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看見國畫的山水， 不由的我就要問：為什么那小橋上，流水旁，秋柳下，與茅屋中， 總是那一二寬衣博帶， 悠悠自得的老頭兒呢?難道山間水畔， 除了那愛看云石的老翁，就沒有別的居民?除了尋詩踏雪的風趣，就沒有別種生活嗎?

從歷史中的事實， 與藝術(shù)家的心理，我得到一些答案：原來世上的名山大川都是給三種人預備著的。頭一種是帝王， 自居龍種非凡，所以不但把人民踩在腳底下，也得把山川放在口袋里;正是上應天意， 下壓群倫，好不威嚴偉大。因此， 他過山封山，遇水修廟;山川既領(lǐng)旨謝恩， 自然是富有四海，春滿乾坤了。第二種是權(quán)臣富豪，不管有無息隱林泉之意， 反正得占據(jù)一片山，或是一湖水，修些亭園，既富且雅;偶爾到山中走走，前呼后擁， 威風也是鎮(zhèn)住了山靈水神。第三種是文人墨客， 或會畫幾筆畫， 或會作些詩文，也都須去看看名山大川。他們用繪畫或詩文諛贊山川之美，一面是要表示自家已探得大自然的秘密，亦是天才，頗了不起;另一方面是要鼓吹太平， 山河無恙;貴族與富豪既喜囊括江山，文人們怎可不知此中消息?橋頭溪畔那一二老翁正是詩人畫家自己的寫照， 夫子自道也。

于是山川成為私有， 藝術(shù)也就成了一種玩藝兒。山間并非沒有苦人，溪上正多餓漢， 不過是有殺風景， 只好閉目無睹;甚至視而不見，免得太欠調(diào)諧，難以為情。藝術(shù)總得瀟灑出塵，或堂皇富麗;民間疾苦， 本是天意如斯， 死了不過活該而已。

直到今天，這現(xiàn)象依然存在， 雖然革命歷有所年， 而藝術(shù)頗想普羅。宮殿之美，亭園之勝，所以粉飾太平;春光秋色，納納詩文，所以廣播風雅;開山導水，修廟建碑，所以提高文化。富貴者有命， 風雅者多趣;以言平民， 則肚子餓了頂好緊緊腰帶， 別無辦法。及至日寇逞蠻，燒山毀市， 犬馬古玩與古書名畫，頗有車船可運;把孩子擲在路上與河中者， 則仍是平民。雖在困難期間，仍有閑情逸致， 大人先生，由來久矣。

前幾年，馮先生住在泰山。泰山不是上自皇帝重臣， 下至文人騷士，所必游覽的五岳之一么?按說， 馮先生就該夏觀日出， 冬眺松雪，每有靈感，發(fā)立詩詞， 豈不地靈人杰，相得益彰?可是他偏愛留神山上山下的民間生活：見了纏足的婦女，他覺得可憐;看到老人推磨，他想到近世的機械發(fā)明， 與我們的事事落伍……人人引起他的同情，事事激起他的憤慨。于是他就創(chuàng)立了十五處小學，給鄉(xiāng)民子弟以受教育的機會。更造起陳列館來， 廣收科學儀器，植物標本， 藝術(shù)作品，與衛(wèi)生圖表等等，教老百姓們開開眼，長點知識。每一得暇，他便去訪問居民;每得機會，便幫助他們作些有益于大家的事。慢慢的，那里成了個教育中心;雖王公大人還是到那里游玩散悶， 可是馮先生心中欲另有一座泰山——泰山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缺衣缺食， 窮困無知，便是泰山之恥;古跡怎樣多，風景怎樣美，都在其次;百姓不富不強， 連國家也難保住， 何況泰山!

陳列館中最近的添置是48塊刻石，刻的是泰山民間的生活情形。馮先生雖已與泰山居民打成一家，可是他怕一離開那里，大家就松懶下來，忘去他的指示，而舊病復發(fā);若是刻在石上，安在館中， 圖是真情，詩是實話，常來看看，總是以提醒大家，應當一致努力。再說遠處人民來朝山拜頂?shù)模钋闆r本與此差不多，看看這些也能得點教訓。還有，那登泰山而小天下， 自以為了不得的人們， 見此也得倒吸一口涼氣，知道活的泰山原來另有一番光景，并非只有松石古跡而沒有受罪的活人。

刻石上的詩是馮先生作的， 字也是他寫的。那些詩既不以風花雪月為題， 自然用不著雕詞鑲句;他老是歉意的名之為“丘八詩”， 其實句是真， 自具苦心也。至于那些字， 恐怕連他自己也不忍過于謙虛：寫得確是雄渾大方。那些圖，是出自趙望云先生之手。事真湊巧，馮先生同情老百姓，愛助老百姓，愿替老百姓作事說話，甚至把老百姓的真情實況刻在石上，恰好就有個生在民間，喜愛鄉(xiāng)村的畫家來幫忙。趙先生的山水畫本來很有功夫， 可是他不喜山水里那些古裝的老翁， 所以就在鄉(xiāng)間細細的觀察，深深的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圖畫里， 以求抓住民間的現(xiàn)實生活，使藝術(shù)不永遠寄存在虛無縹緲之間。他來到泰山， 馮先生便托他畫圖。詩成圖就，便利用山上的青鋼石 ——色青而質(zhì)硬， 用手指一敲，便當當?shù)捻憽蛠肀镜氐膸酌常_始平石刻字。鄉(xiāng)下的石匠不免有些土氣，可是馮先生不肯另找名手，怕飯被外人吃了去。事在人為，趙先生親自監(jiān)工， 與工人一同蹲在那里，有說有笑，可是眼睛管事， 一筆也不將就;結(jié)果，48塊都刻得非常滿意。

不幸，泰山也遭受了敵人的轟炸;這些刻石的命運如何還不可得知。金錢人力即使都不可惜， 民間生活的真情實錄可是決不忍丟掉。國家的衰弱，根本因為民力的單薄;民裕國才能富， 民聰國才會強。這是馮先生時時向人提醒的一點，也就是這些刻石的所由來。現(xiàn)在，他把這些刻石的拓片，制成版，訂成冊。刻石不幸失落，影片仍在人間;有心人定會由這里悟出戰(zhàn)事失敗的遠因，也會看出轉(zhuǎn)敗為勝的關(guān)鍵;平日人民生活的寫照，正是目前流民圖的底稿。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事尚可為，過勿憚改。由這么去看，這本影拓便自有它的意義。若以為這是賣弄高雅，保存詩畫，你算猜錯，全不相干。

1938年元月15日老舍序于武昌

(選自 《老舍文集》第15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

注釋 ①《泰山石刻》影拓本，趙望云畫，馮玉祥撰寫詩文。文中馮先生即馮玉祥。

賞析 馮玉祥(字煥章)是一位著名愛國將領(lǐng)。1933年，他組織軍民進行了察北抗戰(zhàn)之后受到排擠，不得已解甲歸隱泰山，住武賢祠。但他身居名山，心卻仍緊緊系念著老百姓，經(jīng)常察訪民情，設(shè)法替他們辦些實事，如置辦陳列館、開設(shè)學校啟迪民智等，與那些游山玩水以自娛或解脫為目的的達官顯貴、騷人墨客全然不同。馮玉祥自幼失學，大半生在戎馬倥傯中度過，卻酷愛讀書、作詩文、練書法。老舍的大名早為他所熟悉。老舍作品的愛國及民本思想以及通俗化特色，又與他的追求相契合，因此在他隱居泰山之時，就極意想邀請當時正在濟南齊魯大學教書的老舍上山教他學文學。老舍感謝馮的盛情，卻婉言拒絕上山， 回答是現(xiàn)下正忙于教書、寫作，上山的事以后再說。1935年，馮玉祥從民族大義出發(fā)，重新出山，任南京國民政府的副委員長， “七七”之后駐武漢。老舍也于1937年11月只身流亡到武漢。機緣相遇，受馮玉祥款待，老舍便被邀請住進了馮公館，這使老舍對馮有了更多的了解。當馮決定將他在泰山時主持制作的48方石刻拓印出版時，老舍便當仁不讓寫下這篇序文。

一部作品的序文置于原作正文之前，其作用在幫助讀者更好地把握作者其人其作。但一些人在為他人所作的序文中，總不免時有溢美言詞，或流于泛泛之論，或傷于太過隨意，說了一些與本題無關(guān)的廢話。老舍的這篇序則全然不一樣。《泰山石刻》及其拓印本的讀者群顯然是有限的，但即使你原作未讀過，你也得承認老舍這篇序是一篇內(nèi)容充實、有真情、有見地、立意深刻的好文章。

在這篇序作中，老舍沒有采用單刀直入、切近本題的方法，而是先拉開來，由平時欣賞國畫產(chǎn)生的感受思考開始，以排比的三個詰問句提起全篇，抓住讀者，然后用自我解答方式亮出自己的鮮明觀點。以文章結(jié)構(gòu)看，這首段起得突兀又自然;以論題看，接下去的回答深厚，高屋建瓴。在進一步的自我回答中，序文既嚴厲批判了帝王將相、達官顯貴將山河據(jù)為私有的不合理歷史現(xiàn)象，又對文人墨客置“溪上正多餓漢”的慘象于不顧，一意去描繪山河無恙，溪畔老叟的使藝術(shù)“瀟灑出塵”“成了一種玩藝兒”的不良傾向。尤其嚴重的是，上述現(xiàn)象，直到作者寫序文的當時——抗戰(zhàn)大時代——“依然存在”，甚至有加無已!“富貴者有命，風雅者多趣;以言平民，則肚子餓了頂好緊緊腰帶，別無辦法。及至日寇逞蠻，燒山毀市，犬馬古玩與古書名畫，頗有車船可運;把孩子擲在路上與河中者，則仍是平民”。對在國難時期大人先生們的“閑情逸致”及置民眾生死于不顧，老舍是充滿了憤怒和嘲諷，它充分顯示了老舍的民本思想和藝術(shù)必須“普羅”(普及到大眾)的進步觀點。

從序文開頭到“大人先生，由來久矣”，構(gòu)成這篇序文的前半部分。文章作了過半，并未有只字提到“馮玉祥”或“石刻”，但這確實是我們認識馮玉祥及其石刻拓印冊價值的有機部分。這是一個鋪墊，有了這一鋪墊，你才感到馮玉祥及其石刻是怎樣站在一個時代的水平線之上;這是一個標準，有了這一做官和藝術(shù)的標準做對照，你才更鮮明地感到了馮玉祥的所做及其石刻藝術(shù)的更深刻內(nèi)涵及價值，“若以為這是賣弄高雅，保存詩畫，你算猜錯，全不相干”。

序文的后半具體敘述了馮玉祥賦閑泰山期間的行為及《泰山石刻》的產(chǎn)生、特點、價值。馮玉祥沒有去欣賞泰山冬夏的松雪與日出，而是“偏愛留神山上山下的民間生活”，老百姓的不幸時時引起他的同情，激起他的憤慨，他為民興辦了福利機構(gòu)，他“心中欲另有一座泰山”——泰山的老百姓。他不但期望泰山的百姓改變貧窮和愚昧，而且期望提醒更多的人，從泰山民間的生活情形得點教訓。“民裕國才能富，民聰國才會強”，于是他不但以詩配畫的形式添置了48塊刻石，真實地記錄下泰山普通百姓的生活，而且將其拓印出版，以廣影響。序文最后從國家本位和人民本位的高度肯定了石刻拓片的價值，“有心人定會由這里悟出戰(zhàn)事失敗的遠因，也會看出轉(zhuǎn)敗為勝的關(guān)鍵;平日人民生活的寫照，正是目前流民圖的底稿。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事尚可為，過勿憚改”。這是對石刻拓印稿的精當概括，又是本序文的基本出發(fā)點，畫龍點睛，語義警策，使序文在意境思想升到最高點時戛然而止，令人嘆服。

老舍一生為他人所作的序文不多，在他所寫的全部序作中，包括他為自己的作品寫的序跋在內(nèi)，這一篇應當說是最有分量的篇章之一。它將評述對象置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抗戰(zhàn)大時代的雙重背景上，站得高，評述具體，語詞平實、精當，從而使序文獲得了豐厚的內(nèi)容和鮮明的時代感，列入序跋名篇而毫無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