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書》^②曰：“詩言志。”《禮記》^③申其說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大序》^④復釋其義曰：“詩也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觀于此， 則千古詩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矣。

乃近世論詩之士，語及言志， 多視為迂闊而遠于事情， 由是風雅漸漓^⑤，詩教不振。抑知言志之道，無待遠求， 風雅固其大宗^⑥， 謠諺尤其顯證。欲探風雅之奧者， 不妨先問謠諺之途。誠以言為心聲^⑦，而謠諺皆天籟自鳴， 直抒己志，如風行水上， 自然成文， 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達下情而宣上德， 其關系寄托， 與風雅表里相符，蓋風雅之述志， 著于文字;而謠諺之述志，發于語言。語言在文字之先，故點畫不先于聲音， 簡札不先于應對。自來講點畫者，兼溯聲音之始;工簡札者，兼求應對之宜;然則談風雅者，兼誦謠諺之詞， 豈非言語文學之科實有相因而相濟者乎?

顧前人裒^⑧錄謠諺者，如郭氏茂倩之《古樂府解題》、左氏克明之《古樂府》、劉氏履之《風雅翼》、唐氏汝諤之《古詩解》， 則有謠無諺;臧氏懋循之《詩所》、郭氏子章之《六語》， 則謠諺并收，然皆以謠諺各列一門，而非以謠諺特編一集。至若周氏守忠之《古今諺》，則有諺無謠，楊氏慎之《古今諺》、《古今風謠》， 則謠諺分載，然其去取界限不甚謹嚴，故古籍每有闕遺，而今語尤多蕪雜，閱者未能滿其志焉。

頃讀觀察杜公手輯《古謠諺》一書， 采摭^⑨期于至詳， 裁鑒^⑩期于至審⑾，體例期于至密，訂正期于至精，集諸家之長，而無諸家之失， 其包羅宏富，共識為藝苑之詎觀矣。而余所以推重此書者， 則更在公之聽輿誦^⑿而酌民言，深有得乎詩教之本。蓋謠諺之興， 由于輿誦， 為政者酌民言而同其好惡，則芻蕘葑菲⁽¹³⁾，均可備詢訪于輶軒⁽¹⁴⁾，故昔之觀民風者，既陳詩亦陳謠諺。考之《左氏正義》， 以逍遙訓謠，許氏《說文》， 以傳言訓諺⁽¹⁵⁾。夫謠與遙同部，凡發于近地者， 即可行于遠方;諺從彥得聲，凡播于時賢者，即可傳之來哲。然則謠諺之語，在今日以為古， 在昔時則以為今， 所謂后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也。

此書有鑒于周、楊兩書之泛濫， 故但紀古而不紀今。然公于里諺民謠最能體察， 雖久司鹽萊⁽¹⁶⁾，未握臺綱， 而遇閭閻有控訴于前者，必善為綏撫，故事不越職， 而道濟于生人。加以前此兩攝東亭，輿情愛戴，士民之獻頌者，咸擬諸古循吏焉。此以知古人謠諺， 本不啻⁽¹⁷⁾言志之詩， 而編次成書， 即不啻公之言志，信足以闡揚詩教而主持風雅之盟矣。惟祝至今以往，將見班秩彌高而政績愈顯， 撰著益富而聲望愈隆， 其即以此書為左券⁽¹⁸⁾也夫。

(周紹良校點《古謠諺》， 中華書局1958年版)

注釋 ①《古謠諺》——清秀水(今浙江嘉興)人杜文瀾編輯，共一百卷。搜集古書中所引上古至明代謠諺，另有“附錄”與“集說”，共分三部分。按所引各書所屬經、史、子、集四部編排，注明出處，并有考訂。是書有咸豐十一年(1861)曼陀羅華閣刻本， 中華書局1958年版周紹良校點本。②《虞書》——見《尚書》，記載虞舜的傳說。③《禮記》——儒家經典之一。相傳為西漢戴圣編。四十九篇，后訂為十二卷。本書為秦漢以前《儒家治禮》所輯解釋和補充性傳習資料，初無定本，經東漢鄭玄作《禮記注》，乃成定本。唐孔穎達作《禮記正義》與鄭注合刊于原文之下，是為通行本。④《詩大序》——漢代趙人毛萇傳的《詩》，在每首詩題下均有序。唐人陸德明《經典釋文》引舊說，認為“《關睢》，后妃之德也”起到“用之邦國焉”止，稱為小序;自“風，風也”起到篇末叫做大序。⑤漓(li)——薄。⑥大宗——指事物的本源。⑦言為心聲——揚雄《法言·問神》： “言為心聲，書為心畫。” ⑧裒(pou)——聚。⑨摭(zhi)——拾取，摘取。⑩鑒——審察，細看。(11)審——詳細，周密。(12)輿誦——輿，眾。不歌曰“誦”。(13)芻蕘葑菲——芻蕘，打柴人。葑菲，均為菜名。(14)輶軒(you xuan)——輕車。古代帝王使臣所乘，后因稱使臣為“輶軒使”。周、秦時，每年八月遣輶軒使求各地方言。(15)以傳言訓諺——《說文》： “諺，傳言也。” (16)鹽笑——食鹽者的戶口冊籍。(17)啻(chi)——但，僅， 只。(18)左券——古代契約分為左右兩聯，雙方各執其一;左券即左聯，常用為索償的憑證。

賞析 《古謠諺》凡例第一則云：“謠諺二字之本文，各有專屬主名。蓋謠訓徒歌，歌者詠言之謂，詠言即永言，永言即長言也。諺訓傳言，言者直言之謂，直言即徑言，徑言即捷言也。長言主于詠嘆，故曲折而紆徐;捷言欲其顯明，故平易而疾速。此謠、諺之所由判也。然二者皆系韻語，體格不甚懸殊，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可以彼此互訓。”又說： “但紀古而不紀今，即古謠諺為名焉。”

按照杜文瀾的解釋，所謂“謠諺”也就是民歌，相當于《詩經》中的“國風”。但是，“詩三百”因了漢儒以來句句對證的解釋漸漸成為關乎教化的經典之作，以至被一步步地納入到統治階級的政治體制中，并在隨后的流傳過程中有了更明確的服務宗旨。隨著后世腦體分工的嚴格，詩歌的雅俗對立也就愈加明顯。前者指文人士大夫的頗為考究的書面創作，以雅正見長;后者指勞動人民“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口頭創作，其中有一部分為統治者所收錄。雅詩最終將俗詩排擠出詩歌的領地。先秦時候“風” (即民歌)、“雅”并行的詩壇變成雅詩一統天下的局面， “風”漸漸失去其含義而與“雅”一起作為正統詩歌即“風雅”(亦稱雅詩)而成為詩歌的代稱。“風”的概念則為謠諺取代。古代的采風制度荒廢了， “詩言志”的傳統也荒廢了。清人杜文瀾有鑒于此，故輯錄古籍中上古至明代的謠諺共3300余首，結集為《古謠諺》。劉毓崧的序言，對此作了說明，并表達了他對謠諺的看法。

劉毓崧著眼于謠諺與“風雅”的聯系，認為謠諺“與風雅表里相符”， “相因而相濟”。他從兩個方面加以論證：其一根據“詩言志”的傳統意義，從謠諺的起源談起，指出謠諺興于“輿誦”，即眾人的徒詩。古代采詩(亦稱采風)的人，向為政者“既陳詩又陳謠諺”。而統治者則根據謠諺了解百姓的“好惡”，并調整統治政策。古代的為政者正是看到了謠諺反映現實的精神而對其備加重視。可今世之人則把謠諺看成是遠古之事，將其反映現實的精神丟棄了，而且，“近世論詩之士”連“風雅”的“言志之道”也日益淡化了。這樣，不僅造成了謠諺和“風雅”的對立和因對立造成的詩歌范圍與含義的狹小，且也造成了“風雅漸漓，詩教不振”的現狀。實際上，謠諺和“風雅”同源于詩歌，都是表現人的思想感情的一種形式，它們共同承擔著“達下情而宣上德”的責任。其二是從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關系來論述。他據《法言·問神》 “言為心聲，書為心畫”之意，指出在表現人的思想感情方面，謠諺訴諸“語言”， “風雅”訴諸“文字”，而“語言”則是“文字”的前身。這樣，返祖歸源，劉毓崧就將謠諺重新置回詩歌園地。在理論上打破了“風雅”一統詩壇的局面。

劉毓崧關于謠諺和“風雅”關系的論述，無疑十分精辟而獨到。并且他對謠諺的看法更是一反前人(古時文人、士大夫)、時人對它的鄙薄，顯得極有見地。他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將謠諺看成一種抒情言志的獨立的詩歌樣式而發揚光大之，而是遵循了傳統的慣例，把它重新納回“達下情而宣上德”的關乎風化的老路上去。所以，正如他在序中所言，他推崇杜文瀾編輯的《古謠諺》，不僅是因為與諸選本相比它“集諸家之長，而無諸家之失”，更重要的是它的作者“聽輿誦而酌民言，深有得乎詩教之本”。劉毓崧對杜文瀾其書其人的嘉勉是以經學家的眼光作出的評價。清代“經世致用”的文風據此可略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