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先人^①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 有能紹明世^②，正《易傳》， 繼《春秋》， 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③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④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⑤曰：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⑥，諸侯害之， 大夫壅^⑦之。孔子知言不用，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⑧， 以為天下儀表，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以達王事^⑨而發矣。’子曰： ‘我欲載之空言， 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⑩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 別嫌疑， 明是非， 定猶豫，善善惡惡^⑾，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 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于變; 《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 《書》記先王之事， 故長于政; 《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 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 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 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 其指數千^⑿， 萬物之散聚， 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 不可勝數。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故《易》曰： ‘失之毫厘， 差以千里^⒀。’故曰： ‘臣弒君， 子弒父， 非一旦一夕之故也， 其漸久矣⁽¹⁴⁾。’故有國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弗見， 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¹⁵⁾。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 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 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 臣不臣則誅， 父不父則無道， 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 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 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 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 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 “唯唯， 否否⁽¹⁶⁾?不然。余聞之先人曰：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 《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 褒周室， 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¹⁷⁾，封禪⁽¹⁸⁾，改正朔⁽¹⁹⁾， 易服色⁽²⁰⁾，受命于穆清⁽²¹⁾，澤流罔極⁽²²⁾，海外殊俗，重譯款塞⁽²³⁾，請來獻者， 不可勝道。臣下百官， 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 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德不載， 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之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 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于是論次其文。七年⁽²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²⁵⁾。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 《書》隱約⁽²⁶⁾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²⁷⁾;孔子厄陳、蔡， 作《春秋》⁽²⁸⁾;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²⁹⁾;孫子臏腳， 而論《兵法》⁽³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³¹⁾;韓非囚秦，《說難》《孤憤》⁽³²⁾;《詩》三百篇， 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 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³³⁾以來，至于麟止⁽³⁴⁾， 自黃帝始⁽³⁵⁾。

……序略，以拾遺補藝⁽³⁶⁾，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 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 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中華書局本二十四史《史記》卷一百三十)

注釋 ①先人——指其父司馬談。②紹明世——承繼圣明之世。③小子——對長輩的自稱。④上大夫壺遂——上大夫，官階名。壺遂，漢梁人，官至詹事， 曾與司馬遷共制漢歷。⑤董生——指董仲舒，西漢思想家、經學家，著有《春秋繁露》。司馬遷曾從他學《春秋》。⑥魯司寇——魯國主管刑律的官。⑦壅 (yong)——本指用土為植物培根，這里作排擠解。⑧“是非”句——是非，褒貶。《春秋》載魯隱公元年(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間的事，計242年。⑨王事——治理天下的事。⑩深切著名——深刻切實，淺顯明白。⑾善善惡(wu)惡——獎善嫉惡。⑿“《春秋》文成數萬”二句——《春秋》經文一萬八千字，故云“文成數萬”。《春秋》言簡意賅， “微言大義”，故云“其指數千”。《史記·孔子世家》：“約其文辭而指博。”《史記·儒林傳》：“其辭微而指博。” ⒀“失之毫厘”二句——今本《周易》無此語。《禮記·經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⒁“臣弒君”四句——《周易·坤文言》：“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久，積漸久遠。⒂“守經事”二句——“經”與“變”、“宜”與“權”均為對文。經，常;變，變更。宜，常理;權，變通。⒃唯唯，否否——唯唯，應諾聲。否否，疑惑聲。⒄獲符瑞——符瑞，祥瑞的征兆。此指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獲白麟事。⒅封禪——古帝王于泰山上筑土為壇祭天，報天之功，曰“封”;于泰山下小山梁父山上辟場祭地，報地之功，曰“禪”。秦、漢后，封禪為國家大典。⒆改正朔——更改歷法。正，指一年的開始;朔，指一月的開始。古時改朝換代，新王朝為表示“奉天承運”，故有改正朔之舉。⒇易服色——改變車馬祭祀的顏色。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漢初從商尚黑，文帝改為黃，武帝仍用黃。服，乘。(21)穆清——本指天空清穆之氣，這里代指天。(22)澤流罔極——恩澤如流水沒有邊際。(23)重譯款塞——重譯，因語言不通，須經多次轉譯。款塞，扣邊塞之門前來臣服。(24)七年——從太初元年(前104)至天漢三年(前98)。(25)幽于縲紲——囚禁在牢獄。幽，囚禁。縲紲(lei xie)，拘系犯人的繩索，引申為牢獄。(26)隱約——義深言簡。(27)“昔西伯”二句——西伯，西方諸侯之長，指周文王姬昌。羑(you)里， 舊址在今河南省湯陰縣北。《史記·周本紀》：“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28)“孔子”二句——《史記·孔子世家》載，魯哀公四年，陳、蔡大夫怕孔子受聘楚國，從而危及陳、蔡，“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又說，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由此慨嘆道窮而作《春秋》。(29)“左丘失明”二句——左丘明，春秋魯國人。相傳曾任魯國太史，為《春秋》作傳，稱《左傳》。因其雙目失明，后人稱為盲左。《史記》謂“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不知所本。厥(jue)， 乃。(30)“孫子”二句——孫子，姓孫，名不詳，戰國時齊人，軍事家。《史記·孫子吳起傳》僅說“世傳其兵法”，未言卷帙。《漢書·藝文志》著錄“《齊孫子》八十九篇。”附注：“《圖》四卷。”師古注：“孫臏。”此書失傳已1700余年。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發掘出《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先秦兵書竹簡。經初步整理， 《孫臏兵法》440余枚，11，000余字。(31)“不韋”二句——呂不韋，戰國末秦陽翟(今河南禹縣)大商人。助莊襄王嗣位有功，因此為丞相。秦始皇即位，尊為相國，號稱“仲父”。后被罷官，令其“與家屬徙處蜀”，畏罪自殺。呂不韋為相國時，“使其客人人著所聞”，“號曰《呂氏春秋》，亦名《呂覽》”。(32)“韓非”二句——韓非，戰國末韓國貴公子，與李斯同受學荀卿，著名法家大師。屢勸韓王變法圖強，不納，發憤著書，即今傳《韓非子》。《說難》、《孤憤》是其中的兩篇。后使秦，為李斯忌才讒陷，入獄自殺。(33)陶唐——即帝堯，姓伊祁，名放勛。堯初封于陶，后又封于唐，故號陶唐氏。(34)麟止——即麟趾，雙關語。《史記索引》引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于此，猶《春秋》終于獲麟然也。”(35)自黃帝始——《史記》以《五帝本紀》為第一篇， 《五帝本紀》又以黃帝為開端。(36)藝——指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賞析 司馬遷為其《史記》所寫的《太史公自序》， 自述著作《史記》的動機和他的歷史觀，以及《史記》一書的創作精神。篇中借和壺遂的談話，揭示其著書大旨。他從著述實踐中體會到古人“發憤”著書的心情，把問題歸結到“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他所謂“述往事，思來者”，正是針對現實，有感而發的。

從這篇《自序》我們可以感悟到：司馬遷是一位有獨立人格、獨特見解，從而能夠獨樹一幟的歷史學家。因此，他能夠以宏闊的視野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考察歷史， “稽其成敗興壞之理”而成“一家之言”，創造了一部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魯迅語)的紀傳體通史——《史記》，在中國史學史上豎起一座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豐碑。

在司馬遷看來，歷史著作是為社會的長治久安服務的。所謂“《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就是這個意思。同時，著史應該從政治觀點出發，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評價，有肯定有否定，即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他就是按照這樣的宗旨來編篡《史記》的。

然而，歷史賦予司馬遷的并不是可以昂首闊步的坦途。天漢二年(前99)，一場巨大的災難降臨了，——“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這一年，李陵配合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征匈奴，率領步兵五千人深入匈奴腹地，力戰之后，兵敗被俘。消息傳來，武帝震怒，朝臣紛紛附隨斥罵李陵。司馬遷憤怒于安富尊榮的衣冠縉紳對冒死涉險的將領毫無同情心，根據自己平素對李陵的了解，認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以后必將伺機報答漢朝。他的辯護觸怒了武帝，認為他“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將其下獄治罪。次年，有消息說，李陵在匈奴教單于治兵以防漢軍(其實是另一降將李緒所為)，武帝未經核實，就把李陵的母親、妻子、兒女處死，司馬遷也被處以死刑。按當時法律，死刑可以用重金贖免，也可以改為腐刑。司馬遷孤貧無助，惟一的活路是接受腐刑。

司馬遷受腐刑出獄，雖然官拜中書令，但痛感自己作為“身殘處穢”的“閨閣之臣”是人生的奇恥大辱，比死刑更為痛苦。這場災難，使他對專制暴君無理可喻的權威，對人生在根本上為外力所壓迫的處境，有了清醒的認識。他一度想自殺，但想到父親的臨終囑咐：“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他想到《史記》的編纂尚未完成， 只好“隱忍茍活”，在著述中求得人生價值的最高實現。

他從先哲的著述中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充足的理由：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 《說難》 《孤憤》; 《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發憤”著書，這是一位學者對君主的淫威和命運的捉弄所能采取的最有意義的反抗形式。為此，司馬遷惟感其書稿“草創未就”，“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效法古代“倜儻非常之人”在困厄中化恥辱為動力，更加集中精力創作《史記》。

司馬遷“發憤”著書，更出于自覺的史學意識。他非常看重史學是史學家們不應為之中斷的具有連續性的神圣事業，——這當然也是他父親的遺愿：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司馬遷為“繼《春秋》”事業，終于在太始四年(前93)左右，完成了《史記》這部前無古人的歷史巨著。

《史記》是司馬談和司馬遷父子兩代人用他們的心血和生命寫成的。他們精心研究了當時所能見及的史料，尤其是司馬遷，利用游歷和扈從的機會收集和訂正了許多史料，進行了創造性的加工和整理。班固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質，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

時代造就了司馬遷，司馬遷也以自己的才華、鑒識和毅力所凝聚的成果回報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