腔凜然正氣，不由得會肅然起敬，不由得會帶著一種被激動起來的心情去翻閱他的《打雜集》。

整篇序文結(jié)構(gòu)嚴謹。開頭用第1個雜文集未能出版，作者又編排了第2個集子發(fā)端;中間由“打雜”、“雜文家”宕開筆墨，寫自己為何不顧輕蔑，執(zhí)意于雜文創(chuàng)作;進而說到自己創(chuàng)作的緣由，層層推進，反復申述了雜文創(chuàng)作的價值及自己從事雜文的決心;結(jié)尾表明自己不改初衷，仍將堅持下去。不管筆墨延伸至何處，作者決心畢生致力于雜文創(chuàng)作的精神一直作為“主旋律”貫穿始終，彼此呼應，因而顯得脈絡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