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雎》^②， 后妃之德也^③， 風之始也^④，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⑤。故用之鄉人焉^⑥， 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⑦，教以化之^⑧。

詩者，志之所之也^⑨， 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⑩，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⑾。

情發于聲， 聲成文^⑿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 其政和^⒀;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⒁;亡國之音哀以思^⒂， 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 三曰比， 四曰興，五曰雅， 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⒃， 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 禮義廢， 政教失， 國異政， 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⒄。國史^⒅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 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 民之性也;止于禮義，先王之澤也^⒆。是以一國之事， 系一人之本， 謂之風; 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其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⒇。

然則《關雎》《麟趾》⁽²¹⁾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 《騶虞》⁽²²⁾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命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²³⁾，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正義》卷一)

注釋 ①《毛詩序》——《詩經》傳至漢代有四家：魯(申培所傳)、齊(轅固所傳)、韓(韓嬰所傳)三家都立為學官，是今文學派;毛詩為趙人毛萇所傳.是古文學派。四家詩原都有序，惟《毛詩序》獨存。《經典釋文》引舊說：“起此至‘用之邦國焉’， 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毛詩序作者至今沒有定論，暫依范曄《后漢書·儒林傳》定為衛宏所作。②《關雎》——《詩·國風·周南》首篇篇名。③后妃——天子之妻。④風之始也——風指《詩經》的十五國風，指《關雎》是十五國風的第一篇。⑤風(feng)——教化。⑥鄉人——古代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讓鄉大夫教化百姓。⑦動——感動。⑧化——感化。⑨志之所之也——志，志意、懷抱。第一個“之”為連詞，第二個“之”為動詞， 往， 到。⑩形——表現。⑾“言之不足”二句——發言之后意猶未盡，以嘆息來延續它。嗟嘆仍嫌未盡，就要引聲長歌。永， 長。⑿文——歌曲。⒀“治世”句——治世，太平時代。和，和順。(14)乖——乖戾、背離。⒂哀以思——哀傷并思慕太平之世。⒃譎諫——用隱約的言詞勸諫。⒄變風變雅——變，指時世由盛變衰，政教綱紀大壞。清代馬瑞辰認為正變是根據政教得失來劃分的。⒅國史——王室史官。⒆澤——恩惠。⒇四始——鄭玄認為，風、大小雅、頌是“王道興衰之所由”。陳奐認為，風、大小雅、頌都以文王詩為開始。詩之至也，詩理至極，盡于此。(21)《麟趾》——《詩·周南》最后一篇。(22)《鵲巢》、《騶虞》——前者為《詩·召南》首篇，后者為末篇。(23)《周南》、《召南》——南是商代諸侯國名，后封為周公和召公的采邑，以陜原(今河南西部陜縣西南)為鄉界。這兩個地方的詩被收進《周南》、《召南》，當地民歌結合南國器樂奏出的樂調就是《周南》、《召南》的特征。

賞析 《毛詩序》是漢代學者對先秦詩歌創作的理論概括，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詩論的總結。在有的論述里，詩序和原詩比較脫節， 比如首篇《關雎》本來是描寫男女戀情的，卻被序作者說成歌頌“后妃之德”，顯然和原詩有很大距離，但并不影響詩序本身的理論價值。它首先闡明了詩歌的特征和詩、樂、舞的關系。早在《尚書》和《左傳》中就有了“詩言志”的觀點，它是儒家詩歌理論的基本綱領。詩序繼承了這種觀點，以“詩者，志之所之也”加以發揮，融入了“情”的因素，所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這是對先秦詩歌創作經驗的又一總結。如屈原根據自己的創作體會提出“發憤以抒情”，荀子在《樂論》中也說“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志”是符合理性的思想志向，屬于社會倫理范疇，而“情”是抒發個性的要求，將個體人性的抒情作為一種標準提到理論高度，是對先秦“百家爭鳴”時張揚個體人性的繼承，而且對于詩歌這種文學形式是非常適合的。對于詩歌的藝術特征也有所認識，“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肯定了詩、樂、舞三位一體的關系。

如果說詩可以言志抒情還注重個體，那么“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就是強調詩的社會作用。詩序強調“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對社會生活起到調和美化的作用， 由這條道路就可以達到儒家理想中的“大道”。詩歌關注社會生活可以通過兩個途徑，可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可以“以風刺上”，既可以贊揚歌頌， 也可以揭露諷刺，指出了詩歌與社會生活及政治的關系。

其次，關于詩歌的分類和藝術手法的探索，提出“六義”說。朱熹認為，風、雅、頌是三經， 是作詩的骨子， 賦、比、興是里面橫串的，是三緯。風指產生于各諸侯國的地方詩歌;雅是產生于周朝王都附近的詩歌;頌是祭祀時贊美祖先的詩歌。對三百零五篇詩作這樣的分類大體是正確的。對賦、比、興沒有進行深入論述。朱熹解釋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是對詩歌創作手法和創作規律的總結，表明詩歌是通過具體物象表現生活、抒發情志的。要求詩人熟悉生活、觀察細致，語言要含蓄、凝煉，啟人思維。

《毛詩序》過分強調以詩刺上要“發乎情，止乎禮義”，指出統治者的錯誤必須委婉，用引導的辦法幫助他們澄清認識，安撫人民的反抗情緒，消除敵對意識。過分注重“溫柔敦厚”的“中和”之美，雖然可以提高審美效能，卻阻礙了其他風格的發展，形成了硬性規定的藝術模式，排斥了熾烈感情的傾訴，也對創作產生了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