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脫險歸來， 在桂林住了8個月，勉強也寫了些雜文， 以應朋友之需索，前后不過寫了五六篇，但因分登各刊物，便見得到處都有我的雜文，好像數目不少，遂有柔草社以結集為請。既確知篇數尚不多， 則又請從舊作選取若干，雜湊而成一冊。理由是：這些舊作，內地亦不可得， 故冷飯再炒，正合需要云云。

然而作者的我聽了這話， 不禁毛骨悚然。5年來奔波西北與西南，眼界是放寬了些了，但書卷是拋荒了，居迪化一年，僅讀新書七八種，旅寓香港9個月，每晚讀書二小時，亦僅讀書10余種，這些書大半是歷史和哲學，現在一本也不存了。5年之中，平均4個月讀一本書， 學殖之荒蕪， 即此可見。照這樣子， 又如何寫得出像樣的雜文來?所以聽說舊作也還可以再印的時候，我實在并無一點喜悅，倒是午夜自訟， 常常弄成失眠的。

但終于答應了柔草社的請求了。重翻舊作， 擇其近于所謂“散文”而尚不十分惡俗者凡若干篇， 又加進了未收集的兩篇，近年來所寫的若干篇中又采取了三篇，共18篇，都為一集。題名為《白楊禮贊》， 則因例須擇一篇為書名，而同時亦以自志5年漫游中所得最深刻之印象罷了。

1942年11月12日于桂林。是日敵機先后4批來襲， 據聞共百余架， 我無損失。

(《白楊禮贊》， 柔草社1943年2月版)

賞析 《白楊禮贊》是茅盾應桂林柔草社之請而編選的一本散文集，依文

體和寫作年代，分為4輯，計18篇。第一、二輯為抒情散文，其中第二輯為20年代末流亡日本時所作。第三輯雜文7篇;第四輯速寫3篇。為該集出版而寫的這篇“序”，首先道出了對文學事業的嚴肅真誠，選文的嚴格審慎。茅盾散文創作始于20年代中期，至編輯本書的1942年已近20年，所得近百篇，舉凡散文的主要文體樣式，隨筆、速寫、小品、雜文、報告文學……各體皆備，卓然有成。反映社會生活的廣闊迅捷，氣勢的健舉，觀察的周到，分析的透辟，是罕有其匹的，這在30年代即有定評。郁達夫編“新文學大系”、阿英編“現代十六家小品”，都有精到中肯的評析。抗戰爆發后，雖顛沛流離，仍創作不輟，且思想藝術上都有新拓展，至今為人所樂道的《風景談》、《白楊禮贊》即寫于抗戰中。但茅盾對創作向持審慎態度，他曾坦然自陳： “我所能自信的， 只有兩點：一，未嘗敢‘粗制濫造’;二，未嘗為要創作而創作，——換言之，未敢忘記了文學的社會的意義。”( 《我的回顧》)此次編集《白楊禮贊》， 自云“擇其近于所謂‘散文’而尚不十分惡俗者”，結果所取不過十之一二，茅盾深恐有負讀者，有負社會的拳拳之心，即此可見一斑。

于“序”中，我們還可見抗戰期間，國家危難，生民維艱，作家的生活和創作同樣處于艱難窘迫之中。1937年上海失守至編選本集的1942年11月5年間，茅盾生活極不安定。先是離開生活戰斗了20年的上海，西去武漢，旋即南下廣州、香港，又遠赴新疆，幾遭軍閥盛世才的毒手。虎口脫險后，延安小住半年，又應周恩來之請，到達陪都重慶，參加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工作。皖南事變后，再赴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轉移桂林。作者不無感慨地說： “5年來奔波西北與西南，眼界是放寬了些，但書卷是拋荒了”，這該是實情。其中有得有失。所謂“得”者，亦如作者所說，眼界的拓寬、閱歷的豐富，特別是對延安軍民緊張的戰斗、生產、學習生活，有了更直接的體驗和感受，與他所熟知的國統區情形形成了鮮明對比，使茅盾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有了新的認識，精神得到振奮，其文章風格更形勁朗、明快，這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由于“學殖之荒蕪”所造成的藝術情趣上的某些不足， 自然，這還不是茅盾所期望的生活、讀書俱進的理想目標。

茅盾將該集題名《白楊禮贊》，一方面《白楊禮贊》確實代表了茅盾后期散文所達到的新的思想藝術境界，善用象征、高標理想，文章細膩綿密而又簡勁宏放;另一方面，也表明茅盾對那段延安生活的無限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