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軾《靈璧張氏園亭記》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于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楩，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鱉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

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璧而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后出仕于朝，名聞一時。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妄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于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于故而難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茍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筑室藝園于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沖。凡朝夕之奉，燕游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 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于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之澤也。

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于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游，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宋神宗元豐二年 (1079) 七月，世稱“烏臺”的御史府御史何正臣、舒亶、李定等先后斷章取義蘇軾詩文，構陷東坡愚弄朝廷、譏斥時政，鑄就震驚朝野的“烏臺詩案”，加罪東坡。其中，“文罪”之一即為《靈壁張氏園亭記》中蘇軾所言的“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妄其身，不仕則忘其君”一句，被“烏臺詩案”定為“教天下之人必無進之心，以亂取士之法”之罪名，系獄而后貶至黃州“賦閑”。這篇作于當年三月蘇軾罷知徐州改知湖州上任途中的園林文字，可欣賞的“風光”，固然有蘇軾因文累罪的、得之于心成之于紙的“不必仕，不必不仕”“可隱可仕”的儒意佛心道人語，但靈壁張氏園亭可觀覽的顯然不止于此，更有別景風光能夠娛情樂意。

《鳳陽府志》云：“張氏園亭，在靈璧縣 (今安徽靈璧縣) 古汴水之陽”，蘇軾以優美文字狀其景述其用，“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此句言張園以修竹喬木為庭院屏障，“高深”二字，寫出張園的規模與神秘感。“其中因汴之余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在造園藝術上，張氏可稱匠心獨運，借天成的汴河干涸后遺留下的水坑，人工注水為園中池塘，配上具有觀賞價值的奇石怪巖，形成假山假水別致景。小小園林中，自有一種山水格局陶然世界可以散心閑情。“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池中蘆葦蓮蓬菱芡覆水，高大桐柏遮山掩石，奇美花草點徑綴室，飛檐畫棟挑梁架屋，一園皆具。真是人造江湖山林庭院中既有“京洛、吳蜀之巧”，又有真江湖山水之靈氣。可供游覽之余，中看還中用的張氏園亭，“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鱉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身居一園，自足自樂自養自有一番天地，美觀實用，完全是中國園林的典型風格。如此風景，胸蘊山水的東坡，自然要停轎皖中名園，游情游意，賜與園主妙文墨寶了。

狀園之美述園之用如此，追園之成之功又何如呢?文章自然段二水到渠成似地把此問闡述明白了。園成之因在于“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璧而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張家祖上顯貴，鼎借祖蔭，成此蓄身養親之園亭。“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子孫發揚光大祖上功德，日日增治調理，半個世紀下來，才使得一個尋常居處坐落的家園成為“無一不可人意者”的可人園亭。

停轎坐愛張園景，步移足行中，東坡免不得要借園寫心，道一道他奔波于仕途宦道的了悟心得。“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古代的君子賢人，不一定非要入世做官，安邦治國;也不一定非要避世不做官，隱山匿林。“仕與不仕”關鍵在于能“蹈其義，赴其節”，入世出世都能自主自由，不失義節操守。說白一點，就是無論進退朝野，都不失獨立人格。蘇軾正是立于這一點，不茍同于那些安故難出的“出世者”、“多余人”，也批判了那些貪利忘義的小人，從而褒揚張氏先人“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其“筑室藝園于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沖。凡朝夕之奉，燕游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于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可隱可仕”進退入出自足自由的心志功德，果然“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這正是蘇軾所推崇的人生。

身隨時勢起伏升降，“時仕時不仕”的蘇軾，元豐初年已歷仕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親歷熙寧變法，對北宋反復多變、黨爭此起彼伏的動蕩政局感觸尤深。早年“奮勵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志銘》)的“仕”愿已屢屢受挫;更加思想中儒釋道一統于心，入世出世避世的念頭交織在一起，“不仕”意或淡逸或豪邁地表現在他黃州文學時期前后的詩文中。山水園林文字就經常和論政理事文字交錯出現，或共操于一篇，儒衣僧帽道人鞋著于一身，難分難解了。這是東坡散文中的一大風格。

自然段四，不用多費口舌，也不難看出東坡期望如張氏一樣，無論仕隱行處，能有一“可人園亭”，“養生冶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只可惜，東坡一生留下的都只是不限于此文的養性言志的浩瀚文墨而已，更何曾料及這點閑情逸致竟成了“莫須有”的罪名，使他鋃鐺下獄。政客們的腸胃未免也太小氣促狹了一些吧?子虛也好，烏有也罷，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