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集體合作、分篇論述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編寫的宗旨是力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根據確切可靠的材料，實事求是地敘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與外國的文化交流。因受目前研究狀況的限制， 只包括了二十幾個國家，有些只能以區域或洲為單位而未能按國敘述(各篇按國名英文字母次序排列，合數國或一洲為篇的，列在后面)。本書的重點放在文化(精神的和物質的兩方面)的交流與相互促進， 力求避免只談單方面影響。當然，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中國與外國的文化交流，也不排除中外的某一方， 某一時期中， 某一領域內單方面影響較大或較深。但千百年來中外文化交流的總趨勢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總的成果是共同提高。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只有與外界交流，從各方面吸取營養， 以豐富充實自己，才能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輝煌發展。歷史上氣象恢宏的漢唐盛世就是如此。今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 當然也要吸收世界各國人民的優秀文化成果。面對當前的形勢， 學習和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無疑是迫切需要的。

文化究竟是什么?據說國內外所下定義不下數十種。依我看，文化應當包含一個民族通過長期體力和腦力勞動所取得的物質的、精神的全部成就。進一步，也許可以分成三個層次。一般說起文化，就想到哲學、文學、美術、音樂以至宗教等主要與精神文明有關的東西，這可以說是與政治、經濟相對而言的狹義的文化。其實，政治生活中的典章制度，經濟生活中的生產交換，社會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 以及與衣食住行有關的物質條件如生產工具、服飾、房屋、飲食、車船等等生活用具，也莫不都是一個民族通過長期勞動和經驗所取得的精神的或物質的成就， 是人們體力和腦力勞動的結晶，應該說是廣義上的文化。無論狹義的或廣義的文化， 它產生之后，就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發揮作用， 并隨著歷史條件推移而變化， 其作用的性質(進步或落后)也會有所變化，要作實事求是的分析。我們今天吸取各國文化成果， 當然也需要區分其進步的、民主性的菁華和落后的以至反動的糟粕。抉擇和判斷， 有所去取， 擇善而從。

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一個層次，姑名之為深義的文化。這就是說， 在狹義文化的某幾個不同領域， 或者在狹義和廣義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領域中，進一步綜合、概括、集中、提煉、抽象、升華，得出一種較普遍地存在于這許多領域中的共同的東西。這種東西可以稱為深義的文化， 亦即一個民族文化中最為本質或最具特征的東西。這樣說也許太抽象， 不妨舉例以明之。

以日本而言，我覺得仔細分析追究起來，她的文化中包含若干本質特征。其中之一是日本傳統文學藝術中每每崇尚兩個特點，可以譯為“苦澀”和“閑寂”， 而二者又有相通之處。這二者的具體表現，可以形容為簡單、質樸、纖細、含蓄、古雅、引而不發、不事雕飾等等。文學作品中，俳句講求這種意境，而日本人民所最喜聞樂見的俳句體裁本身，是由五七五等共17個音節構成的短句， 當然也符合簡單質樸的要求。再看宗教領域， 雖然富于思辨性的佛教宗派如法相宗、三論宗等很早傳入日本，但未能長久流傳。長期以來為日本人民所篤信的佛教， 乃是主張頓悟的禪宗、口念阿彌陀佛即可成佛的凈土宗等，都是簡單質樸， 與復雜思辨和繁冗儀式無干的宗派。再從廣義文化來說， 日本吉慶儀節之尚白色， 建筑之喜本色木料不加油彩， 席地而坐的房中陳設之簡單樸素， 用具如瓷器造形著色之古拙高雅， 以至日常飲食之清淡簡單等等， 其間可說都貫串著“苦澀”、“閑寂”的精神，這難道不算是日本文化從深處考察所得的一種特征或本質嗎?

再舉一個例子。也許由于島國山川秀麗、氣候宜人的原故吧， 日本人民自古以來對大自然特別愛好， 因而對于季節的轉換，對于山川草木，都表現出特別的敏感。這也構成日本文化的特征之一。最早的詩歌集《萬葉集》里， 其分類之一就是按春夏秋冬四季之歌。俳句在短短17個音節中，還要包括能透露寫作季節之詞。日本人住宅庭院盡管窄小，也往往布置纖巧的“泉石之勝”。東京鬧市中一座高層建筑的樓上，有一家日本式餐館。雖非戶外，卻在入口處布置了水池一泓， 山石數塊， 用白砂鋪成曲徑， 使人忘記是剛從鐵籠般的電梯走出來。插花藝術和具有“咫尺天涯”之妙的盆栽在日本盛行，也不外這個道理。還可以從社會領域考察。日本在江戶時代除大名武士公卿以外，老百姓是不許有姓的。明治維新以后， 一般人民方得稱姓。今天日本最多的姓， 東部是鈴木、佐藤， 西部是田中、山本，都離不開大自然。至于以山川草木花卉開名的習慣，就更為普遍。這些都說明，愛好大自然是日本文化的特征之一。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芳賀矢一(1867—1927)曾寫過一本《國民性小論》。他的觀點與所列10項內容姑不置論，但其中有三項和我目為日本文化特征者不約而同， 即：愛草木喜自然， 淡泊、纖巧， 而他認為這都屬于國民性亦即民族性。民族性應如何理解，提煉到最后的文化特征是否即屬于民族性范疇，我都不敢妄論，但我認為，這種文化特征是認識一個民族所必需的，這才是一個民族靈魂深處的特征。譬如認識一個人， 只知其姓名籍貫身材面貌當然不夠，還必須了解其經歷。但如果說真正認識一個人，最根本的還須了解其靈魂深處的思想性情，這才算得上真知其人。同樣，對于一個民族， 只了解其政治經濟制度當然不夠，還要通曉其歷史語言，但更重要的， 還要了解其文化——不僅狹義、廣義的文化， 而且要了解深義的文化， 亦即一個民族的靈魂深處。研究一個歷史時代也是如此。政治事件、經濟制度以外，如果對文化了無所知， 或者只具備狹義以至廣義的文化方面的知識， 而不能從深義上有所了解，亦即不了解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風貌，這種歷史知識也是不完整的。順便說一句，今天學習外國語言， 學習本國和外國歷史，在這一點上，不是都存在著亟待充實加強的地方嗎?

從千百年來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來看， 很明顯， 文化也不應只包括狹義的即思想、文學、藝術而已。唐代中國典章制度之影響日本，科舉制度之影響朝鮮高麗王朝， 中國文字之影響周圍國家(日本假名、朝鮮吏讀與諺文、越南字喃)， 甚至考試制度在近代時期之傳入英國，這些交流都應歸入文化之列。至于各國與中國之間衣食住行婚喪禮俗之交流濡染， 不但史不絕書， 而且今天還在不斷進行之中。所以， 回顧中國與外國交流的歷史， 還可幫助我們正確理解什么是文化。另一方面， 在這三個層次的文化之中， 狹義和廣義的文化可以互相學習、引進， 在對方國家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而深義的文化， 由于是長時期在特定的、自然的、歷史的和社會的條件下所形成、成為民族精神的結晶， 已經近乎民族性的東西，也可以互相交流學習， 加深理解， 作為參考。如上文所舉日本文化若干特征中的兩點， 它們是日本民族之所以成為日本民族的構成成分，我們愿意理解它、欣賞它，但又不像狹義或廣義的文化那樣容易移植引進， 拿過來化為我有。看來， 無論哪一層意義上的文化， 交流吸收過程中都必須考慮并結合自己的情況。放之四海皆準的馬克思主義，我們不是還要使它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嗎?

歷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有許多途徑。官方派遣使節、學生、樂舞團體等， 贈送各種禮品(包括手工藝品和動植物等)及書籍， 是一條通常的渠道。宗教與貿易，是另外兩條重要的途徑。宗教不是一出現就變成人民的鴉片煙。初期佛教和基督教都曾是在下層人民一邊， 反抗當時社會秩序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某些派別， 都曾經成為人民起義的思想武器。只是當宗教被反動統治階級所利用時，才成為欺騙麻痹人民的東西。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 宗教也起過正面的作用， 雖然傳播宗教的人本身并沒有意識到。隨著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印度富于思辨性的哲學、邏輯學、文學、音樂、繪畫、雕塑、舞蹈等等， 都隨之而來， 大大豐富充實了魏晉到隋唐這700年間的中國的思想學術與社會文化生活。我們今天欣賞云岡龍門的石窟和敦煌的壁畫雕塑， 只是驚奇古代勞動人民能工巧匠的聰明智慧， 當年開鑿石窟，雕像繪畫的最初宗教目的， 腦中早已不復存在。鑒真東渡日本，帶去了唐朝建筑、雕塑、繪畫等工藝技術和醫藥之學， 作為重要的文化使節，至今為日本人民所懷念。耶穌會士東來傳教， 同時帶來了當時西方先進的算學、天文、地理等門學問和工藝技術。如果這些學問不受阻礙繼續傳播， 發揚光大， 中國歷史的面貌可能與今天不大相同。法顯、玄奘、義凈、樊守義^①等宗教信徒， 客觀上對中外文化交流都不同程度地起了作用。尤其有趣而無獨有偶的， 是明末的耶穌會士意大利的利瑪竇， 和清末民初的基督教牧師德國的衛禮賢^②。他們都抱著用自己的宗教來感化異端的目的而來， 最后傾倒于中國數千年傳統的思想文化， 沒能有效地傳播天主教與基督教，反而變成了中國文化的積極宣傳者。他們的著作在西方所起作用影響， 絕不在馬可·波羅傳播的東方地理知識之下。所以，對宗教特別對傳教士的看法同樣應當堅持辯證觀點。

在朝貢形式之下的貿易互通有無， 內容十分廣泛， 商人經營的貿易就更加如此。以中國的輸出而言，物質文化方面較高級物品，如絲綢、瓷器等固無論， 明清時代鐵器輸出到菲律賓、緬甸、泰國，木制家具輸出到菲律賓，也莫非文化交流。而精神文明的產品， 同樣是歷代商人販運的對象。唐代白居易的詩和張鷟的文章， 都為朝鮮日本所喜，唐朝商人甚至偽造白詩以圖利， 反映文學作品在中外交流市場上的需要。明清時赴泰國的商人對《三國演義》的愛好與談論， 引起了泰國人民對這部名著小說的興趣， 產生了幾種泰文譯本。清代中國商人到日本通商， 販運貨物之外， 書籍也是大宗。幫助日本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的魏源《海國圖志》，就是清朝商人幾次舶載進口的。今年獲得日本學士院獎的大庭修教授的《江戶時代日本接受中國文化之研究》，所依據的主要史料之一，就是清商歷次販運進口的大批書籍的目錄， 和這些書籍售出后的下落。說明商人貿易與文化交流也是密切相關的。

在這三方面之外， 文化交流還有意外的渠道， 為當時的人所意想不及的， 即戰爭與掠奪也會造成文化交流的機會。13世紀蒙古統治者向西擴張， 為中西文化交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唐代高仙芝與大食交戰的咀邏私一役(751年)，被俘走的唐朝工匠把造紙術傳入阿拉伯世界，進而遠播西方。中國開始與拉丁美洲的接觸與交流， 有賴于16世紀末葉以來西班牙殖民者占據馬尼拉并控制它與墨西哥的海上商業往來。這樣的事在世界歷史上尚不乏其例。

本書參加編寫者是(以姓名筆畫為序)：丁建弘、王宏緯、戈寶權、葉奕良、朱龍華、何芳川、陳玉龍、陳炎、張廣達、張芝聯、楊兆鈞、楊通方、周玨良、周南京、季羨林、羅榮渠、耿引曾、夏應元、葛治倫。有的同志擔負了一篇以上。由于同志們的專業有歷史、文學、語言之別， 在圍繞文化交流這個共同要求之下，各篇側重點可能略有不同，但于全書整體似無妨礙。各篇學術觀點及材料依據一依作者之舊， 主編只作了糾謬補缺和整齊劃一的工作。關于尚無定論的問題，如中國的甘薯究傳自緬甸或傳自菲律賓， 兩篇之間暫不強求統一。如果全書有原則錯誤， 則主編不能辭其咎。

我國與不少國家文化交流的歷史內容異常豐富， 而有些國家的材料又尚待廣泛深入發掘。由于概述性質和字數限制， 本書的論述遠遠不夠充分。為了給有意進一步鉆研的同志提供一點線索， 有的篇后列了參考書目， 有的文中關于材料來源作了詳細腳注，也起到書目的作用。這里附帶對有志于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同志們提供兩點建議：一、要研究中國與某一國家文化交流的歷史， 除去必備的比較全面而細致的中國史知識之外， 必須通曉對方國家的語言文學， 研究其歷史， 才能更有效而深入地理解文化交流史。二、要使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取得更好的成果， 一方面必須廣泛搜集狹義的、廣義的文化內容在兩國之間如何交流， 另方面還必須在此基礎上追究文化的影響是否和如何在對方國家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這樣全過程的闡明，才能使這門學科向縱深發展。

最后，應該說明的是， 編寫這本《中外文化交流史》， 是周揚同志久已提出的建議，而且是在他親自關懷下才得以組織編寫的。我們謹把這本書奉獻給他。

1986年7月

(《中外文化交流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注釋 ①見本書“從‘絲綢之路’到馬可·波羅”篇。②見本書“視線所窺，永是東方”篇。衛禮賢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青島，先父叔弢先生(名暹，以字行)曾從之學德文，并在其指導下翻譯了康德一封信札，定名《康德人心能力論》。此書191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最早的漢譯康德著作，也算是中德文化交流一個小小的側面。

賞析 周一良先生這篇5000余字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前言》極具學術價值，閃發著熠熠思想光焰。作者用十分經濟的筆墨，在文章首尾分三處略述《中外文化交流史》一書編寫的起因、宗旨、內容、體例、重點、特色、作者以及本書的缺憾，而將主體部分全用來闡釋以中外文化交流為核心的相關論題：文化影響的雙向性、文化定義中的狹義性廣義性和深義性、宗教發生發展過程中的積極性和消極性、文化交流中的自我性和渠道的廣泛性等等。這些問題的提出與闡釋，既說明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主旨和特色，從而起到了一篇前言所應起到的作用，又回答了中外文化研究中的一些敏感問題、疑難問題，進而增強了這篇前言的思想價值與學術價值。

本篇前言最具啟示力的觀點首先在于第一次提出了深義文化這一論題。作者認為，文化應當包括一個民族通過長期體力和腦力勞動所取得的物質和精神的全部成就。其中既包括與精神文明有關的哲學、文藝、宗教等狹義的文化現象，也包括除此之外的典章制度、風俗習慣以及工具、服飾、房居、飲食等廣義的文化現象。除此，還有深義文化這一層次：“在狹義和廣義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領域中，進一步綜合、概括、集中、提煉、抽象、升華，得出一種較普遍地存在于這許多領域中的共同的東西”， “亦即一個民族文化中最為本質或最具特征的東西”。作者結合日本文化的具體內容，通過由表及里、由個別到一般的深入分析，指出深層文化這種“東西”是具有傳統性的“民族精神的結晶”，是來源于“民族靈魂深處”的“思想性情”，因此，文化特征歸根結底是國民性格、民族性格的特征。作者這一論斷的重要價值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本質屬性、本質特征，拓展了加深了文化研究的領域和層次;而且它還具有文化研究方法學方面的意義：有形的文化現象來源于無形的文化特質，狹義文化、廣義文化受制約于深義文化，準確地認識狹義文化和廣義文化現象首先或根本上應認識深義文化，這樣才能避免空泛、虛飄、游離、偏差和形而上學。由此，文化研究的意義也就不僅僅在于認識文化本身，更在于認識民族的優秀品質、發揚民族的優良傳統、光大民族的不朽精神，乃至改造優化民族性格。

本篇前言對文化影響雙向性的強調同樣是十分精彩的見識。在作者所強調的“千百年來中外文化交流的總趨勢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總的成果是共同提高”這一樸素真理中，我們既能領悟到學習和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必要性，又能糾正我們在文化借鑒方面的一些認識和實踐方面的偏頗。本世紀我國容納西學的高潮先后出現在世紀初的“五四”時期和世紀末的八九十年代。在西學引進容納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忽略、沖淡乃至于絕對否定極端反叛的不良傾向，真所謂東風難擋西風、輸出弱于輸入、漢語不敵洋字、外文壓倒國粹。周一良先生在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過程中“力求避免只談單方面影響”，在本篇“前言”亦涉獵中國典章制度之影響日本、科舉制度之影響朝鮮高麗王朝、中國文字之影響周圍國家、考試制度傳入英國以及鑒真東渡和瓷器鐵器輸出等現象，這既體現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科學態度和基本原則，揭示了任何民族的傳統文化都具有相當的合理性經典性這一基本規律，同時也顯現了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寶庫中的寶貴價值和獨特地位，強化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本篇前言以說為輔——篇幅只占十之一二——以論為主;論述中主次分明，重點放在深義文化上。論證中又集中以日本文化為例，論據經典，視野開闊，顯示出思想性與知識性的完美統一、學術性與可讀性的完美統一。行文無情緒型的起伏波動，完全是理性的平靜持恒， 自信與自謙恰到好處，既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又不顯驕妄，以理示人，平實可信。在語言方面喜用者、方、尚、亦、其、乎、所等文言詞語和之字句，偶有“水池一泓、山石數塊”等駢句和“苦澀”“閑寂”“古雅”等蘊意精確深長的詞語，具有一種學者型的準確練達潔凈的語言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