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夠讀完蕭乾同志所選編的《楊剛文集》的清樣，這不能不感謝蕭乾同志的努力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志們給我的機會。

楊剛同志是我最早認識的共產黨員之一。那是在1931年初，我剛在清華大學加入共青團之后不久。由于當時北平市的黨組織圍繞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和非常委員會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黨和團的市委聯合在清華團支部書記曾迪先同志(他是我的入團介紹人，分手后始終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的宿舍里， 召集過兩三次西郊區黨團員活動分子會議。這就使我能夠認識當時在燕京大學的幾位黨員， 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楊剛， 當時叫做楊繽。這一來因為她是當時參加會議的惟一的女同志，二來因為她的辯才。我仿佛記得，她當時是既反對四中全會， 又反對非常委員會的。不過我雖因迪先同志的介紹知道了她的姓名，她卻并不認識我， 我們以后再見時我也沒有提過這件事。

我在北平以后還因為團的工作去過幾次燕京大學， 卻沒有機會再見到她，也沒有聽說過她的消息。1932年5月我離開了北平， 自然更不能遇到她。1933年她曾在上海參加左聯工作， 時間似乎不長;我1935年去上海工作時， 她早已回到北平了。我看過商務版的《傲慢與偏見》的中譯本(這是這部名著的第一個中譯本，原書有吳宓教授的序)， 才知道她是學習英國文學的。抗日戰爭后期她去美國學習和工作，我曾在《大公報》上看過她的幾篇美國通訊。直到1948年底，她由香港來到河北省平山縣的黨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我才在周恩來同志把她介紹給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再次見到她， 因為年齡變化，她的面容跟我初次見面的印象已經很不同了。再到北京以后，我同她比較常見。但是直到這次讀《楊剛文集》， 我幾乎完全不知道她曾寫過這么多的作品， 包括詩、小說、散文和文學評論。無論在重慶和北京， 周恩來同志都非常器重她，我還記得他在西柏坡曾對毛澤東同志說她是黨內少有的女干部。她在《進步日報》、上海《大公報》、周總理辦公室、中央宣傳部、《人民日報》的工作，使我認識到她的多方面的才干。非常可惜的是我們竟始終沒有深談過，這也是我對她的文學活動和文學見解缺少了解的一個重要原因。

她在1955年不幸遭遇車禍， 造成嚴重的腦震蕩， 以后雖經休養，卻一直沒有能恢復正常。1957年10月，她偶然遺失了一個重要的筆記本。盡管沒有受過任何責怪，而且許多同志都曾勸解她務必不要為此著急，她仍然感到十分緊張(這無疑跟當時的十分緊張的政治空氣有關)，竟在10月7日在精神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不幸離開了人間。周恩來同志、鄧穎超同志和其他熟識她的同志都對她的不幸逝世非常痛惜，認為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損失。

由于我和《人民日報》社的同志們對她過去的文學活動了解很少(我只知道她曾擔任過《大公報》文學副刊的編輯工作)，也由于她逝世的特殊情況， 我們并沒有想起為她出文集的事。1960年夏， 我在哈爾濱養病，遇到當時擔任哈爾濱市委書記處書記的鄭佩同志(后名鄭依平，他是我1931年在北平認識的，也擔任共青團的工作， 以后在延安又見過，所以比較熟;可惜他已在1976年去世)， 在談話中知道他原是楊剛同志后來分居了的丈夫鄭侃的弟弟。可惜他也沒有對我談到楊剛同志的文學作品。可能因為工作不同， 來往不多，他也不很熟悉她在這一方面的成就吧。但是即使熟悉她的文學活動的同志，要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出版她的文集， 實際上怕也是不大可能的。

現在一篇篇地展讀她的遺文，我的心是多么沉重啊!她的逝世不但使黨和人民損失了一位忠誠優秀的女兒，而且使中國文學界損失了一位富有熱情又富有獨特風格和識見的難得的作家。她不是大作家，不追求文學的形式美(有時也不太講究修辭)，也不算多產，但在她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爭的經常奔波勞碌的歲月中，能寫出這樣多方面的優秀的作品來， 不能不使人敬佩。誰要知道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的心聲么?誰要知道舊中國各種各樣婦女的辛酸以及革命家的受難么?誰要知道美國社會各個角落里的生活畫面么?楊剛同志的詩、中短篇小說(歷史小說《公孫鞅》除外)和散文會給你一份真實的答案。楊剛同志的小說是樸素的，但是有一種深入人心直至撕裂人心的力量，例如被斯諾收入《活的中國》中的《肉刑》 (原題《日記拾遺》)就是這樣。她的詩可能不夠精練，卻是感情的燃燒。她的散文，特別是散文集《沸騰的夢》，是中國人愛國心的熾烈而雄奇的創造，在現代的散文中很難找出類似的作品來。其中的《此馬非凡馬》一文，私見可以編入中學語文課本。我想，單是這個散文集， 中國的文學史家就永遠不能忘記她。她的文學評論雖然寫得不多，她的獨到的見解也是人們所不應該忽略的。

愿她的文集的出版能使她的熱烈的生命長存在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讀者的心中。

1983年6月

(《楊剛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4年版。)

賞析 周恩來同志在西柏坡曾經對毛主席說過：“她(楊剛)是黨內少有的女干部。”因此出版楊剛的文集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楊剛文集》由大手筆胡喬木寫序，表明了這件事的重要程度。胡喬木的這一篇序文從1931年作者與楊剛相識說起，一直寫到她的不幸逝世。從遠及近，有詳有略，向讀者介紹了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的革命生涯。通過她在《進步日報》、上海《大公報》、《人民日報》等新聞部門和在周總理辦公室、中央宣傳部工作的情形，說明她對革命工作十分認真。為了自己偶然遺失了一個筆記本竟然表現得十分緊張，正是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這是楊剛的一個側面。

為了再現楊剛的精神風貌，序文更重要的是圍繞《楊剛文集》中的內容，展示楊剛另一番人生風貌。這就是她“富有熱情又富有獨特風格和識見的作家”的一面。看到這兩個側面，首先是感到：“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爭的經常奔波勞碌的歲月中，能寫出這樣多方面的作品來，不能不使人敬佩。”從楊剛的作品中，胡喬木感受的是作品背后的作者。說她的小說“樸素”之中又“有一種深入人心直至撕裂人心的力量”，是評論作品，也是評論作者;又說“她的詩可能不夠精練，卻是感情的燃燒”，更是著眼于作者的感情火熱;又說：“她的散文，特別是散文集《沸騰的夢》，是中國人愛國心的熾烈和雄奇的創造，在現代的散文中很難找出類似的作品來。”這是把楊剛的創作當作一種時代現象來對待的。這樣從兩個方面評價楊剛就很好地介紹了著者，讓讀者感受到這本書的分量。有了上面的介紹，序文最后便順理成章地作出了一個結尾：“愿她的文集的出版能使她的熱烈的生命長存在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讀者的心中。”這句結語既說出了作者的性格，也引導讀者與她的熱烈共鳴。這正是寫序言的最重要的目的。

這篇序言是最講究章法的，也是胡喬木最熱烈的序言。