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近代文化，都從復興時代演出;而這時代所復興的， 為希臘羅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認的。我國周季文化， 可與希臘羅馬比擬，也經過一種煩瑣哲學時期， 與歐洲中古時代相埒， 非有一種復興運動， 不能振發起衰;五四運動的新文學運動，就是復興的開始。

歐洲文化， 不外乎科學與美術; 自純粹的科學：理， 化， 地質，生物等等以外， 實業的發達，社會的組織， 無一不以科學為基本， 均得以廣義的科學包括他們。自狹義的美術：建筑，雕刻，繪畫等等以外，如音樂，文學及一切精制的物品，美化的都市， 皆得以美術包括他們。而近代的科學美術，實皆植基于復興時代;例如文西、米開蘭基羅與拉飛爾三人， 固為復興時代最大美術家，而文西同時為科學家及工程師。又如路加培根提倡觀察與實驗法，哥白尼與加立里的天文學，均為開先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與美術家，何以不說為創造而說是復興?這因為學術的種子，早已在希臘羅馬分布了。例如希臘的多利式育尼式科林式三種柱廊， 羅馬的穹門， 斐諦亞， 司科派，柏拉克希脫的雕刻以及其他壁畫與花瓶，荷馬的史詩， 愛司凱拉， 索福克，幼利披留與亞利司多芬的戲劇， 固已極美術文學的能事，就是賽勒司，亞利司太克的天文，畢達可拉斯， 歐幾里得的數學，依洛陶德的地理，亞奇米得的物理，亞里斯多得的生物學， 黑樸格拉底的醫學，亦都已確立近代科學的基礎。

羅馬末年， 因日耳曼人的移植，而舊文化幾乎消滅，這時候，保存文化的全恃兩種宗教，一是基督教， 一是回教。回教的勢力，局于一隅;而基督教的勢力，則幾乎彌漫全歐。基督教受了羅馬政治的影響， 組織教會，設各地方主教， 而且以羅馬為中心，駐以教皇。于是把希臘羅馬的文化，一切教會化，例如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得， 自生物學而外，對于倫理學、美學及其他科學，均有所建樹，而教會即利用亞氏的學說為工具， 曲解旁推， 務合于教義的標準。有不合教義的，就指為邪教徒， 用火刑懲罰他們。一切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都被剝奪，觀中古時代大學的課程，除圣經及亞里斯多德著作外，有一點名學，科學及羅馬法律， 沒有歷史與文學，他的固陋可以想見了。那時候崇閎的建筑，就是教堂;都是峨特式，有一參天高塔，表示升入天堂的愿望，正與希臘人均衡和諧的建筑，代表現世安和的命運相對峙。附屬于建筑的圖畫與雕刻， 都以圣經中故事為題材;音樂詩歌， 亦以應用于教會的為時宜。

及13世紀，意大利詩人但丁始以意大利語發表他最著名的長詩《神曲》， 其內容雖尚襲天堂地獄的老套， 而其所描寫的人物， 都能顯出個性， 不拘于教會的典型;文詞的優美， 又深受希臘文學的影響而可以與他們匹敵，這是歐洲復興時期的開山。嗣后由文學而藝術， 由文藝而及于科學， 以至政治上， 宗教上，都有一種革新的運動。

我國古代文化， 以周代為最可征信。周公的制禮作樂， 不讓希臘的梭倫;東周季世，孔子的知行并重，循循善誘，正如蘇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陳王道，正如柏拉圖;荀子傳群經，持禮法， 為稷下祭酒，正如亞里斯多德;老子的神秘，正如畢達哥拉斯;陰陽家以五行說明萬物，正如恩派多克利以地水火風為宇宙本源;墨家的自苦，正如斯多亞派;莊子的樂觀，正如伊璧鳩魯派;名家的詭辯， 正如哲人;縱橫家言，正如雄辯術。此外如周髀的數學，素問靈樞的醫學，《考工記》的工學，墨子的物理學， 爾雅的生物學，亦已樹立科學的基礎。

在文學方面，《周易》的潔靜，《禮經》的謹嚴，老子的名貴，墨子的質素，孟子的條達， 莊子的俶詭， 鄒衍的閎大， 荀卿與韓非的刻核，《左氏春秋》的和雅， 《戰國策》的博麗，可以見散文的盛況。風雅頌的詩， 荀卿、屈原、宋玉、景差的辭賦，可以見韻文的盛況。

在藝術方面， 《樂記》說音樂，理論甚精，但樂譜不傳。《詩·小雅·斯干》篇稱：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翚斯飛”;可以見現今宮殿式之榱桷， 已于當時開始! 當代建筑，如周之明堂， 七廟，三朝，九寢， 楚之章華臺， 燕之黃金臺， 秦之阿房宮等， 雖名制屢見記載，但取材土木， 不及希臘羅馬的石材， 故遺跡多被湮沒。玉器銅器的形式， 變化甚多，但所見圖案， 以云雷文及獸頭為多，植物已極希有，很少見有雕刻人物如希臘花瓶的。韓非子說畫犬馬難， 畫鬼魅易，近乎寫實派;莊子說宋元君有解衣盤礴的畫史，近乎寫意派，但我們尚沒見到周代的壁畫。所以我們敢斷言的， 是周代的哲學與文學， 確可與希臘羅馬比擬。

秦始皇帝任李斯，專用法家言， 焚書坑儒。漢初矯秦弊， 又專尚黃老;文帝時儒家與道家爭， 以“家人言”與“司空城旦書”互相詆。武帝時始用董仲舒對策(《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對策‘今師異道，人異論，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皆絕其道， 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 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從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元元年， 丞相衛綰奏： “所舉賢良， 或治申， 商， 韓非， 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奏罷。”詔“可”。武帝乃置五經博士， 后增至14人， “利祿之途”既開， 優秀分子， 競出一途， 為博士官置弟子， 由50人， 而百人， 而千人， 成帝時至3000人;后漢時大學至2萬余生， 都抱著通經致用的目的， 如“禹貢治河”，“三百篇諷諫”，“春秋斷獄”等等，這時候雖然有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讖緯學的符命， 然終以經術為中心。魏晉以后， 雖然有佛教輸入， 引起老莊的玄學， 與處士的清談;有神仙家的道教， 引起金丹的化煉， 符箓的迷信;但是經學的領域還是很堅固，例如義疏之學， 南方有崔靈恩，沈文阿，皇侃，戚袞，張譏，顧越，王元規等，北方有劉獻之，徐遵明，李鉉，沈重，熊安生等; (褚季野說： “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安國說：“南人學問， 清通簡要;”支道林又說：“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觀月;南人看書，如牖中窺日。”)迄於唐代， 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經學的勢力， 隨“利祿之途”而發展，真可以壓倒一切了。

漢代承荀卿，屈原的余緒，有司馬相如，揚雄，班固，枚乘等競為辭賦，句多駢麗;后來又漸多用于記事的文，如蔡邕所作的碑銘，就是這一類。魏晉以后，一切文辭均用此體;后世稱為駢文， 或稱四六。

唐德宗時(西歷8世紀)，韓愈始不滿意于六朝駢儷的文章，而以周季漢初論辯記事文為模范， 創所謂“起八代之衰”的文章， 那時候與他同調的有柳宗元等。愈又作原道， 推本孔孟， 反對佛老二氏，有“人其人，火其廬， 焚其書”的提議， 乃與李斯，董仲舒相等。又補作文王拘幽操， 至有“臣罪當誅天王圣明”等語， 以提倡君權的絕對。李翱等推波助瀾漸引起宋明理學的運動。但宋明理學， 又并不似韓愈所期待的，彼等表面雖亦排斥佛老， 而里面卻愿兼采佛老二氏的長處;如河圖洛書太極圖等， 本諸道數;天理人欲明善復初等等本諸佛教。在陸王一派，偏于“尊德性”固然不諱談禪， 陽明且有格竹病7日的笑語， 與科學背馳， 固無足異;程朱一派， 力避近禪， 然陽儒陰禪的地方很多。朱熹釋格物為即物窮理， 且說：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 以求至乎其極，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似稍近于現代科學家之歸納法， 然以不從實驗上著手， 所以也不能產生科學。那時程頤以“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斥再醮婦，蹂躪女權，正與韓愈的“臣罪當誅”相等，誤會三綱的舊說，破壞“五倫”的本義。不幸此等謬說適投明清兩朝君主之所好， 一方面以利用科舉為誘惑，一方面以文字獄為鞭策， 思想言論的自由，全被剝奪。

明清之間，惟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有《原君》 《原臣》等篇;戴震《原義》， 力辟以理責人的罪惡;俞正燮于《癸巳類稿》存稿中有反對尊男卑女的文辭，遠之合于諸子的哲學，近之合于西方的哲學， 然皆如曇花一現， 無人注意。

直到清季，與西洋各國接觸，經過好幾次的戰敗，始則感武器的不如人，后來看到政治上了， 后來看到教育上， 學術上都覺得不如人了，于是有維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為號召，康有為譚嗣同是其中最著名的。

康氏有《大同書》本禮運的大同義而附以近代人文主義的新義，譚氏有《仁學》，本佛教平等觀而沖決一切的網羅，在當時確為佼佼者。然終以遷就時人思想的緣故，戴著尊孔保皇的假面，而結果仍歸于失敗。

嗣后又經庚子極端頑固派的一試， 而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同盟會，漸博得多數信任，于是有辛亥革命，實行“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的宣言， 當時思想言論的自由， 幾達極點，保皇尊孔的舊習， 似有掃除的希望，但又經袁世凱與其所卵翼的軍閥之摧殘， 雖洪憲帝制，不能實現，而北洋軍閥承襲他壓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興未艾。在此暴力壓迫之下， 自由思想的勃興，仍不可遏抑，代表他的是陳獨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于民國四年創刊， 他的敬告青年，特陳六義：一，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退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到民國八年，有《新青年宣言》，有云：“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 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上道德上經濟上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 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 和平的，相愛的，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 保守的， 消極的， 束縛的， 階級的， 因襲的， 丑的， 惡的， 戰爭的， 軋轢不安的， 懶惰而煩悶的， 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 至于消滅。”又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 有云： “他們所非難本志的， 無非是破壞孔教， 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 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 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 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 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孔教，禮法， 貞節， 舊倫理， 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國粹和舊文學。”他的主張民治主義和科學精神，固然前后如一， 而“破壞舊文學的罪案”與“反對舊文學”的聲明，均于八年始見，這是因為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起于五年。五年十月胡適來書， 稱“今日欲言文學革命， 須從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 不僻俗字俗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由是陳獨秀于六年二月發表《文學革命論》，有云：“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 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 則為我友胡適。余敢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這是那時候由思想革命而進于文學革命的歷史。

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牽涉到文學上?這因為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錢玄同于七年三月十四日 《致陳獨秀書》，有云：“舊文章的內容， 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 青年子弟，讀了這種舊文章，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誦， 不知不覺，便將為文中之荒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張的“廢滅漢文”雖不易實現， 而先廢文言文， 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獨秀的書，就說： “我們既絕對主張用白話體做文章， 則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應該漸漸的改用白話。我從這次通信起， 以后或撰文， 或通信， 一概用白話，就和適之先生做《嘗試集》一樣意思。并且還要請先生，胡適之先生和劉半農先生都來嘗試嘗試。此外別位在《新青年》里撰文的先生和國中贊成做白話文的先生們， 若是大家都肯嘗試， 那么必定成功。自古無的，自今以后必定會有。”可以看見玄同提倡白話文的努力。

民元前十年左右， 白話文也頗流行， 那時候最著名的白話報， 在杭州是林獬陳敬第等所編， 在蕪湖是獨秀與劉光漢等所編，在北京是杭辛齋， 彭翼仲等所編， 即余與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編的《俄事警聞》與《警鐘》，每日有白話文與文言文論說各一篇，但那時候作白話文的緣故，是專為通俗易解， 可以普及常識， 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張以白話代文言， 而高揭文學革命的旗幟，這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

歐洲復興時期以人文主義為標榜， 由神的世界而渡到人的世界。就圖畫而言， 中古時代的神像， 都是憂郁枯板與普通人不同，及復興時代，一以生人為模型， 例如拉飛兒， 所畫圣母，全是窈窕的幼婦，所畫耶穌，全是活潑的兒童。使觀者有地上實現天國的感想。不但拉飛兒， 同時的畫家沒有不這樣的。進而為生人肖像， 自然更表示特性，所謂“人心不同如其面”了。這叫做由神相而轉成人相。我國近代本目文言文為古文， 而歐洲人目不通行的語言為死語， 劉大白參用他們的語意，譯古文為鬼話;所以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的運動， 可以說是棄鬼話而取人話了。

歐洲中古時代， 以一種變相的拉丁文為通行文字， 復興以后， 雖以研求羅馬時代的拉丁文與希臘文， 為復興古學的工具， 而別一方面， 卻把各民族的方言利用為新文學的工具。在意大利有但丁，亞利奧斯多，樸伽邱， 馬基亞弗利等，在英國有綽塞，威克列夫等，在日耳曼，有路德等，在西班牙，有塞文蒂等，在法蘭西，有拉勃雷等，都是用素來不認為有文學價值的方言譯述圣經，或撰著詩文，遂產生各國語的新文學。我們的復興， 以白話文為文學革命的條件，正與但丁等同一見解。

歐洲的復興， 普通分為初盛晚三期： 以15世紀為初期， 以1500年至1580年為盛期， 以1580年至17世紀末為晚期。在藝術上， 自意大利的喬托，基伯爾提， 文西，米開蘭基羅，拉飛兒，狄興等以至法國的雷斯古， 古容，格魯愛父子等， 西班牙的維拉斯開茲等， 德國的杜勒，荷爾斑一族等，荷蘭與法蘭德爾的凡愛克， 魯本茲， 朗布蘭，凡帶克等。在文學上， 自意大利的但丁，亞利奧斯多，馬基亞弗利，塔蘇等，法國的露沙， 蒙旦等，西班牙的蒙杜沙， 莎凡提等，德國的路德， 薩克斯等， 英國的雪泥，慕爾， 莎士比亞等。人才輩出，歷300年。我國的復興， 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15年，新文學的成績，當然不敢自詡為成熟。其影響于科學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現個性的藝術，均尚在進行中。但是吾國歷史，現代環境，督促吾人， 不得不有奔軼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 至少應以10年的工作抵歐洲各國的百年。所以對于第一個10年先作一總審查，使吾人有以鑒往而策將來，希望第2個10年至第3個10年時， 有中國的拉飛爾與中國的莎士比亞等應運而生呵!

(《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1935年版)

賞析 這里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是中國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大系”。該“大系”共10冊，編輯出版于1934年至1935年間。分《建設理論集》、《文學論爭集》、《小說一集》、《小說二集》、《小說三集》、《散文一集》、《散文二集》、《詩集》、《戲劇集》、《史料索引》。由趙家璧主編，蔡元培寫總序。各分冊的主編，都是文學革命運動中的名人。該“大系”的出版，是中國30年代文藝界的大事。它是對1917年至1927年中國新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成績的總結，為以后的文學理論和創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這里所選蔡元培的《總序》，博大精深。它以簡練的文字，講述了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進程，同時，又講述了中國自周代以來的“科學與美術”的成就及演進。對如此博大、涵蓋古今中外的“科學與美術”歷史的序言，不要說鑒賞，就是將其內容加以解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此，筆者只好寫點自己讀此《總序》的體會了。

蔡元培的《總序》，是《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總序文。按常理推想，它應該講有關“大系”的事情。但序文幾乎沒有涉及“大系”，而是講歐洲“科學和美術”的“復興”，講中國歷代的“科學和美術”的演變。這怎樣理解呢?

這正是序文作者的高瞻遠矚之處。蔡元培沒有就事論事，而是將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放在世界科學和文藝這個大背景上，來看這次文化和文學革命運動的意義。他把中國的五四新文學運動，比做歐洲的文藝復興。

文化界的人們，對歐洲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的意義都很熟悉。它從13世紀意大利詩人但丁開始， 由文學復興，到藝術復興，又“由文藝而及于科學，以至政治上，宗教上，都有一種革新的運動。”正是這場文藝復興運動，打破了歐洲在宗教控制下的死氣沉沉的局面，不僅使歐洲社會變得生動活潑，而且使文藝、科學迅速發展起來。其意義之大，怎樣說都不會過分。

中國，從周代到民國，在文學和科學上，積累了豐富的成就。但在文化思想以及政治制度上，也積聚了足以阻礙中國進入近現代社會的污垢。五四新文學運動興起，它將像歐洲的文藝復興一樣，將中國推進到現代社會去。它的意義也是不可估量的。蔡元培所以花那么多筆墨去述說歐洲的文藝復興，其目的就在于說明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這種偉大意義。因為這種意義還一時難以顯示出來，所以作者采用了這種類比的方式加以論證。論證了新文學運動的意義，那么，作為這場運動的歷史記錄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意義，也就不言自明了。

這篇序言中，蔡元培又著重談了一個容易被人輕視的問題：白話文學的意義。

一談到“白話”與“文言”的問題，一些人便會認為這僅是“形式”問題，并不重要，甚至認為不具有革命意義。一些人把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視為“改良主義”，其根據就是說胡適所說的“八事”，主要是語言問題，涉及思想內容的太少。但蔡元培似乎并不這樣看。他似乎不這樣輕視詩文的“白話”化。

在序文中他專門提到，歐洲文藝復興時，他們“把各民族的方言利用為新文學的工具”，“歐洲人目不通行的語言為死語”。他們拋棄這種“死語”，用各民族的方言，創造了“各國語的新文學”。與此相類， “我們的復興，以白話文為文學革命的條件，正與但丁等同一見解。”那么這個“條件”當然具有革命意義，不是什么“改良主義”。所以序文中特別提到“錢玄同提倡白話文的努力”。

應該說蔡元培講得對。一些論者將“白話文”與思想革命割裂開來的看法是一種偏見。其實，胡適所講的“八事”， “須言之有物”， “不作無病之呻吟”兩條，講的就是內容。胡適也并沒有單講語言形式。所謂“形式主義”云云，實在是“莫須有”之罪名。如實說來，如果沒有胡適、錢玄同等提倡用白話寫詩作文，那么五四新文學運動能否開展得起來，還是個問題呢。即使開展起來，也不過類似于唐代的古文運動而已。

蔡元培在《總序》的最后說：歐洲的文藝復興， “歷300年”， “人才輩出”。“我國的復興， 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15年，新文學的成績，當然不敢自詡為成熟。”“吾人自期，至少應以10年的工作抵歐洲各國的百年。……希望第2個10年至第3個10年時，有中國的拉飛爾與中國的莎士比亞等應運而生呵!”

蔡元培寫此序文時已66歲，即所謂年近古稀。但從他所講的希望看，還不減當年的“奔軼絕塵的猛進”精神。這種可貴的人老心不老的精神，反映了我國知識分子的總體面貌，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代代發揚光大。

他的希望并沒有落空。我們雖不敢說在“第2個10年至第3個10年”中，中國就有了拉飛爾和莎士比亞，但在第2個10年中，中國新文學的長篇小說創作、話劇創作，都進入了成熟期，出現了能立足于世界文藝之林的作品。可以設想，若是沒有日本侵略者的8年侵華戰爭的破壞，那第3個10年中國的新文藝，肯定會有更令世人矚目的新成就，將更接近于蔡元培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